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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夸夸其谈的人为庞兹先生喝倒彩，他彻底失败了
挤兑风潮进行到第一周末尾的时候，我支出的钱就逐渐减少，每天只需要几千美元。我的投资者已经下定决心，手中的票据不到期的话，他们是不会兑现的，他们一定要赚到那50%的利息。波士顿一家报纸的编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他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事情，一个“银行家”竟然能经得住挤兑风潮，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然而，他依然没有放弃战斗，周末的时候他忙了整整两天，准备对我进行新的攻击，不仅如此，他还找到了一些盟军。其中有一个叫基亚拉蒙特的人，我和他是在蒙特利尔认识的，他告诉那位编辑，我曾在加拿大服过刑。
8月2日星期一早上，这份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写了大大的标题——“庞兹先生无可救药地破产了”。这篇文章中包含许多不正确的内容，其中有一些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对我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如果我在这次攻击中全身而退，那简直是个奇迹。而且这篇报道还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反应，挤兑风潮又一次高涨起来，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我支出了将近200万美元。
挤兑风潮并不是我唯一要应对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被所有的人出卖。我的一位职员看到有机可乘，就趁乱大发其财。他用伪造的名字发行票据，然后成功地将票据的存根和其他存根混在一起。工作人员能做的就是拿着票据和存根比对，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否收了这笔钱，因此我们只能支付，这些钱到底有多少，我并不知道确切数字，据我粗略计算，至少有25万美元。
除了他之外，我的其他职员也至少从我这里骗走了10万美元，方法很简单，对于已经支付的票据他们不在上面做记号，然后伙同同谋者再把这些票据拿出来兑现，对此我都有详细的记录。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自己或亲戚的投资，凭借修改票据上的日期，在票据到期很久之前，就连本带息支付了。
偷窃行为本身并不严重，还没有分散我对其他事情的注意力。我只是注意到，有人在掠夺我的财产。由于各种消耗，导致我的银行账户余额急剧减少，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我的现金急剧减少，我想应该减少了500万美元，而挤兑风潮仍没有消退的意思。
第二个星期，我用大部分的时间来恢复投资者对我的信心，但是，到星期五的时候，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波士顿的报纸对我穷追不舍，再一次置我于险境。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充分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那家报社已经派遣他们那里最有能力的人前往蒙特利尔。真相浮出水面只是时间问题。曝光是不可避免的，而曝光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肯定意味着我整个事业的崩溃。关于审计员普莱德对我的支付能力的调查，我还是很有信心能够在最后的摊牌中获得胜利，赢得政府和公众的信任，我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把曝光拖到摊牌之后，这一点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对前往蒙特利尔的那位记者的行踪了如指掌。我有办法和途径知道那家报社的编辑室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能够在这份报纸发行之前知道关于自己的新闻，但我需要的不仅如此。我想在报社做某件事情之前就得知消息，因为我不想让它引诱我招认一些对我不利的事实。在这些事情未经证实之前，或许还没有那么危险。当我知道报社已经证实了某件事情之后，我能够提前一步采取行动。不过，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想走那一步。
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拦截电报来获得那位记者的进展，包括他发来的电报和报社发给他的电报。他发给报社的电报，只要和庞兹先生有关，甚至在电报发到报社之前，副本已经到了我的手中。报社发给他的电报，在发给他的同时就发给了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间断，甚至连报社的办公电话也已经被窃听。我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好吧，这我不能透露，因为涉及其他人，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为每一封电报都支付了极高的价格，我甚至为此支付了100万美元，或者可能高于这个数目。
当这一切进行的时候，一位负责调查我的官员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他时常激怒我，就像一个恶魔一样不断地咒骂我。我办公室的人都非常厌恶他，我的一个助手—一个“害群之马”—决定让他“离开”。
这位助手通过和黑社会的联系，前往纽约找到了一名持枪歹徒。只要歹徒同意杀了那位官员，他就支付给他15000美元。不管是刺杀任何官员，这些钱也不少了。但对这名官员来说，他甚至不值那些送他去见阎王的钱。
