地铁7号线

北京深处

地铁沿线的75个尘封秘境

广渠门

夕照寺：金台夕照争论百年

古寺身世终成谜

夕照寺如今隐身于广渠门铁道桥南面的楼群中，不留心还真不容易发现。但旁边的街道就命名为夕照寺街，由此可见这座庙宇也曾经颇有影响。古寺具体建于何时，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清朝康熙年间的官员赵吉士曾客居夕照寺旁的张园，因为离着不远，所以常去寺中与僧人畅谈。寺里僧人各个博学广闻，赵吉士形容他们“纵谭古今成败无稍倦容”。但即使是这样博学的僧人，一谈起自己寺庙的历史也都“默然无以答”。《顺天府志》中也说夕照寺“莫详所始，其建置年月亦无碑记可考”。由此推测，夕照寺的身世早在清朝就成了不解之谜。

笔者遍查古籍，终于在清末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中发现了古寺身世的蛛丝马迹。书中称“夕照寺创于明时，为西山浙僧分院”。原来这里起初不是独立的庙宇，而是一座分院，很可能连名字都没有，难怪不见于书籍记载。传说寺前有一座大影壁，每天当红日西坠之时，夕阳照射在影壁上，会出现一片红光，因此后来才得名夕照寺。

明代正统年间，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来到寺中。副部级官员造访，对于夕照寺来说绝对算是贵客临门。寺中住持高僧普朗请于谦为他的师父古拙俊禅师所作《公中塔图并赞语》题词，于谦也不推辞，撇撇如刀、点点似桃，一篇题词一挥而就。后来这份墨宝收藏在清乾隆所刻的《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籍法帖》第二十八卷中。由此可以推测，最晚在明代中期，夕照寺已经扬名京城了。

小寺辈辈出能人

到了顺治初年，夕照寺败落了下来。好在乾隆年间寺里出了一位恒吉禅师，才将古寺起死回生。原来在不远处的左安门外弘善寺静观堂的两壁上，有陈香泉、禹之鼎两位名人的遗迹。不少游人都专程去参观壁上的墨宝，弘善寺香火因此鼎盛一时。恒吉禅师效仿弘善寺，将夕照寺大殿的墙面粉刷一新，并请陈寿山绘制《古松图》于西壁，请王安昆题《高松赋》于东壁。陈、王两位都是乾隆朝出名的丹青高手，夕照寺一下得了两件镇寺之宝，名声大噪，观者如潮。

到了晚清，寺里的吉云禅师也是一位能人。《天咫偶闻》中说他书法精绝，闻名京城。说来也奇怪，这位吉云禅师原本是大字不识，只因与工部尚书贺寿慈交好，便常常去贺府做客。有时赶上贺大人挥毫泼墨，吉云就在旁边观看。突然有一天吉云禅师似乎有所顿悟，拿起毛笔一比画竟然就写起字来。这把见多识广的贺尚书也吓了一跳，细看吉云禅师的书法还颇具神韵。于是贺寿慈将吉云禅师聘为自己的代笔，从此之后吉云在京城书法界声名鹊起，求字的人踏破了夕照寺的门槛。

自民国之后，夕照寺再次败落。末代住持苦苦坚守，最后也圆寂于寺中。新中国成立后，夕照寺香火断绝。庙宇先后被幼儿园、街道工厂占用，古建筑毁坏严重。1965年，寺中的珍贵壁画由北京文物工作队揭走保存。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些珍贵的壁画虽然离乡背井地进了文物局仓库，却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到了20世纪90年代，夕照寺完全被包裹在了违章建筑中，从外面看不出一点古刹风貌。幸好山门殿、大雄宝殿和大悲殿等主体建筑尚存，这也为夕照古寺之后的重生保留了最后一口元气。2007年，占用单位迁出，夕照寺终于得以重修，成了如今的金台夕照会馆。修葺一新的庙宇中，不再有阵阵佛乐，而是变成了一处文化会所。

袁崇焕纪念馆：闹市埋忠骨

如今的袁崇焕墓，已经隐藏在了楼群当中。大门外悬挂着“明代民族先烈袁崇焕墓”匾额，两侧是“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楹联，旁边则立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汉白玉牌。有这全套的标示认证笔者才敢相信，居民楼中的这排平房，就是袁崇焕墓地。据说1952年北京市集中迁坟，袁崇焕墓地险遭强拆。后来柳亚子等文化名人向毛主席上书保护袁墓，并得到批复责成北京市落实。

穿过不大但寂静的小庭院，便是袁公享堂，正中为其画像。明史载，袁公“容寝”，也就是说长得比较抱歉。但这里的袁公像虽说算不上美男子，却也威仪端庄，令人望而生畏。画像两侧是他的广东同乡后辈康有为题写的楹联“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下面的八个展牌，向人们大致勾勒出袁崇焕的生平事迹。

