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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的事情总是一件接着一件，人们都挤在我的办公室里。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我没有一点私人空间。生活中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有一些令人愉快，另一些令人沮丧，但大部分事情都很有趣，因为我最不缺乏的就是幽默感，现在依旧如此，虽然我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幽默感没有丧失。

一天早上，我正在浏览邮件，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参议员前来拜访，我请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我是代表一群朋友来的，”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聚在一起凑了一大笔钱，希望能购买你公司一半的股份。”

“但是，我并没有意向出售公司的股份，八分之一都不想卖。”

“我们想到这一点了，”他强调说，“我被授权先付给你100万美元，为了证明我们的诚意，这笔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能说出你公司运作的秘密，我们会陆续将余款支付给你。”

“尊敬的参议员先生，你所出的价钱一点都不会让我动心，”我告诉他说，“我每周收到的存款就有200多万美元，相比之下，你那可怜的100万美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另外，我怎么才能确定，你不是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窃取我的秘密，然后为自己盈利呢？”

“凭借我们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他回答我说，“我们都是品行兼优的人。”

“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我安抚他说，“但是，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太过相信一个人的品格。很抱歉，参议员先生，你那可怜的100万美元不会在这里买到任何东西，在我眼里，这并不比100万美元的贷款更有吸引力。再见，参议员先生！”

他刚一离开，一位从警察局总部来的巡视员就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说自己接到了坎贝尔夫人的投诉。

“投诉的内容是什么？”我问他。

“她投诉你引诱她出钱投资你的生意，她的朋友告诉她，她将血本无归，因此她想把这些钱拿回来。”他说。

“从法律上讲，在票据到期之前，她不能要求我退还本金，”我告诉这位巡视员说，“你也不能强迫我做什么，但我的宗旨是，如果投资人感到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退还本金，你可以告诉她来我办公室取回她的钱。”

“你会把钱还给她吗？”他问道。

“当然了！”我向他保证说，他听完之后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陪着坎贝尔夫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将票据递给我，我吩咐秘书给了她一张支票，当坎贝尔夫人看到她能够将自己的钱拿回来时，便改变了主意。

“庞兹先生，”她说，“我对你的看法有失公允，对此我非常抱歉！不过，那都是我朋友蛊惑的，我想等这些钱到期后再取出来。”

“什么？”那位巡视员打断了她的话，“在忙活了这么一阵子，给我招来这么多麻烦之后，现在你说不想拿回你的钱了？你想怎么办都随意，但我现在不想管你的事情了！”说完之后他就想离开，我喊住了他。

“在事情结束之前请留步。”我对他说。接着我对坎贝尔夫人说：

“对不起，现在您必须拿走您的钱，我不需要这些钱，我也不需要一个对我毫无信心的投资者。拿着这些钱去见您的朋友吧，谢谢他们提供给您的建议。再见，夫人。”

“庞兹先生，”那位巡视员握着我的手说，“如果我的到来给您带来任何不便的话，我很抱歉。我已经目睹了您是怎么做生意的，从今往后，如果还有人跑到我面前投诉您的话，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很高兴您能来，”我对他说，“您没有给我带来一点麻烦，您已经看到我是怎么对待坎贝尔夫人了。实际上，我会这样对待所有的投资人。不过，我一直希望，也祈祷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

不过，如果说坎贝尔夫人很有胆量的话，一位马萨诸塞州小镇上的警察局长也一点儿都不畏惧，他的脸皮甚至比铜猴子还要厚。一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想投资，不过他一分钱都没有。

“好吧，那么您想拿什么投资呢？”我问，“您的徽章？”

“不是，”他回答说，“我打算给你一张500美元的票据，你可以拿着它在你的银行贴现。”

“好主意！”我惊呼道，“你所希望的是，不管你有钱与否，我的银行都要把钱借给你，另外还要付给你50%的利息？”

“哦，这不会给你造成任何损失，不管是从银行里拿到这笔钱，还是从我手里取得这笔钱，对你来说没什么区别。”

“听着，长官，”我告诉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和你争论，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赚更多的钱。但是你能来到这里，把我当成容易上当的傻子，这让我感到很好笑。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在这里签好你那500美元的票据，我会给你一张我们公司的票据。”

几天之后，一些女记者像泼妇一样在我的私人办公室门口破口大骂，义愤填膺地说她的几个朋友被我骗了。“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问他，哦，不好意思，是她。“你心知肚明，”她回答说，“你从警察局局长那里拿走了500美元，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如果你不立即把这500美元拿出来的话，我就马上揭发你。”“警察局局长是谁？”我迷惑地说，“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她说出了马萨诸塞州一个小镇上警察局局长的名字，听完之后我不禁哑然失笑。“所以，你要控告我骗了他，是吗？”“是的，”她说道，“我知道你骗走了他的钱。”“既然你这么聪明，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告诉她，“你的朋友用来投资的这些钱是从我这里借走的。”

