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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贞突然提起说带我到海边玩，是我上班差不多一个月后的事情。

“去海边玩，怎么样？”

她一面说着，一面扶着连衣裙后襟，让我帮着拉上后腰的拉链。我正坐在饭桌前撕鱿鱼丝，手干涩涩的，赶紧起身往围裙上抹了抹手，哗啦一声将她的鱼尾连衣裙拉上。

“刚刚祖来电话，说星期天一起去海边玩。”

“啊，祖是谁？”

扶贞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顺手从盛着鱿鱼丝的碗里捏出一根，放在嘴里细细地嚼着，吃得一股子惬意。

“这个星期天，记得了哟。”

扶贞冲我粲然一笑，扭头回房去了。大概又是在准备化妆出门上班吧。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对任何人任何事物展放她的温柔的女人，心底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虽然对她所说的去玩这件事很是向往，可是我也下定决心默默抗拒她的魅力。

见到祖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吃惊。他穿一件质感很好的白色恤衫，秀气的额发下，一双细长的眼睛又深又黑。我本以为他会对我说点什么才上船，谁知他只是粲然一笑，蛮有默契地接过我同阿姐背的挎包，就同我们一起登上了船。我心下嘀咕着，这样的男生，究竟是阿姐的男朋友，还是阿姐男朋友中的一个呢？本以为阿姐的男朋友大都是上次在酒店见到的哲先生那般，是既成熟又稳重的社会精英。这个秀美得掐得出水来的少年，同阿姐走在一起，无论如何都过于单薄了吧。

一路上阿姐和他有说有笑地站在船舷，海风款款，掀起他的额发和阿姐的裙襟，甚是醉人。即便是远远地坐在木椅上发蒙的我，也偷偷地想要往他们那边瞅上一眼。

祖挂在恤衫口袋的太阳镜，时不时地朝这边反射出光来。由于太阳很晒的缘故，他们靠着栏杆背对着海。戴着大檐草帽的我，冷不丁抬头瞥见祖撩着阿姐被风吹散的长发，觉得害羞便低下了头。

我来到西贡这段时间，基本上哪儿都没去过。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心一意地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上班面对花花草草瓶瓶罐罐，下班独自睡觉或是做饭，这样子的活法，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继续这样子生活下去看看。揉着手里的船票，不知不觉中我抬起头，看着蔚蓝的天空。

天空是令人期待的碧晴色，那种毫无污垢的绿，同阿舅园子里的树木既相似又全然不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新得令肺腑颤动的空气，不知怎的，我竟落下泪来。

微妙的、晃动不安的高三结束之后，我就打算开始独立的生活。虽然母亲和继父一而再地挽留我，说什么无论如何也希望我同他们一起生活，我还是选择了这条路。也许，任性地摆脱看起来像是束缚的关系，是自父亲离开我们后，我埋藏心底多年的选择吧。

至于耀辉——中学时期的男朋友，也是这场选择之中连带需要被放弃的地方啊。也许从认识耀辉的那天起，这个决定就早已存在了的。只是眼下身处异国的我，随着船舷轻微晃动的身体，不知缘何又重回昔日情境。

在西贡的两个多月的日子，好像数不完的日夜似的，离开家乡的整个人，大概从头至脚都翻了一番。我将双手夹进合拢的膝头，任手心渍出汗，黏湿了船票。

说起来，我在这个城市还没有结识任何一个朋友，即便是扶贞，关系也是淡淡的。至于一同工作的阿丁，有时候觉得他总有些什么事情想对我说，健康而局促地微笑着，用有限的几个英语单词说着说着便不了了之。还有阿舅，虽然每日面对老瘦嶙峋的树木不怎么说话，隐隐觉得他什么都明白似的。哪怕只是轻轻抬头唤我一声：“小碗，去把拉丝刀给我拿来。”我也觉得他内心深处一定是对某个事物了了分明的。