东西耳房则展示着来自袁公家乡广东的瓷器等生活用品，还有那个时代战场上的刀枪兵刃，以及有关他的史籍史料。但上下遍寻，却没有袁公本人用过的物件，仅有他在福建宁武做知县时题的一幅真迹石刻——听雨，寥寥二字，却行笔畅达。旁边则刻着康有为撰写并手书的铭文：“观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武棱盖世，遂见忌于敌，以谗间死……”

绕过屏风，不大的祠堂后面便是“有明袁大将军墓”的简朴坟冢。袁崇焕于崇祯三年（1630年）被“磔弃西市”后，无人敢为其收尸，只有部下佘义士将袁崇焕头颅自示众的旗杆上盗回，葬于自己后院，并命后代不许做官、不许还广东老家，世世代代为袁公守墓。起初，因政治环境，佘家只能打着广东义园的旗号，将袁公作为无名广东同乡祭拜。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袁公墓才见天日，而为其平反的竟然是他曾经的敌人——乾隆帝。在批阅明史时，乾隆皇帝为袁崇焕的忠烈震撼，命正式修建袁公祠，并抚恤袁氏后人，“有明袁大将军墓”的墓碑就是那时立的。

袁公祠之所以一直被人记住，在于程本直为袁公叫屈而被杀，更在于那个近乎神话的佘家十七代人守墓的故事。而最后一位守墓人佘幼芝女士还入选央视2004年“感动中国”侯选人。尽管袁公祠正式交由国家管理，佘家也乔迁新居，守墓史从此画上句号，但“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的美名却永留青史。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个人能半个世纪信守一句三百年前的承诺，说是义薄云天也绝不为过。

桥湾

芦草园胡同群：京剧名角涅槃之地

笔者家里三代人都居住在南城芦草园胡同，这一带是京剧演员扎堆居住的地方。就在方圆仅一公里的范围之内，前前后后住过的京剧名家就有五十余位。像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都曾在此安家，当年也算是群星璀璨、高手如云了。就连我家所住的南芦草园7号院，都曾是清末民初著名京剧演员律佩芳的私宅。

如今芦草园这一带的胡同都得以完整保存，算是万幸。不少摄影爱好者来此取景拍摄，倒是明智的选择。有机会漫步其中，您就会发现这里的胡同并不是横平竖直，而是弯弯曲曲。这在老北京胡同里，极为少见。原来这一带曾经是沟壑纵横的水乡，房屋都是依水而建，如今的胡同脉络，就是当年古河道的走向。因为河道两岸芦苇茂盛，这才有了芦草园的地名。后来古人割下芦苇充当饲料，存放的地方就成了草场胡同。除去给牲口充饥，这些芦苇还能编成席布铺设在屋顶防雨。编席工匠聚集的地方，就是如今的大席胡同、小席胡同。一步步走来，每个地名都记录了一段故事，汇集起来就成了一部南城水道发展史。

因为这一带最早是水乡，人迹罕至。随着人们对河道的开发和利用，这才在沿岸建起了房屋，形成了胡同。因此在清末民初，这个地块就相当于开发区，属于新城范围之内。与老城相比，这里虽然少有坐拥数百间房屋的大宅门，但也没有难以搞定的棚户区、钉子户。芦草园周边的房屋，多是一进或两进的小四合院，既不失体面，也不显得张扬。因为毕竟是新区，房价比起北城也绝对算是便宜。除此之外，芦草园一带距离“京城百老汇”——前门极近，步行也只需十余分钟。这对于每天需要上园子的京剧演员来说，可谓十分方便。综合房价、户型、交通等因素，不少刚刚崭露头角的京剧演员，都选择购买芦草园的“小户型房”。

拿京剧大师梅兰芳来说，曾与我家住邻居。1915年，作为舞台新秀的梅兰芳花大洋两千余块，在北芦草园西口（今青云胡同29号）买下了一座房产。这所宅院是东西两所打通的并列四合院，两院格局相同，都是规规矩矩的四合房。这座院落现在保存了下来，街门面向南开，横楣上至今有精致砖雕花纹，展现着当年的繁华。梅兰芳在此居住期间，表演日趋成熟。由搭班唱戏到自己挑大梁建班社，以及梅派代表作《黛玉葬花》《红线盗盒》《霸王别姬》《西施》等戏的首场演出，均是梅先生在此居住期间完成的。可以说，这处院落是孕育梅派艺术的宝地。