当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之后，这名助手前来见我，一脸冷漠地告诉了我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想让我前去观看这次枪击。
“你到底认为我是什么人？”我急得差点蹦起来，“一个杀人犯？你认为我会支持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敢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会亲自把你送进警局！”
“但是那位枪手已经准备行动了，他想得到那笔钱。”他说。
“你给我惹了一个大乱子。”我告诉他。
“我以为我帮了你一个大忙。”他向我道歉。
“我不需要这样的帮忙！”我告诉他说，“如果那位官员阻碍了我，我自己会处理，我不必把他杀了，我可以花50万美元让他颜面尽失，这件事我来处理，现在，你把那个枪手找来见我。”
他找来的那位调停人在过去就是一名“黑帮暴徒”，他负责劝阻那位枪手，然后把他送回纽约。但他向我索要了4500美元才肯为我做这件事。我让他签了一张正规的收据，只是在上面胡乱写了一个日期，这是为了把事情掩盖过去。
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看来，这是我生平最窝囊的一次投资。我为了救敌人的命支付了一大笔钱。即便那位官员知道了我为他做的一切，依然执着地追踪我。因为后来在一个场合，当他拽着我的衣领告诉我，我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时，我也不失时机地告诉了他，我为他做的一切。
然而，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这次投资，我为他支付的价钱远远大于他对公众的价值。他的命45美分都嫌多。但是那毕竟是一条生命，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做这样的计算。
整个周末我都在寻找现金，我竟然又找到了50万美元，这简直难以置信，再加上股票和其他资产，总共又能凑100多万美元。
我想让银行把我的存款凭证变为现金，为此而到处奔波，甚至也去过纽约，但没有成功。大的银行都下令歇业，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工作。我想到了汤姆·劳森，他是唯一一个可能帮我的人，我去找过他，但他没有答应，或者他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我不知道哪一个说法是真的。
形势看起来一片黯淡，在那位审计员发布我的负债报告之前，我必须把所需要的钱准备好。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发布那份报告，他或许四五天就能准备好，或许还需要好几周的时间，我必须准备好下周一需要的钱，因为50万美元顶多撑过这个周末。
我和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董事们商量兑现存款凭证的事情，他们建议我签发18张即期票据，每张8万美元，此外还有一张6万美元的票据。但我必须签署“假名”，用这家银行职员或其他人的名字都可以。随后，我必须把我的存款凭证放在汉诺威信托公司作为抵押，银行将为这些票据贴现，并把账记在我的名下，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8月9日星期一早上，我开始凭借这些票据支取款项，大约一共支取了45万美元，我不记得为什么这么多了。从我的账户上支取的钱可能很少，但一些外地的支票未经核实就兑现了。总而言之，根据存款凭证支取的45万美元在星期一就用完了。随后，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灾难从州街开始向外蔓延。银行经理下达命令，宣称这种交易违反了银行法，这种行为可能违反了法律，也可能没有，现在讨论这个已经毫无意义。我在那家银行有150万美元的存款，但是，那位银行经理拒绝我将其取出。毋庸置疑，如果这的确是法律规定的话，实在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如果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位经理肯定搞错了。他要求我立刻将透支银行的钱补回来，否则……
我把最初的存款凭证变为三张小额的凭证，两张50万美元的，一张57000美元的，我成功地利用差额清偿了透支的款项。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已经顾不上合法与否了。
但我依然没有流动资金，与此同时，我又不能停止签发支票，我们在签发支票的同时，希望能够在他们将这些支票兑现之前，筹集到一些现金，但没有成功。我的几张支票已经被汉诺威信托公司拒绝支付了。我的几位投资人雇请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在一周之前就想联合我的投资人对我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我破产，现在他看到了机会，于是他向破产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一石激起千层浪，汉诺威信托公司马上拒绝支付我的所有支票，我所拥有的一切现在自动移交给美国法院。
一个本地新闻的记者在半夜偷偷进入我位于莱克星顿的住宅，我认为这再寻常不过了。他拿着一张从蒙特利尔来的电报在我面前晃了晃，但是不允许我看电报的内容。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早已看到了这份电报的副本。他拿着那份报纸得意扬扬地告诉我，他已经掌握了我在加拿大的犯罪证据。他们明早就要披露这件事，想知道我还有什么要说的。
“是的，我有，”我告诉他，“你尽管去披露吧，但我保证，这将是你们发行的最后一份报纸。你心里很清楚，你根本不敢披露这件事。”