那是一个同上了年头的榆树一样让人心安的人。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扶贞姐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走上前来，递给我一罐可乐。罐装的可乐迎着夹杂着腥气的海风喝起来格外爽口。许是因为扶贞姐笑意盈盈的缘故，刚刚的小情绪倏然消散，我甚至因为自己面对如此风和日丽的光景沉湎伤感而感到害羞。

“喜欢这里吗？”

海风照例撩动坐在我一侧的阿姐的长发，我屏息静气地坐着，默默感受着海风、淡蓝色的栏杆、白色的海鸥和从阿姐发梢发散的气味。

“那个……你们常去海边吗？”

“啊。去过几次。”

“祖很帅。”我故意地、狠狠地流露出赞许的语气。

“啊。是吗？”阿姐仿佛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她眯着眼，视线透过仍然站在船舷的祖，落在比我还远的地方。

逆光中的祖，头发的边缘镶着淡金色，他好像冲着我们这边笑，但笑容融化在刺目的阳光里让人看不确切。

因为不会游泳，祖跑到海滩附近的商店去给我们租救生圈，我则跟着扶贞躺卧在椰子树下的躺椅上，一人捧着一只插着吸管的椰子。穿着橄榄绿泳衣的阿姐，大部分肌肤裸露在椰子树的阴影里，浅黑的皮肤看上去像是涂了一层蜜。

我很怕晒，一年到头户外活动的次数少得可怜，这次也是带足了防晒霜里里外外抹了个遍。说来还真怪，来西贡这段时间我竟然长胖了，直到穿着屁股紧兜兜的泳衣时我才发现这一点。

“他的皮肤真白啊。”祖拎着两只泡沫样式的救生圈回来时，我不由得冲阿姐感慨了一番。谁知祖竟然像是听得懂中文似的，朝我非常有默契地笑了。

我尴尬地望向阿姐，像是寻求什么帮助似的。

“还真是。”阿姐不以为意地耸耸肩，她的脊背沾着的沙子都快要脱落了。

祖将救生圈放在我的椅背后，笑嘻嘻地看着我，那一刹那我以为他会脱口说出什么“皮肤真的很白吗”那样的回答来，谁知他只是用英文说了句“常常听扶贞提起你呢。”

“真的吗？”我睁大眼睛，连方才大大咧咧调侃陌生男人的羞愧都丢到脑子后了。

“扶贞说她有一位很可爱的中国表妹。”

“啊，谢谢。”比起祖圆润又自如的英语来，我的回答还是满蹩脚的。近距离地看着这位清秀的男子，觉得他比方才更生动更像真的——隔着一段距离看上去，那人总有一股不真实的美感。

“有空要向你请教中文哟。”祖大大方方地搬了个躺椅在我们中间坐下来，双手枕在后脑勺。

“噢，好。”我怎么也想不出“不敢当”这个英文单词该怎么说，只好稀里糊涂地应了句“好的”。

“我的中文名字……”祖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在沙地上沙沙地写起来。他的手很修长，盯着看久了会有连同他的手陷入沙子的感觉。

“阮、元、勇。”我缓慢地读了出来，“对吗？”

祖笑着点点头，轻轻地在那个名字下方画下一个圈。

写完自己的名字没多久，祖牵着阿姐的手去了海里。我兀自留在椰树的阴影里，呆呆地看着那个人的名字，一点一点地被风吹散。

那日见过祖后，这家伙似乎就从我和扶贞姐的生活里消失了。既没有他的消息，也没有听阿姐再提起过。

亲密成那样的一对男女，怎么会突然就烟消云散呢？

“元勇怎么样了呢？”有一天我趁着拿龟苓膏去阿姐房间的机会，假装无意地问道。

“啊，那个人啊！”

好像在说不相干的人似的。

“还是老样子啊。”

这样一来，我就没话说了。什么老样子不老样子的，根本就好像没有那回事似的。

阿姐将叼着的烟放在珐琅彩的烟灰缸里，拿起我端过来的龟苓膏一勺一勺地咬着。那次去海边晒出来的游泳衣印痕，早已从她身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吧。我瞥了一眼穿着米老鼠背心和短裤的扶贞姐，她正在漫不经心地坐在床沿翻看一本时尚杂志。她那样子，就好像我前世是她丫鬟似的。