经过多年的努力，梅兰芳终于完成了由“二线演员”到“一线演员”的蜕变。1923年5月，梅兰芳告别了他居住了八年的北芦草园胡同，迁居至内城无量大人胡同5号，从而也开启了他艺术上的新篇章。除去梅兰芳，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也曾住在这一带。程先生小时候学戏很苦，几乎被师父打成残废。后经文人罗瘿公出手相救，才算捡了一条命。后来罗瘿公就将程砚秋安置在了北芦草园胡同75号居住。

一来芦草园房价便宜，交通方便；二来程砚秋当时与梅兰芳家一箭之遥，方便向梅求学问艺。那时的梅兰芳虽然也只是二线艺人，可程先生更是刚刚出道，因此能够向京剧新秀学艺，是程先生的大好机遇。1919年，15岁的程砚秋拜25岁的梅兰芳为师，芦草园胡同又成就了一段京剧奇缘。后来程砚秋声名鹊起，日进斗金，也就搬离了北芦草园胡同。这里仿佛成了京剧大师们的一块跳板，在此静候羽翼丰满后振翅高飞。因此京剧界也有人戏称“没住过芦草园，算不上好角儿”。

珠市口

前门大街：老北京的百老汇

现在逛前门大栅栏的游客，多是冲着老字号去的。“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手里再拎上两斤张一元的花茶，这成了不少游客的“标配”。但如今穿行在大栅栏里的人们可能不知道，当年这里除去繁华的商业，更是摩登时尚的文化娱乐场所。大栅栏连带东面的鲜鱼口，总共不足五百米的街道上，茶楼、戏院比比皆是，足有十三家之多。

当年盛极一时的戏园子们，如今已是所剩无几。鲜鱼口东口的天乐园算是一家。关于天乐园最早的记载，来自一块竖立在精忠庙边上梨园会馆里的石碑。碑文记载了嘉庆年间北京城二十家剧场的名字，其中就有天乐园的字号。也就说明，起码在嘉庆年间，天乐园就已经小有名气了。比起乾隆年间就成

型的七大茶园，天乐园算是个小字辈，起初也只能接演一些什不闲、莲花落、大鼓书之类的曲艺节目，算是个平民小戏园子。天乐园日后的发达，还来源于大栅栏的一场大火。

1900的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开坛。装神弄鬼的神棍点火做法，不小心把房子点着了。那时的房子都是木质结构，火借风势，不到半个时辰整个大栅栏变成了一片火海。仲芳氏《庚子记事》记载说：“自清晨起火，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计东面烧至前门大街路西为止，后路以东株连；南面至粮食店、王皮胡同口为止；西面至煤市街，大齐胡同口为止，观音寺小李纱帽胡同为止，杨梅竹斜街至万福居为止；北面西河沿排子胡同口为止，西月墙至城墙为止。”简短解说，一场大火过后，前门大街路西，也就是大栅栏一侧成了一片废墟。这一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剧场茶楼都毁于一旦。天乐园因为地处距离大栅栏二百米之遥的鲜鱼口东口，竟然躲过了一劫。火灾过后，由于其他园子都在忙着重建无法开门营业，天乐园一下就成了前门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来此租场子唱戏的戏班打破了头。这其中就有一位决定天乐园以后命运的人物——田际云。

这位田老板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梆子演员，艺名响九霄。听名字您就能想象得出，这位的嗓子是十分了得。他在1892年被推选为梨园会首，统领群伶。罗瘿公《菊部丛谈》中说：“国会初开，有欲举田际云为议员者。项城（袁世凯）语人曰：‘响九霄若做议员，吾将以总统一席让谭鑫培也。’”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也可看出，响九霄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是不可小视的。

当时的京城，既有京剧，也有梆子，二者各具特色，争得不相上下。田际云观察到这个特点，在天乐园的舞台上，来了个戏剧界的“维新变法”。他将京剧和梆子演员放在一个台上演对手戏，一出戏里，既有京剧唱段又有梆子唱腔，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口味。一时间，天乐园场场爆满，生意好得不得了。而这种形式被称为“两下锅”，至今仍保留在戏曲舞台上。除去“两下锅”，天乐园还是北京第一个演出西洋音乐的场所。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热心教育的李君盘、刘树楠两人为翔千学堂和实践女子学校筹款，计划举办一场西洋音乐义演。田际云热心公益事业，当即将天乐园免费提供给了他们。要说义演的节目实在精彩，既有风琴独奏、军乐合奏、洋笛古琴合奏，又有各国国乐演奏，让人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全球风采。怎奈当时的北京保守闭塞，老百姓对这西洋玩意儿并不买账，连演两天，票房惨淡。这次又是精明的响九霄出了主意，在这些西洋节目间，加演京戏、梆子、京韵大鼓、大雷拉戏等，上座率马上提高，甚至达到了一票难求的程度。