他没有披露这件事，也不能披露这件事。那个前往蒙特利尔的记者发电报告诉他，在他最后确定我和在蒙特利尔犯罪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之前，不要武断地披露这件事，他还要对比一下照片。因此我获得了一两天的缓冲期，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报纸报道之前，最好由我自己来披露这件事，以便把这根刺拔出来。我派人去请乔·托伊，后来又找了《波士顿档案》的编辑，随后又和《波士顿旅行报》的本地新闻编辑交谈。我告诉他，如果他得到消息，报纸将要披露这个事情的话，我允许他首先报道这件事。他的确率先报道了这件事，大约是在8月11日。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证明自己有能力赚到钱来清偿债务，审计员普莱德马上就要披露我的债务报告了，我要为最终的摊牌做好一切准备。我动身去汉诺威信托公司，拿出一切我能用的资产，而且还安排暂时挪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资产。我用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但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我得到消息说汉诺威信托公司的经理要宣布一些决定，我急忙跑到汉诺威银行，发现这个银行的董事都站在一位律师面前，这位律师告诉他们，银行经理决定关闭这家银行。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宣称银行现在的情况不是很理想。”他回答说。
“不是很好？”一位银行董事打断了他的话，“我们银行的情况从未这么好过，在过去两个月内，我们银行的存款翻了一番。”
“好吧，或许是这样，”那位律师无奈地说，“不过，银行经理坚持说银行的账面上有太多不良贷款。”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他错了，”我插嘴说，“这家银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良贷款。”
“为什么？”这位律师问道。
“因为，”我回答说，“当我收购了这家银行的控制权之后，我曾和这家银行的董事召开过会议，告诉他们我将独自负责这家银行的贷款。我曾为这家银行签署了一份文件，授权这家银行的董事，只要被银行经理认定为不良贷款，就可以把这些贷款归入我的账户。”
“千真万确！”一名董事证实说，“我们见过那份文件，我们银行经理也知道这份文件。
“此外，”我继续说，“当我购买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控制权时，那位银行经理告诉我，这家银行的情况非常理想，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银行现在的情况应该更好才对，你去州街告诉他们我说的话，提醒他们，我在这家银行还有100万美元存款，足以应付那些不良贷款。”
“我会去见他，”那位律师同意我的看法，“在听了你的话之后，我决定去和他们理论。”
说完他就走了，还不到半个小时又回来了。
“你见到他们了吗？”我问他。
“我见到了。”他回答我说。
“他们怎么说？”我问。
“他们没说什么，”那位律师说，“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他让我去见州长。”
“你去见州长了吗？”我进一步追问。
“我去了，”他强调说，“这是他们的原话，‘汉诺威信托公司必须关闭’。”
汉诺威信托公司在同一天歇业了，随后，他们通知了我。
8月12日早晨，我待在家里，现在我对一切都无能为力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而且事情的确发生了。
首先到访的是赫尔曼，我接待了他。他向我展示了一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这张支票填写完之后交给我，这张支票是由纽约哈里曼国家银行开具的。一看到这张支票，我又燃起了希望。我问赫尔曼是否和这家银行联系过。
“没有，”赫尔曼回答说，“我没有和这家银行联系过，而且我们也不会因此改变决定。但事态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迟几天再决定是否收购你的公司。”
“哦，我明白了，”我用尽量镇静的语气对他说，但我的言下之意是，我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他的恐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待在一起聊了一会儿。
一会儿，电话铃响了。这通电话是美国联邦检察官打来的，他让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因为普莱德已经准备公布他的调查报告了。我问赫尔曼能不能等一会儿，他说能，我立刻驱车前往检察官的办公室。
在美国检察官的办公室，我看到了美国地方检察官，审计员以及其他一两个人。
“庞兹先生，”美国地方检察官说，“审计员的报告显示，你的债务总额为700万美元，你是否准备好了足够的资产来清偿这些债务？”
“我的债务没有700万美元，”我回答说，“我甚至不相信，我的债务有这个数额的一半。“但是，你不是同意接受审计员公布的数字吗？”他提醒我说。
“是的，”我承认说，“我同意接受他的数字，那是因为当我准备接受时，我认为他审计出的数字至多比我预计的数字多25万美元。不管怎么样，既然我同意接受，那么我就应该履行这一协议。”
“你是否准备好了足够的资金？”地区检察官坚持问道。
“是的，我准备好了，”我回答说，“但我的总资产大约只有300万美元。”
“也就是说，你还有400万美元的缺口。”
“是的，”我妥协道，“根据审计员的数字，我肯定无法履行这一协议。”
“如果这样的话，很抱歉，庞兹先生，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他宣称，“我必须逮捕你。”
一个美国警官走了进来。
“庞兹先生，”他说，“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你被捕了。”
“好的，警官，我现在是您的囚徒了。”我回答道，随后，我准备在他的押解下前往邮局，并准备安排保释。
我那不切实际的计划失败了，梦幻的泡影破灭了，我被击败了，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几百万美元、信誉、幸福，甚至我的自由，除了勇气之外，我失去了一切！我需要勇气活下去，迎接新的未来。毋庸置疑，我暂时失败了，但除非一个人甘于失败，否则他不会被击败。只要生活还有一点希望，我就不会甘心一直失败！就像那时候一样，现在依然如此！只要生活仍在继续，只要还有希望与勇气，一个人就不会被击败。虽然会遇到暂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彻底打败，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