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寒家，自幼儿即懂得吃苦耐劳。可是，我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即使我不曾拼命地去争名夺利，可是也不肯完全放弃名利。这就是说，在旧社会里，我虽没有无耻地往高处爬，可是也不大明确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写作是为了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很难找到别的解释。直到解放后，我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知道了我应当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答案，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不该再在名利圈子里绕来绕去了。

这样，我就拼命去写作了。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我对各种文艺形式都一视同仁，没有值得写和不值得写的分别。我写话剧，也写戏曲；我写论文，也写相声。在我看，米麦和杂粮各有各的用处，就都值得耕种；笔耕也是如此。

在写作而外，我也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和文艺团体的工作。有一次，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善意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些活动和工作呢？你是作家，你应当专心写作！当时，我没有答辩，怕得罪了客人。可是，我心里有数儿，知道自己是新社会的作家。我不能专顾个人的名利，去埋头写作；（那恐怕也写不出什么！）我必须到社会需要我的地方去。这要是搁在解放前，我必定感谢那位客人，而觉得忙于社会活动等等是不必要的。可是，这发生在不久以前，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应该参加那些活动。这个事例或者也足以帮助说明，把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放在第一位，则个人与新社会的关系没法摆正，处处别扭。反之，若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水乳交融，亲切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