台湾会馆：宝岛学子名震京华

如今到过台湾的人不少，但知道老北京台湾会馆的人却寥寥无几。从前门步行街向东走不远，一座颇像台湾妈祖庙的建筑矗立道旁。这，就是经过修葺开放的台湾会馆。闽南客家风格的飞檐斗拱，与老北京四合院落的古朴风韵交相辉映，别具一格。按照《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会馆》的记载，台湾会馆的兴建，还是要提到科举那些事儿。

众所周知，明清两代的国家选材完全靠科举取士。因此在旧中国，出身贫寒的人如果想改换门庭，可能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以走，台湾省也不例外。

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始，陆续有台湾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当时的清政府也讲究“特区建设”，在科举上对台湾生源格外照顾。《台湾文献丛刊·清会典台湾事例》里记载，只要这一次考试中，参加的台湾学子超过了十人，就要专给台籍学子增加一个进士录取名额。清政府对于台湾学子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政策优惠，来北京参加考试的台湾学子也就越来越多了，总住客栈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台湾会馆的建设迫在眉睫。

建设会馆的工作，最终由台湾爱国诗人施士洁统筹。这位施先生可算是台湾的一位奇人，六岁能属对，有触类旁通之妙。未冠之时便举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二岁又中了三甲进士，钦点内阁中书。这顺利程度，可是要让孔乙己羡慕死了。后来他回到台湾，出任“海东书院”山长。丘逢甲、新竹郑朋、安平汪春源等后来的台湾名人，都曾入院就读。因为施士洁是台湾文坛首领，筹建台湾会馆便是义不容辞，1893年就在大江胡同选址，购买民宅，加以扩充，形成了如今的台湾会馆。建成之后，这里便成了台籍精英的汇聚之所。

如今的台湾会馆，就在大门旁，“五人上书”铜像引来不少来宾驻足。大家都知道清末有个“公车上书”，可不知道还有个台湾版的“五人上书”。1895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式订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等地给日本，并赔款两亿两白银。消息传到台湾海峡两岸，群情激愤。

在北京的台湾籍学子更是先一步得到了消息，不少人甚至痛哭失声，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如是说：“台湾举子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这正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面对国破家亡的现状，台湾学子们再也坐不住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九中记载，4月28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11天，由在京台湾省籍人士叶题雁、李清琦、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等五人联合上书都察院，再由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代转奏呈文，上达天听，史称“台湾五举子公车上书”。文中措辞强烈，称“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表达了台湾人民坚决反对割台的态度和抗争到底的决心。如今百年已过，这五位爱国志士也早已逝去，只有五尊塑像还屹立在会馆门前，坐观百年风云。

大观楼：放电影的戏园子

在大栅栏的最西段，还保留着另一座百年老戏楼——大观楼。在清末，这儿叫作大亨轩茶园。虽说是茶园，其实就是一座剧场。只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戏园这个词基本不用，而多以茶园或茶楼代称。其实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也是被逼无奈。清朝时，有“斋戒忌辰之日禁止演戏”的规定，要是赶上皇帝驾崩，那更要禁戏百天。这时如果剧场自称茶园，则可不卖戏票改收茶钱，演员打着“说白清唱”的旗号，照样可以挣钱，等于是钻了个国法的空子。这座大亨轩茶楼起初承接京剧演出，但经营一直不景气。直到电影的发展，才让这一状况有所改观。

1895年，世界第一台电影放映机在法国问世，隔年便传入中国，被称为电光影戏。中国早期的电影设备和影片全靠进口，影片内容在今人看起来甚是幼稚可笑，无外乎是《黑人吃西瓜》《轮船到港》《自行车比赛》等简单的片子。起初，人们看起来觉得津津有味，后来就觉得单调无聊了。琉璃厂丰泰照相馆经理任景丰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利用学过的照相技术，开始研究自己制作影片。1905年，他在东交民巷买了一套德国制造的摄影器材，请来了当时的京剧名家谭鑫培，由谭老板主演《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折，制成影片三本，可放二十分钟。影片制成后，就选在大栅栏大亨轩茶园进行首映，一下子在京城引起轰动，观者如潮，《定军山》也就成了中国第一部国产大片。市场的反响极大地鼓舞了任景丰的干劲，紧接着他又拍摄了《青石山》《艳阳楼》《金钱豹》《收关胜》等影片。到了1907年，挣了钱的任景丰干脆租下了大亨轩茶园，重新装修添加设备，改称大观楼影戏园，以电影放映为主，兼营曲艺杂耍。大观楼，也就成了京城第一座电影院。

