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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伙计，战斗还在继续！在胜负未分之际，不能妄下定论
第二天，又一件比较刺激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律师向法院申请了一纸禁令，这位律师代表的是我的一位投资人，这位投资人持有我公司发行的500美元的票据，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
我找遍了波士顿所有的债权人，即便我不得不付出10倍的代价，我也想尽快平息此事。不过，我没有找到他，也联系不上他的律师，所以我告诉我的一位律师萨姆·拜伦出庭，驳回这位投资人的请求。
同时，我开始打算雇用丹·科克利，我需要一个像他那样有才干的人来应付州议会的那帮人。
然而，雇用丹·科克利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一个政治错误。丹是一个互惠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一些政府官员非常讨厌丹，丹也不喜欢这些政府官员，在他们看来，这是相互的。我认为，这扰乱了我的正常规划，可以说，这让我进退两难，很难确定谁是恶魔。
当时我应该做的不是雇用丹，而是去州街上溜一圈，选择一个纯正的“五月花”号的后裔作为我的律师。他必须是血统高贵的波美拉尼亚人或西班牙人，性情像丹麦猛犬或圣伯纳犬。那样的话我就能逍遥法外了，甚至还能带上几百万美元。我的一个同龄人就不像我这么傻，他为自己雇用了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律师，这可能花费了他不少钱，但没有像我一样失去自由。
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不是错误，即便这位学识渊博的人让我陷入了困境，但我一点也不遗憾雇用了他。能够结识他，和他成为朋友，我的一切经历也就值得了。他为我提供的建议是整个马萨诸塞州最好的建议，无人能出其右。看着他在工作中展现出敏锐的思维，能够和他并肩作战，对抗同一个机构，这个机构里的人都是些专业的海盗，他们获得尊敬仅仅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他们过着舒服的生活，仅仅因为他们甘于做金钱的奴隶。
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来处理那个投资人的事情，我依然在寻找他，但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寻找他的希望的时候，他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看起来心烦意乱并愤愤不平，他在波士顿报纸上的公告栏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但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宣称自己是被诱导才签下了那份请愿书。我冲进律师的办公室，要求那位投资人签署了一份宣誓书，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律师就撤销了那份请愿书。
相比其他挤兑风潮来说，这次挤兑一切都比较顺利，秩序也很井然，平均每小时要签发200张支票。普莱德忙着根据我提供给他的票据存根列出我的债务清单，外地的银行账户在逐渐减少，所有的钱都慢慢集中到汉诺威信托公司。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喜欢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支票来清偿投资人的票据，他们不得不去那家银行把支票兑现。其中的一些人就想在汉诺威信托公司开一个新的账户，然后把钱存在那里。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我从一个口袋中拿出去的钱又存到了另一个口袋。这种情况就是“我赢得了脑袋”，而“你丢掉了尾巴”。
波士顿一家报纸的本地新闻记者仍盯着我不放，依然追踪着我的行迹，只是比以前更小心，但一点也不比之前松懈。他从来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好像只有一阵大号铅弹才能阻止他，我真的希望他是一头“野兽”，而不是一位“美女”。就在那时，他的一位同行—地方财务小报的出版商分散了我的精力。在所有人中，他站出来辱骂我，这是我无法忍受的。
他突然在自己的小报上大肆报道我，甚至比给他朋友的版面还要多。他是一个善于开空头支票的人，当然了，他也没有放过我，在他的报纸上肆意攻击我，他唯一忘了做的一件事儿是雇用一个律师推敲他编写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他把自己置于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境地，我向他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我上诉要求他赔偿500万美元，此外还申请扣押他的一切财产，包括他在附近的一个乳牛场，我把他的财产都冻结了，在扣押财产令下达后的那天早上，他的奶牛甚至都不产奶了。
当时，一切都好像死气沉沉，一封来自纽约的电报让事情有了一丝转机。这封电报上说，一个名叫约瑟夫·赫尔曼的人正在来波士顿的路上，他想和我谈一笔重要的生意。不久之后我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到了，我安排在帕克大厦和他见面。
这次会谈相当简短，他宣称自己是纽约和巴黎的大资本家派来的代表，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可以收购我的证券交易公司。我对他的建议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我不认为他说的是真的。但我还是详尽地和他谈论了这件事情，因为我想看看他在玩什么把戏。
“你了解证券交易公司的状况吗？”我问他。
“我也只了解报纸上报道的那些。”他回答我说。
“好吧，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说，“这家公司的资产就是现金，所有的债务都以票据的形式出现，当我偿还完所有的票据，剩下的钱就是我的利润。此外，公司还有相当好的办公器具、附属装置、设备以及一份详尽的邮寄名单，你真的准备收购它吗？”