说不定就是啊。明明长了一副丫鬟脸，却又不甘寂寞地打听这打听那的。

“祖在法国啊。”阿姐突然抬起头来认真看着我，“我们小时候常在海边一起玩的，后来他跟着父母移民去了法国念大学。”

“哇。”我说不清是惊讶还是失望，也许又有一点点难过，竟然“哇”了一声出来，简直像个孩子。

“啊，以为是阿姐的男朋友呢。”

扶贞摇摇头，既没肯定又没否认，眼神淡然得跟昨天似的。

我装出对祖没什么兴趣的样子，没头没脑地吃着自己碗里的龟苓膏。

雨季一来，我花在园子里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总要帮阿舅干这干那的，不是怕暴雨淹了小树苗，就是怕雨水打翻嫁接的枝干，还得忙着清理被落叶泥浆堵塞的通水管道口。

植物种在盆子里就是好，任人搬来搬去也毫无怨言。我总是自说自话地冒出各种无厘头的想法，可能是待在这里，能真正用熟悉的语言交流的，只有我自己吧。

下雨天的时候，人手不够，万历堂就得暂时歇业半天。在挂上阿舅用毛笔字写的中文和越南文的“本店歇业”牌子后，就可以合拢大门往阿舅家的园子里跑。

有一天，来了个怪客。

她穿着灰色僧袍，用很沙哑的声音指着铁架上的一株罗汉松问我：“那是多少钱？”那是一株摆放了一段时间的附石式盆景，因为松树被怪里怪气的石头遮挡了大部分的缘故，问津的人并没有多少。

“多少钱”的越语，我还是晓得的。我用计算器打出价格，凑到她面前。

女尼用几近好奇的眼神看着我，不说话。我感到她圆圆的眼睛里，有某种怔忪的纯真。

“那样的人，会喜欢那样的石头和树啊。”我觉得不可思议。

她只是稍微地过问了下价钱，就不再说话。轻轻地在店里走了个来回，浏览了其他零零散散摆放的陶瓷、紫砂和漆雕之类的，她的目光重又聚拢在那棵松上面。

那棵树，好像是她很久之前就认识的什么亲戚似的。我见过的客人里，都没有她这种眼神的。曾听阿舅说起，这附近有所佛学院，跟中国的佛学院是很像的。年轻的出家人在那里学习从中国传来的佛教、汉字和经文。有的出家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甚至会去台湾或者大陆留学。

那个女尼，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我愣愣地想着。“喜欢吗？”这句中文不知不觉就说出了口。

“嗯？”她转过头来看我，好像是听懂了的样子。

“喜欢吗？”我又重复了一遍中文。

她点了点头，露出一丝欣喜的笑，隔了好久才说出“喜欢”两个字。虽然身着灰色僧袍，左肩上背着的挎包却是土黄色的。她攥了攥土黄色的包带，试图对我说些什么，犹豫了半刻，却又说的是越语。

“啊，对不起。”我摊开手，表示自己听不懂。

“没关系。”发音有点怪，但我大体上听懂了。为了表示自己的最大诚意，我又按了一遍计算器，一个比原来低得多的价格。

她看着那个数字，流露出温和的、单纯的笑容。看不到失望，也并非对这个价格的否认或是拒绝，好像我擦的BB霜那样真实无害的表情。

那个女尼走了以后，我一直愣愣地回味着她的表情和面容。那样的面容，让我想起那日跟在后山上寺庙的女尼的面容。虽然仅仅看到她的背影，连侧脸也不曾见到。或者今天下午这个女尼的出现，是对于未曾见过真面目的后山女尼的补充呢。

我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想着这件事，蓝色圆珠笔一戳一戳地在废弃的账本上留下印子，只生生地认为，她大概是最适宜那盆松的性格的主人了。