到了1913年，大观楼影戏园干脆就改叫“大观楼电影院”，这个名字沿用至今。20世纪60年代，大观楼首次在国内放映宽银幕立体声电影。作家肖复兴还曾记录过小时候到大观楼看电影的经历。当时他看的是陈强主演的《魔术师的奇遇》，影院还加放了风光片《漓江游记》。肖复兴说当时带上影院发的特殊眼镜，感觉火车仿佛就要撞到自己，漓江的水也仿佛真的湿了自己衣裳。

据统计，大观楼的宽银幕电影连着放了一万多场，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如今的大观楼，已经成了一座气派的电影博物馆。谭鑫培《定军山》的巨幅剧照就挂在博物馆大厅的中央，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辉煌的历史。

虎坊桥

湖广会馆：主业唱戏，副业也唱戏

在两广路虎坊桥路口的西南角，脸谱造型林立的小广场旁，一座青墙红梁的小院独立于周边高楼大厦中。雕栏画栋的大门显得格外肃穆，步入其间更是别有洞天。面积达2800平方米的院落里，已形成戏楼、茶楼、酒楼、博物馆“三楼一馆”的独特格局。

曾国藩在此过生日

您别小看了这座位于南城的院落，当年可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清朝名士徐乾学、岳钟琪、张惟寅、刘权之、王杰、叶继雯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会馆本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当年千里进京考试的湖广学子，多聚会于此。这也难怪，这里汇聚了如此多的文坛巨匠。也因为这个缘故，文昌阁就成了会馆中最为神圣的建筑。

文昌阁位于会馆中部，前有1830年加盖的大戏楼，后有供会议用的宝善堂、供宴饮的楚畹堂和会客的风雨怀人馆。再往里走，便是竹木叠嶂、笼雀啁啾的花廊。文昌阁对面的门廊拐角处还有几幅壁帖。叶名琛、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大学士匾，曾国荃、胡林翼等人的封爵匾，还有刘子庄、黄自元等31人的状元、榜眼、探花的传胪匾等在此都有记录。据说当年，湖广会馆是文坛聚会的场所，知名文人的墨宝，可以说不计其数。但新中国成立后，湖广会馆因长期被用作民居，结果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匾额竟然多被居民拿去劈柴取暖了。至今想起，仍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湖广会馆现存匾额中，留下名字最多的要数曾国藩了。这位曾大人率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官封至一等侯爵。可以说，他是同时期湖广地区最为出名的官员。因此，曾国藩对于北京湖广会馆的修缮，责无旁贷。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官至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倡议重修会馆，新增了风雨怀人馆，确定了会馆的整体格局。可能是出于乡情，曾国藩对于湖广会馆有着特殊的感情，就连自己的六十大寿，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后来他回忆说，在湖广会馆“宛在洞庭云梦”，颇能感受到水乡泽国的万千气象。

古戏楼堪称活化石

大戏楼是湖广会馆最出名的建筑，也是全国现存比较完好的四座会馆戏楼之一。这里的戏楼曾名角荟萃，民国初年，谭鑫培、余叔岩、陈德霖、梅兰芳等京剧大腕都曾在这里演出过，著名花旦田桂凤与谭鑫培还多次在这里合作《乌龙院》《拾玉镯》等大轴。当年能在这里演出的，都是民国年间的顶级大腕。

作为北京市建成开放的第一百座博物馆，由乡贤祠改建的戏曲博物馆内可谓是珍品众多。在博物馆大厅的中间，陈列着一个被玻璃罩保护的深栗色木牌，这便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皇帝赐给陈德霖的进宫腰牌。这在当时绝对是“一哥”的标志，距今已有近120年的历史，绝对算得上是镇馆之宝。作为梨园胜地，湖广会馆也是众多名家拜师收徒的地方。博物馆左侧的展台陈列着一幅立体浮图，中间被众人围坐着的是陈德霖，旁边围着梅兰芳等六位弟子。这张图是梅兰芳1920年为庆祝陈德霖六十大寿命人制作的《拜师图》，记录的正是王琴侬拜陈德霖为师时的情景，距今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除此之外，湖广会馆还收藏着不少和戏曲有关的老物件。比如1926年梅兰芳设家宴招待来访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的合影，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用过的粉底和百合绣花的女披，李洪春生前耍过的关公大刀等。

上林仙馆：八大胡同的最后印记

谈起老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是人尽皆知的地界。从广义上说，它指的是前门大栅栏的观音寺以西，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的诸多胡同。具体非要说出八条的话，公认的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但是如今前门外的陕西巷，却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些词汇八竿子打不着了。穿行在破败的胡同里，只有一些二层小楼以及其上的门楣、楹联还依稀留有曾经的影子。如果您还想寻找些当年风月场所的影子，那就要去位于陕西巷北口的上林宾馆了。

