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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扶贞姐寄来的信时，我正隔着厚厚的落地窗，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手里捧着的咖啡暖烘烘的，都舍不得喝。回国以后，好几次想给扶贞姐写信，都因为不知该说些什么而不了了之。倒是阿舅，我以像模像样的钢笔楷书写过好几封格式规整的信，什么“舅父大人敬启，母亲与我甚好，勿念”之类的话。我还是同原来那样不擅长说话，只好一个劲儿地寄照片，或寄一些由阿妈特制的霉干菜、萝卜糕什么的土特产。

真正成为公司职员以后，才晓得原来每天朝九晚五是那么的忙碌。每天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刷牙洗脸化好淡妆冲进电梯，在裹着一股人味的公交车上戴着耳塞听早间广播，下车时在公司楼下便利店买了纸杯咖啡和三明治回到办公室。接着是例会、计划书和打不完的客户电话。

早晨起来后，淡淡的属于窗外黄檀树的馨香早已消散不见。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适应醒来后掀开被窝，感受到湿冷阴霾的北国初冬。那个让人光着脚刷牙洗脸的明媚小院子，还是一年到头酷热如夏吧。

阿妈说我变得黑乎乎的，连中文都不好好说反而更木讷了。因为那段时间总跟阿舅同树啊、泥巴啊什么的打交道，手变得糙糙的，一点都不像这年头应有的时髦女生。头发倒是长长了，一板一眼地扎在脑后，一回头就被母亲大人拉着去烫了个淡红色的栗子头。

所以，究竟什么样的改变才是值得被肯定的？

我每天都描眼线。原先在扶贞姐家时就偷偷学会了的，真正开始那样做还是回家以后。把眼睛描成双眼皮后，公司的人都说我看上去活泼又神气，我也隐隐有把自己塑造成那种个性的女孩的意思。

在公司里，同事们大声地唤着我的全名“黎永楠”时，我一点也没有羞赧，大大方方地跟他们开着这样那样的玩笑。这样的举止，是我过去想都没想过的。我和同期进来的一个个头儿很高的女孩成了朋友，她拉我一同去夜校学习，犹豫再三我终于决定报名文秘专业。当然，我报名念书的事情，并没有告诉阿妈。什么时候想念书，什么时候不想念书，好像都找不到足够的理由跟母亲解释。

饭也不做了，我总是忙到很晚。因为资历浅，工作上的事总要挤出时间来加班才跟得上趟，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多了，而且剩余的时间还得去夜校上课。公司食堂的套餐和楼下茶餐厅的快餐其实也不难吃，吃完每日例牌的特惠套餐还有奶茶或者例汤赠送。卡包装着一沓楼下派送的快餐优惠券，我总是按照边缘剪切线撕下来小心翼翼地拿去兑换。

勉强算是都市女郎了。

每当给办公桌上的绿萝换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辜负了那些植物。具体是哪些植物，怎么辜负的不晓得，总觉得每天匆匆忙忙上班下班，掠过我眼前的行人，道上的大叶榕啦、杧果树和紫荆树什么的，成了摆设一样的存在，原先对于植物变化的敏锐感觉好像愈来愈淡漠了。春天过去是夏天，夏天来了会开花，秋天之后满树都是果实，对于这一切，我好像都不在乎了。

是我的错吧。只有桌上绿萝绽出新芽时，我才有一点点欣喜。在同事面前，我也没有勇气提起自己当园艺工人的经历，只有描着眉涂着唇对着连着网线的电脑飞快打字整理表格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

喝了一口咖啡。醇和的，意式咖啡。我们这里没人喝越南咖啡，茶水间摆放的要么是速溶咖啡，要么是袋装的意大利咖啡豆。

那有什么关系，我想。只要是暖暖的，入口醇厚的味道就好了。

那孩子叫阿弟。好像不是阿姐的儿子而是她弟弟似的。这样比较好，风华正茂的扶贞姐拉着阿弟的手，什么时候看上去都像一对小情侣。

我把马克杯放在桌上，将夹在信里的照片抽出来，逐一对着灯光翻看。有花的，有阿弟的，有扶贞和阿弟的，也有阿舅舅娘在海滩上憨憨笑着的样子。

什么时候阿舅笑得这样憨了啊。

“这是谁？”同事指着一张老太婆坐在浅蓝色小洋楼前晒太阳的照片问道。日光明丽，过度曝光的照片上，只见得到蓝色的光和暗蓝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