晚上回到家，我见到扶贞姐在房里一边吃着泡芙一边上网玩游戏。头发随意盘在脑后，真丝睡裙有好几道看上去像是睡出来的印痕。她时不时地突然加班，又时不时地突然休息。休息也大都在家玩游戏或是睡觉，总之，能和她在一起聊天、玩的机会没有多少。

当我换上家居服正准备去盥洗室刷牙洗脸的时候，盥洗室的门猛地打开，冒出一个衬衫纽扣没怎么扣好的大男人来，吓了我一跳。

“哎呀，吓死人了。”我尖叫起来。脱口而出的是中文。

衬衫男子很是惶恐地向我道歉，他上身的衬衫只扣了三个纽扣，穿着一条不知哪儿来的花式家居短裤，狼狈的样子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确认他是哲先生足足花了我十五秒。

各自道歉后，哲先生诺诺地返回阿姐的房间，我也没好气地回房褪下家居服，套上一件起了球的碎花连衣裙。待我打理停当出来时，发现扶贞和哲先生早已打理停当，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个抽烟，另一个翻看报纸。

“还没吃吧？”扶贞望向我。

我望向哲先生，哲先生笑眯眯的，儒雅、平静的样子让人觉得刚才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的心情也一瞬间好转。

“哎……”我说。

“出去吃吧。”

快八点了，繁华的街市喧嚣得有些落寞。浮灯、夜摊、挤来挤去的人群和露天咖啡座，显示着这个城市深处醉人的活力，夜色宛如刚刚贲张似的。我跟着这两人走在涌动着夜风的小径上，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看过去，这两人的背影一个轻俏一个沉稳，随着轻快的步伐，支离的灯光在他们身上生生掠过。

扶贞带着我们从一个网吧旁边的楼梯拐上了二楼。这个叫“软风”的小店隐藏在一家小型超市的二楼，平时不注意根本看不到。虽是小店，布置却满舒适的，我们在靠近凉台拉门的位置坐了下来。

正是晚饭时间，店里客人满漾漾的，老板娘胳肢窝里夹着两张菜单，一边给我们写菜单，一边不住地往扶贞和哲先生的身上瞄。

“阿姐常来这里吧？”

“嗯。”扶贞漫不经心地将头发拢到一侧，对我的提问一点也不以为意。

“好地方啊。”

我闷头想着，先前同扶贞姐来这地儿吃饭的，都会有谁呢。因为是分开的沙发椅，我们三人围桌拢坐着。店里的空调并不怎么凉快，反而是挂在墙上的几台风扇，开足马力像带电的小骡子般转得很得劲。

等上菜的当儿，我好奇地左顾右盼，毕竟被人带着来这种风俗小店吃饭还是头一遭。哲先生和扶贞慢悠悠地聊着天，我既听不懂也插不上话，只觉得这两人比先前那一次见，说话的样子更温暾一些。

蔗虾、炸春卷、豆腐沙拉和海鲜酸汤。

菜一上来，我就开吃。扶贞姐用纤细的涂着樱红指甲的手敏捷地夹着菜，虽然之前一个劲儿地吃着泡芙，现在吃菜的样子可是一点也不含糊。

席间，哲先生说起了一个笑话。他先是用越语对扶贞姐讲了一遍，阿姐笑得前俯后合，像个没心没肺的洋娃娃，连桌上的椰子酒都快被她的笑声漾出来了。

笑罢，阿姐说：“我讲给你听吧。”阿姐说话的当儿哲先生也点点头，我于是放下筷子瞧着他俩。

“从前，越南农村有家有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是个很胖很胖的年轻小伙子。他到底有多胖呢……”阿姐伸出樱红指甲的手来，从我这头比画到哲先生那头，“这么胖。”

“这个胖小子喜欢吃米饭，每到稻米收获的季节，这个胖子就开始吃。他到底吃了多少呢？”扶贞姐又开始比画，“这么多……像蔗虾这么多，像炸春卷这么多，像豆腐这么多，像小碗的花裙子这么多……”阿姐一口气说着“这么多、这么多”的，简直停不下来。