上林宾馆，是一座二层的砖石结构小楼。在破旧的胡同中，它规整讲究的建筑格局格外显眼。旁门的门楣上刻有“上林仙馆”四个字，想必就是如今宾馆名称的由来，而当年的上林仙馆绝对是八大胡同的顶级会所。

步入正门，顺木台阶而上，站在二楼即可俯视天井当院。细看便会发现，整个天井呈现出八角的龟壳形状，这就是传说中的龟房，取长久存财之意。拐角处有一处四人间套房，盛传这是当年赛金花所住的房间，但并无定论。

虽然房间是否是赛金花所住不能确定，但是她在此驻场却是事实。在晚清众多的名妓当中，赛金花应该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她曾是状元洪钧的小妾，随夫出使欧洲四国，并且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德语。她凭借自身的美貌与智慧，游走于社交场所，为其夫的外交工作增色不少。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他们借着搜查义和团之名在北京城进行公开抢劫，对待中国百姓更是无故屠杀，一座帝都一下变成了人间地狱。据说也是赛金花游说联军统帅瓦德西，保住了全城百姓的性命。当然，史学家对这件事有着颇多质疑，但是民间却从未停止过对这段历史的演绎，《孽海花》《九尾龟》都记载有这段故事。不管怎么说，赛金花女中豪杰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民国初年，赛金花已经离开上林仙馆去了上海，这里的花魁换成了小凤仙。这时，上林仙馆中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前任云南都督蔡锷将军。蔡将军绝非酒色之徒，他去“逛窑子”实属曲线救国。

昨天还是共和功臣的袁世凯，转脸却成了要登基的“准皇帝”。蔡锷将军想脱离袁世凯的控制，回云南起兵反对复辟。可那时，他已经被袁世凯羁留北京，遭受种种监视。为避袁世凯耳目，蔡将军作韬晦之计。他故意常去八大胡同妓院走动，因此结识了小凤仙。袁世凯看到蔡锷“沉迷女色”，便也对其放松了警惕。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万万没想到，小凤仙与蔡将军要合演一出双簧。

1915年11月中旬，也就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小凤仙借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寿的机会，安排蔡锷在房中饮酒。他们把窗纱去掉，拉开窗帘，使监视蔡锷的人可洞观室内，大衣皮帽也挂在衣架上，故意迷惑他们。待到开向天津的火车将要启程，蔡将军不取衣帽，趁乱离开云吉班，直奔不远处的正阳门火车站。此时，仆人把窗帘放下，假作蔡将军与小凤仙就寝之态。蔡锷到火车站后，立即登车前往天津，起初住进日本医院暂避追捕，随后由水路南归。至此，蔡锷龙归沧海，终于在云南举起反袁义旗。随着护国讨袁斗争的胜利发展，小凤仙的“侠妓”名声也传遍了全国。

之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再加上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种种变化使得北京的风月场受到了影响，从此衰落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集中拘留了424名老鸨和领家，收容了1286名妓女。脱离苦海的妓女在妇女生产教养院设立的8个教养所接受阶级教育和治疗。政府安排她们学习劳动技能和文化，有的被治好病的妓女被领回家，有的择偶成婚，有的进工厂做工，都获得了新生。北京的八大胡同走到了历史的终点，上林仙馆也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这里最早被改建为陕西巷第二旅社，后又被承包出去，现在已被改造成现代化的宾馆。即使您不住店，花上五块钱也可入内参观，感受古老风月场所的气息。

纪晓岚故居：曾是学士府邸又变京剧科班

纪晓岚故居位于两广大街路北，是近邻晋阳饭庄的一座四合院。如今故居门前绿草茵茵、古树苍天，长势茂盛的紫藤一到盛开的季节，更可谓香飘十里。老舍就曾有诗句描述自己在紫藤下用餐的感受——“驼峰熊掌岂堪夸，猫耳拨鱼实且华。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据说，这株古藤就是纪晓岚亲手种植。

但是纪晓岚并不是这里的第一任主人。纪晓岚在自己的著作《阅微草堂笔记》的《姑妄听之》篇中说：“余虎坊桥宅，为威信公故第。”这里说的威信公，就是岳飞的后裔，雍正朝奋威将军岳钟琪。岳将军是名门之后，又算是纪大人的官场前辈。但因纪晓岚名气太大，后来居上夺去了老宅的“命名权”。

穿过大门走入院中，可谓别有洞天。这是一座典型的两进四合院，规模不大，却也规整。正房一明两暗，两旁配有抄手游廊沟通耳房、配房。据说院子还有第三进，只是后来拆了改建小房，也就是说院子本来的规模比如今还要略大一些。想当年纪晓岚虽然没有电视剧中所演那样，地位可以与宠臣和珅抗衡，但也是礼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堂堂正部级官员，仅住了个三进小院。若拿纪晓岚故居的规模与和珅故居恭王府一比，谁清谁贪立见分晓。