“是的，”他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好吧，那么，”我说，“我们就不必浪费精力计算这些办工器具、附属装置以及设备的钱了，我可以放在办公室里面赠送给你们。但是，我们必须商量一下，你肯为我们公司的邮寄名单和招牌支付多少钱？”
“我们会让你先说说你心仪的价钱，”他强调说，“我们将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他表现出出乎意料的乐观，我无法相信他的话，我感觉他在设计一个骗局。所以我说出了一个天价，想借此逼他亮出底牌。
“我想要1000万美元，”我告诉他说。
“这不是个小数目，”他说，“不过我们还是准备接受你的出价，我个人接受这个价钱。但我必须返回纽约和我的合伙人商量一下，后天我们会一同前来和你商量具体细节，你是否方便在后天上午9点到10点在科普利广场酒店与我们见面？”
“我会准时到那里的，”我说，“但是，我要求当场付现金，如果因为不必要的事情耽误了我的时间，这个价钱还要上涨。”
我们在约好的时间再次见面了，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资金，坊间一直流传，他们背后是美国的一个大银行家，我一直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传言，但我越来越怀疑他的目的，所以我对条款进行了变更。
“我不知道你们收购我的公司有什么目的，”我告诉他们，“我想你们可能想利用它增强自己企业的实力。我可以把这家公司卖给你们，放手让你们随意处理，之后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我应该担心的。但我认为，我在道德上应该为我的投资者和公众负责，我必须保护他们远离危险的投资。因此，我只能把这家公司卖给那些不会从事违法勾当的人。先生们，我对你们一无所知，即便我很熟悉你们，我也没有义务完全相信你们。如果你们能在你们的公司为我安排一个行政职位的话，我就把公司卖给你们。我不需要任何薪水，也不要分红，我只是想要你们提供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一下你们的目的，在我感到满意之后，我就会退出。”
“我们同意你的条件。”赫尔曼代表他自己和其他人说。
即便我设置了一个障碍，但那些人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但他们也没有打算当天就达成协议，所以建议择日再进行商议。
“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再进行会谈，”我强调说，“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条件，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你们的律师起草一份正式的合同，由我来签字，我们可以在15分钟之内达成协议。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了达成协议，我就什么时候来见你们。在我同意和你们进一步会谈之前，希望你们能提供给我一张保付支票。现在我太忙了，不可能为诸如此类的会谈浪费时间。”
如果我有心利用他们，不在乎道德谴责的话，赫尔曼等人的来访应该能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没有因此而被人感激。当时，我的思维的确跑偏了频道，当海难发生的时候，其实我面前有好多救生器具，但我执着于自己疯狂的观念，没有伸手去抓这些救命稻草。
我很肯定自己是一个目光如豆的人，曾经有大大小小的政客围在我身边，他们主动向我示好，但我却都视而不见。
比如说，一天早上，曾有两位政客在早饭前来我的住所拜访我，其中一位是《纽约日报》的代表，我穿着睡衣在阳光充足的客厅里和他们见了面。
“庞兹先生，这是我们的证明文件，”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几封信，这些信中阐明了他们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关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领袖派我们前来，希望您能够为我们的竞选活动捐款。我们久仰您的大名，也听说了您的成功和慷慨，冒昧请求您资助我们。”
“你们可能进入了正确的教堂，”我告诉他说，“但你们好像坐错了座位。”
“为什么这么说？”他问道，“你难道不认为哈定将成为美国下届总统吗？”
“也许吧，”我说。“如果考克斯没有获得成功的话。”
“考克斯不可能成功，”他回答我说，“民主党注定要失败！”
“好吧，你希望我给你们多少钱？”我问道。
“您想捐多少都可以，”他回答说，“但我想，以您现在的地位，您的捐款怎么都不能少于1000美元吧。”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我回答他说，“从我这里获得1000美元完全没问题，你曾说过我很慷慨？”
“当然了，”他说，“您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您给我们的越多，我们就越高兴。”
“如果遂我的心意的话，我能捐的可不止1000美元。”我告诉他。
“我们洗耳恭听，”他说，“您想捐多少？”
“我想捐多少？”我重复了一下他的话，“整整100万美元。”
“100万美元？”他惊愕地问道。
“是的，”我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先生，整整100万美元……来绞死整个共和党！”
“很明显，您的言辞暗示您对我们的党派有诸多不满。”他说。
“不满？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回答他说，“当你在这里要求我为你们的党派捐款时，看看他们是怎么害我的，他们都是共和党人，当你们正在密谋害我的时候，我却拿出钱来资助你们在竞选中获得成功，你们当我是傻子吗？”
“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向我道歉。
“这次你知道了，然后，”我建议他说，“通知你的朋友，让他们停止那些卑鄙的勾当，然后再来和我提捐钱的事儿，处理好之前不要再来了！”
“我们一定看一下有什么能做的，”他回答我说，“我们是否能约个时间再见面？”
“我现在不会和你约什么时间，”我告诉他，“但如果你准备好了，可以和莱韦罗尼法官谈一谈，我会接受他的建议。”
我再一次冷落了共和党，这个在竞选中获胜的党派。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错误的估计，我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投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