这时哲先生笑了，他笑起来眼角下方出现细细的皱纹，让我不禁想起小时候镇上冬日街头摇着拨浪鼓的卖货郎的笑。只有那种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才会笑出来那样的纹路吧。

我呆呆地想着，不由得也跟着这两人傻傻地笑了。真不是什么好笑的笑话啊，哲先生也根本不是适合讲那种笑话的人。可能是我们都灌了几盅酒的缘故，开怀变得非常容易。

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提出要先回去。

“好啊。”阿姐答道，“要当心哟。”

哲先生也随之微笑点头。

我暗自嘀咕，这两人应允得这么有默契，阿姐今天大概是不会回来了。我冲哲先生略略点了点头，说：“不好意思，让您破费了。”

英语很是蹩脚，哲先生这回的微笑与刚才摇拨浪鼓的卖货郎的笑完全不同，是得体大方的绅士式笑容。

真是的，明明那么渴望了解扶贞姐的事情，一旦她同哲先生的关系若无其事地在我面前展露的时候，我又变得厌倦起来。我打了个饱嗝，推开挂着铃铛的玻璃门，门外的燠热扑面而来，我闪身走了出去。

因为吃得过饱，我慢慢地沿着一条略微清静的林荫小路踱回去。树荫下尽是露天的咖啡桌，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的年轻人。在越南，咖啡馆就像是露天的大排档一样廉价和普遍。时不时有刺眼迷离的招牌霓虹灯光打在我的身上，粉紫橙黄和翡翠绿，经过的时候感觉换了一身颜色。

手机嗡嗡地在兜里响。自从来这里换了当地号码后，就没什么人会来电话。除了阿妈，便是舅娘。阿姐是用短信沟通的，我们不打电话。

“喂。”是阿妈。她说话永远是又轻又急又畅快。那个人做什么事都风风火火的，跟我完全不一样啊。

“啊，阿妈，这么晚了。”

“阿碗，明日是你阿爷二十周年祭。”

“噢，二十年了啊。”

“记着啊，要想念阿爷一下。”

快十点了，阿妈竟然会冷不丁打这样的电话呢，平常都是问些闲事，什么身体还好吗，工作顺利吗，住得惯吗之类的。突然郑重其事地交代要我怀念阿爷，这点不太像她啊。一般人家的小孩子，会同他们这样说吗？阿爷被查出胃癌那一年，我才刚出世，被阿妈抱到病床前，“娃啊娃”地逗给阿爷看。阿爷很欢喜，没多久就过世了。阿妈时常同我讲阿爷最疼的是我，可是一个刚出月的孩子，哪会有记忆呢。

挂了电话，我在林荫里站了好一会儿。这是林荫里的尽头，露天咖啡的喧嚣到此结束，往前拐的小巷子，就是家那头的巷子了。

停下来时才发觉脑门上尽是细细密密的汗珠，我靠着树，用脚搓了搓树下的泥，心想要是带了零钱，在刚刚的咖啡桌坐下来喝一杯冰咖啡也是好的。

扶贞回来得同平常一样晚。在热烘烘的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我听见了门响。那女人，终究还是回来了啊。我屏息半晌，只听得阿姐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地经过，心中预期的男人的脚步声并没有响起。

只是寂寥的，阿姐褪了高跟鞋的脚，踩在黑暗中水磨地板上的声音。

第二天依然是个大晴天，晴得分明纯粹，连院子里的凤仙花都快蔫败了。我把洗脸剩下的水倒在花丛里，干干地盯了一会儿蜷成小卷的凤仙花叶子，便转身收拾东西去上班。

在万历堂上班以来，我的早餐几乎都是在车站旁边的一家河粉铺吃的。一忙起来胃口就大了，吃得就更多了。待我急急地吃完早餐赶上电车时，已经八点十五分了。店铺离我们住的地方正好三站地，十五分钟的话有点够呛。挤在早晨的充满活力人群的电车厢里，扳着一晃一晃的扶手环，不由得想起阿妈昨晚对我说的事情。