如今后院的北房，为纪晓岚居所复原展。据说纪大学士就是在这里完成万世之作《四库全书》的审定工作，并写出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学术性极强的专著。虽然后世百年，不少人写书补充、修改甚至批判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时至今日，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仍无法超越。这座书房被纪晓岚称为“阅微草堂”，大名鼎鼎的《阅微草堂笔记》就是以此命名。据说阅微草堂的匾额一直保存到20世纪20年代，后来不知所踪，如今这里改为悬挂启功先生题写的“阅微草堂旧址”的牌匾。

纪晓岚不仅学问大，还是一位长寿老人。他卒于嘉庆十年，享年八十一岁。他死后纪家慢慢没落，这座宅院也是几经易手。到了民国初年，相传被一位刘姓商人买下作为私宅。到了1936年，这里成了享誉京城的“富连成”科班所在地。此时，富连成已经开办了31年，刨除已经出科的，在编的教师学员尚有几百人，仍是京剧界最大的团体。

当时阅微草堂作为富连成的总社，主要用作学生的宿舍以及练功场地。这时老东家叶春善年老多病，改由其子叶龙章接任科班社长。这位新社长年轻气盛，在新社中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在此之前，学生们都是睡大通铺，自从搬到这里之后，改为一人一床，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解决了住房问题，叶龙章开始狠抓业务。每天清晨，三进的阅微草堂里，回响着咿咿呀呀的喊嗓声。院子四周的抄手回廊上，站满了压腰、压腿的学生。叶龙章就住在现在晋阳饭庄的厨师房里，为的就是便于早上亲自监督学生练功。那时的学生不许私自踏出阅微草堂大门，每天上剧场演出，穿戴整齐后要排好队伍由专人带领出门。他们从虎坊桥总社出发，沿西柳树井街东行，经珠市口而北，走前门大街进肉市口，到达广和楼戏园。正是因为管理严格、赏罚分明，可以说在阅微草堂的岁月，富连成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潮。

广安门

报国寺：三百年前的古玩市场

如今来报国寺的人，十有八九是奔着这儿的古玩市场。的确，在北京收藏界，要说起中国古币、机制币以及外国钱币的收藏，报国寺可是首屈一指，爱好收藏的朋友，确实可以来此一游。可其实这座古寺本身，就堪称珍宝。宽敞的庭院、恢宏的庙堂、规整的格局，都向人们默默诉说着这座古刹辉煌的过去。

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始建于辽代，世称小报国寺。但到了明初已经破败不堪，而到了明成化二年（1466年）事情却有了转机。宫廷突然从国库拨巨资重修了小报国寺，并赐名慈仁寺。一座不起眼的小庙，摇身一变成了皇家庙宇。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

原来明宪宗成化帝的母亲周太后，有一个弟弟叫周吉祥，从小离家，多年没有音讯。周太后也派了不少人去找，可一直没有下落。传说一天夜里，老太后突然梦见弟弟周吉祥在小报国寺中为僧，消瘦憔悴，甚为可怜。梦醒后派人去找，竟然真在小报国寺内发现了周吉祥，姐弟见面后抱头痛哭。周太后希望弟弟还俗，共享荣华富贵，怎奈弟弟已经看破红尘，不肯还俗。无奈之下，周太后让自己的儿子成化帝在小报国寺的旧基上修建了慈仁寺。寺庙建成后，就让弟弟周吉祥当了开山住持。

周太后为了弥补弟弟，多次从内廷赏赐珍玩古董给慈仁寺。寺内光收藏的历代名画，就有一百二十多轴，田产更是达数百顷。慈仁寺的建筑金碧辉煌，规模宏大。内有七层大殿，主殿全部用黄琉璃瓦，彰显出皇家气派。后院的毗卢阁有三十六级台阶，外有回廊，是用以登高远眺的阁楼，《燕都游览志》中记载：“寺后毗卢阁甚高，望卢沟桥行骑，历历可数。”寺中还有一座窑变观音像，也是内府赏赐，存于毗卢阁中，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遗失，至今下落不明。这哪里是佛门清净地，俨然成了一座国舅府。

清朝初年，报国寺的庙会也十分兴盛。据史料记载，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三天，报国寺中最为热闹。老北京的庙会性质，很像现在的超市，基本上日常需要的吃穿用度，都能在庙会上买到。每个庙会，还都有自己的主打项目。像东城的隆福寺庙会，以卖日杂百货而出名；菜市口往西的土地庙庙会，以卖鲜花而出名；而报国寺庙会，则是以卖珍玩古董、古籍善本而出名的“文化庙会”。