说来也怪，之前在家时，阿妈从没对我提起过什么要思念阿爷的事情。忌日那天阿妈会早早起床，在院子摆好海菜、腐竹、腰果、发糕等素七样，要求我们小孩跟着一起烧香上供。阿妈还总是自己折元宝烧给阿爷阿婆，说买的太潦草，还是自己折的好。

懵懵懂懂地，跟着大人一起度过了这么多个阿爷的忌日啊，我胡乱地想着。

站我前面的是个穿白色奥黛校服的女学生，好像正在塞着耳机背英语单词。好几次我怔忪地盯着她的后背看，过于贴身的奥黛显出文胸带勒出的多余的肉，书包是浅绿色的，鼓鼓地挎在右侧，怎么看都和这一身白校服不搭。

随着电车忽快忽慢的行驶，我一面抓紧手环微晃着身子，调整着自己跟前面女生的距离，一面竭力地回忆着对我来说几乎素未谋面的阿爷，把之前从阿妈摆好的供桌上看到的阿爷的笑容同我婴儿时期的照片联系起来，就是那样一个老爷爷，将我抱在怀里，开心得如获至宝的样子。

好多次了，也只能回忆到这个。

离开中国，遥远的阿爷却变得亲切起来。那是隔着二十个忌日的阿爷啊！是我一个人生活得太久，思绪被过滤得干净的缘故吗？

电车毫无预兆地哧一声刹住车，抬眼一看，白色奥黛女孩已经不见踪影。到站了，我想。车门外是汹涌的天光色，才八点多，阳光就灿烂得离谱。灿烂阳光下攒动的人群里，有大半是流着中国血统的越南人吧。

我蔫蔫地趴在柜台上，几乎快要睡着了，脑门前顶着看了一小半的《浮生六记》。好看的武侠书都看完了，只剩下这种看得直让人打瞌睡的古书。门口那只关公的黑脸照到太阳时，正是阿舅和阿丁中午休息的时间，只剩我独自一人待在店里，无聊得与瞌睡做斗争。

我从兜里拿出手机，插上耳机线，打开音乐播放器听起歌来。听的是Beyond的《真的爱你》。澎湃的鼓点激越着脑门两侧的太阳穴，我跟着小声地哼哼着，多少有些振奋起来。

手机里存了一百多首歌，都是我来越南之前从电脑拷出来的，都是陈奕迅、王菲、周杰伦他们的流行歌曲，也有摇滚一点的像Beyond、朴树和黑豹乐队之类。在异国他乡插着耳机听着中文歌曲，感觉格外爽利。每次我戴着耳塞走在喧闹得令人咂舌的街上，扑面而来的异国风景和耳朵里传来的乡音情怀交相融汇，有股说不出的温柔。Beyond的《光辉岁月》《海阔天空》和朴树的《那些花儿》那几首都快被我听烂了。

正哼得起劲，手机嗡地响了。

“哎，舅娘。”

“今晚过来吃饭，五点就收工吧。”

“是啊。你阿舅交代了，早点关店早点过来。”

原来阿舅把阿爷的照片挂在杂物房里啦。那间杂物房，原先是放货的，后来万历堂搬店了，货大半都移到店里，只剩一些画框，没用的茶壶、花瓶之类，还有断了胳膊的佛像什么的。

阿爷的照片挂在房间最深处，不走进去看不见。同我小时候从照片上看见的阿爷不同，这张照片上的阿爷年轻些，头上的白发并不多，柔柔地笑得很俊。供桌上摆着豆干、芝麻糕、无花果、花生和海带干这些。两旁的蜡烛摇摇的，映得照片上的阿爷一小爿一小爿的红晕。

不知怎么我就怯了。

舅娘唤我先去给阿爷烧炷香再来吃饭。“让阿爷保佑细碗顺顺利利，聪聪明明。”我同舅娘洗了手跟进屋来。

拈着香时我问舅娘：“阿舅他们呢？”

“早上供过了。就剩你了。”

恭恭敬敬上香的时候，我就想，阿爷若是泉下有知，该是在家乡呢还是在西贡？指不定他老人家来回两边跑很忙吧。

米饭熟的时候，舅娘喊住我，叫我盛两碗给阿爷供上。我把米饭堆得老满，可是都没有办法像阿妈做的那样，她供给阿爷阿婆的米饭，上面永远是座塔。

晚餐只有咕噜肉、咸鱼干、干蒸的蕨菜和海带拌胡萝卜丝。看来平常阿舅和舅娘就吃这些。

“你哥嫂早上上供的时候来过了。”舅娘漫不经心地说着，好像在对空气说话。

我低头扒着碗里的米饭。

“扶贞下午上班前我喊她来了。”

“噢。”我还是些许应了一声，阿舅则沉沉地吃着，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和阿舅舅娘坐一桌吃饭，好像我是他们的独生女儿似的。

祭拜过阿爷之后，有好几天我觉得很安心。我在电话里把这事跟阿妈说了，她看来好似很欣慰的样子。

这天，我无端端地问起扶贞：“见过阿爷不？”

扶贞正在剪指甲，边剪边看电视上的歌唱选秀节目。剪指甲也好，看唱歌比赛也好，扶贞都好像有点漫不经心，她的心思好像放在什么地方似的。

“阿爷，你见过不？”

这个问题使得她抬头看我，认认真真地盯着我看，搞得我差一点以为自己问的是什么不得体的问题似的。“阿爷啊，没有见过。不过大哥好像见过。”她说的大哥是那个在海关工作的栾雄，栾雄大扶贞差不多十岁，栾雄出生时，阿舅舅娘应该还在老家吧。

我点了点头，张口想说点什么，结果只是“哦”了一声。

“小碗见过吧？”

“我太小，没有印象啦。那时候都还不到一岁。”

扶贞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她想了想，说：“给你看个东西。”就放下剪子，起身回房去了。

照片上有年轻的阿爷、阿婆、阿舅、舅娘、阿妈，还有舅娘怀里抱着的婴儿——那大概就是栾雄。穿着白衬衫阔西裤的阿爷，看起来恍若隔世。我费了好长时间，才将上面的人一一辨认出来。穿着细花衬衫头上扎着小辫的阿妈，看起来足足比阿舅、舅娘小一轮，简直是个孩子。在这张照片上见着的阿妈，远比实际上我认识的她来得更为亲切和柔和。在我还没有出生的年代，阿妈和阿爷阿舅他们一起，过着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日子啊！

我不由得看呆了。

扶贞似乎也对这张照片情有独钟，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相册的第一页，接下来才是阿舅舅娘的结婚照，和扎着小辫坐在童车上的她。

电视机的唱歌节目仍在响着，时而传出呼啦啦的欢呼声，时而又是歌手纵情煽动的歌声，我低着头，随着阿姐樱花色的指尖指引，专心致志地看相册。

“什么时候扶贞姐来中国玩就好了。”看到阿舅当年在中国意气风发的样子，我轻快地说道。

然而阿姐没有答话。

我又像是故意开玩笑似的说：“中国的男生也很帅呢，不比祖差。”

扶贞像是没有听到的样子。我只得作罢，讷讷地继续翻了下去，看到一张阿姐穿着校服奥黛的样子，梳着齐刘海儿的两条辫子，羞涩地笑着，旁边是国旗、操场和由五颜六色的太阳花组成的花坛。

这么年轻的，跟我年纪差不多的阿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下意识地瞅了瞅阿姐，她若无其事地扶着相册镀金的边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哎呀，这么可爱的阿姐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见阿姐好像没有反应，于是我放心大胆地说出了心里话。

“我有点累了，先去洗澡了。”阿姐突然合上相册，伸了个懒腰，扭身往房间走去。亮闪闪的指甲剪还留在沙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