这样的庙会，吸引了不少当时的大文人。王士祯《居易录》中记载道：“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不少想求见王士祯的人，到府上屡屡吃闭门羹，但到慈仁寺旁的书摊守着，却总能见到他。人气如此旺的庙会，也客观促进了寺庙香火的旺盛。两者相辅相成，都是愈加兴旺。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发生大地震，慈仁寺受损严重，后来逐渐衰败下来。书市和古玩市场往东迁往琉璃厂，这样清初北京的文化中心逐渐由慈仁寺转移到了琉璃厂。直到乾隆十九（1754年），大庙才得以重修，定名为大报国慈仁寺，老百姓也就俗称为报国寺了。

义和团运动时曾在报国寺中设坛，这为古刹带来了灭顶之灾。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用大炮将报国寺炸毁。虽四年后得到重建，但盛况大不如前。日寇占领北京后，报国寺被占用为军需库。国民党接手后，又将这里作为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的粮库，庙宇遭到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单位涌入。盛极一时的毗卢阁被一栋筒子楼取代。

法源寺：唐代古刹绝无仅有

不少人了解法源寺是通过台湾作家李敖的小说《法源寺》，书中描述了晚清志士们维新变法的故事。还真不是李敖先生凭空杜撰，法源寺与戊戌变法确有关联。一方面，法源寺地处宣南，本就是维新人士聚居之地；另一方面，戊戌六君子被杀后，谭嗣同等人的尸身就曾在法源寺内停灵。但是这座寺庙的历史，却远远不止于此。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冬，李世民自高丽战场返回幽州。想到随军战士为国效力，血染疆场，大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受。于是下令在幽州城内为阵亡将士修造一座寺庙，取名悯忠寺，意为悲悯忠良。因为各种原因，寺庙的修建拖延了几十年，险些成了“烂尾楼”，一直到了武则天在位时期，才真正竣工。唐朝的悯忠寺，就是如今法源寺的前身。从那时算起，这座寺庙已有1400年的历史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言不假。一向笃信佛教的唐朝，到了武宗时期突然下令灭佛。这一下毁弃了全国佛寺数千座，遣散僧人数十万，史称“武宗灭佛”。由于悯忠寺为太宗皇帝亲自下令修建，唐武宗不敢造次，这才得以幸免，悯忠寺也一度成了幽州地面上硕果仅存的佛寺。后来幽州节度使李匡威重修悯忠寺，又增建了一座面阔七间、上下三层的悯忠阁。寺庙规模之大，使其成了幽州城里的标志性建筑，还留下了“悯忠高阁，去天一握”

的谚语。

辽代时，幽州成了辽宋争夺的战场，悯忠寺因此多次被毁。直到辽宋划分边界，幽州战火熄灭，才得以重建。今日法源寺的基本格局，就是辽代时确立的。到了清代，悯忠寺在雍正年间大修后改名法源寺，乾隆皇帝曾亲自到法源寺进香，并为法源寺题写了“法海真源”的匾额，此匾如今仍然悬挂在大雄宝殿中。乾隆有感于法源寺悠久的历史，在寺内写下了“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的诗句。皇上金口玉言，从此奠定了法源寺“京城千年第一古刹”的地位。

在明清两代，古寺还因花而闻名京城。开始是海棠，后来为丁香。清代著名的宣南诗社，都曾经来此赏花、作诗。像纪晓岚、龚自珍、林则徐都在法源寺留下过足迹和诗篇。1924年，诗人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寺中观赏丁香，由此法源寺丁香更是香飘海外。

法源寺不愧为一座千年古寺，除去建筑宏伟，寺中收藏的艺术品更是惊人。历经数代经营，到新中国成立前，寺中收藏的佛教典籍和艺术品多达上千件，堪称一座佛教文物博物馆。虽然历经沧桑，但是如今寺庙里仍然保存下来不少珍贵的塑像雕刻。

像天王殿中的布袋和尚铜像，两侧的四大天王、护法韦驮，都是明代造型精品，珍贵异常。天王殿后的大雄宝殿中，更是供奉着木胎贴金罩漆的毗卢遮那佛像，左右两侧站立着文殊、普贤二菩萨，这“华严三圣”均为明代木质造像，在如今的北京古寺中，木质佛像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可谓凤毛麟角。而最后一进院中的藏经阁内，更是藏有一尊北京内城最大的卧佛像，长达7.4米。这尊佛像原在南城花市卧佛寺中供奉，1949年辗转到此。除此之外，藏经阁中还收藏了从东汉到明清的历代精品佛造型数十尊。来到寺中访古，除去聆听晨钟暮鼓，也可以欣赏这些佛家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