“我不相信。”她说。

“你相不相信我根本不在乎，”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怒气，“这是他的票据，至于你，你对此毫不知情，请你从我的办公室出去！”

“记住，你在和一个女人说话。”她警告我说。

“你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像一个女人，”我告诉她，“赶紧出去，要不然我会叫人把你赶出去，你爱怎么揭发就怎么揭发吧。”

在我一天的工作里，总会发生类似的插曲。基本上没人知道的是，其实这些投诉并不经常出现，而且这些投诉没有一件是合理的。但不管合理与否，我绝不允许投资者因为区区几百美元带着不满离开我的办公室，这也是我能够维持这么久的原因。如果因为一个抱怨被送上了法庭，我的整盘生意就会大受影响。

比如，有一天，一个银行信差拿着五张证券交易公司的票据来到这里，每张的价值是150美元。他要求一位工作人员将这些票据兑现。这位工作人员把票据递给了我，一看这些票据，我就知道是伪造的。我知道这些票据是怎么从我的办公室流出去的，我也知道幕后的主使者是谁。我本可以拒绝支付，但是我没有。我给了那位银行信差750美元，收回了那些伪造的票据。对于我来说，损失这些钱总比让银行相信我拒绝支付要好。如果银行知道我拒绝支付的原因，这位信使就会被逮捕，甚至可能会被定罪。但我必须要站在证人席上，接受连番的调查。当然，这件事情是我最不想让它发生的。

除了投资人之外，还有各种人想见我，比如捐赠处派来的律师，他们比新泽西州的蚊子还要多。如果他们致力于有价值的事业，我对他们是非常慷慨的。如果是工人或士兵的慈善组织，我会毫不犹豫地捐款。不过，如果是为残疾的小猫建窝，我不会捐一毛钱；我也不会为一些顽固的改革者和反酒吧联盟捐款。如果能让那些“改革者”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话，我很乐意为他们提供一张单程票。

在这些捐献处派来的律师中，我记得有一位俄亥俄州的律师，他从马里昂辗转而来，一直没有争取到任何捐献。他要求见我的那一天非常不巧，我特别忙。没有能够见到我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或许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如若不然，5万美元就会捐赠给俄亥俄州的政治集团。

无论如何，为无法挽回的事情懊恼有什么用呢？一位工作人员走进了我的私人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扫了一眼，忘了上面的名字是什么了，只记得这个人来自俄亥俄州的马里昂。

“他是谁？想要什么？”我问那位工作人员。

“我不认识他，”那位职员回答我说，“他说他来自俄亥俄州的马里昂，找你有重要的事情。”

“告诉他我很抱歉，”我命令那位工作人员，“我太忙了，任何人都没空见。”

“那位先生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见您。”那位工作人员提醒我。

“不管有多重要，”我已经手忙脚乱，“我不会去见他的。”“梅利小姐，”我对我的秘书说，“你去见见他，让他把事情告诉你，我能为他做的就这么多了。”

在和那个人谈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梅利小姐非常兴奋地回到了办公室。

“他坚持要单独和您见面。”她说。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固执地想要见我的人，”我说，“如果我说我不能见他，那他即便是俄国沙皇，我也没空见他。”

“不过，他告诉我他是参议员哈定的专使，”梅利小姐催促说，“哈定派他来有非常机密的任务。”

“是吗？”我反驳道，“好吧，告诉他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参议员哈定，我不会见他的，我不想被任何参议员打扰，整个州有96名参议员，我不能开这个头。”

或许那天我有点儿缺乏经验，但谁会想到，参议员哈定会成为后来的美国总统？这就好像我要把赌注放在罗金厄姆或纳拉甘塞姆身上，却没有多少成功的机会。但这的确是一个回报甚大的赌注，我可以不需要任何外交手腕就能和新政府建立联系，或许还能取代辛克莱石油公司获得茶壶山油田的租赁权。

如果那天我显得毫无经验，那也是有原因的。我被告知自己在法庭上遇到了一些麻烦，虽然案件还没有审理，但它带来的麻烦是可想而知的。我如坐针毡，想提前知道事情的进展。当俄亥俄州的律师到来的时候，我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记者给我透露来自彭伯顿广场的内幕消息。

那个记者一来，我们就一起驱车前往法院。我们交换了一下各自的信息，在交了1000美元罚款之后，我争取到一个小时暂缓执行的时间，这的确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交易了！如果没有这一小时，证券交易公司就会提前倒闭。

这起案件是由一位家具商发起的，几个月前，我曾在他的家具店里买过家具，他当时为我提供了200美元的贷款。现在，他宣称自己有权获得证券交易公司一半的所有权。这个案件我并不担心，但随之而来的冻结令几乎牵涉了我所有的银行存款，这让我颇为头疼。实际上，我在世界信托公司400万美元的存款、在特里蒙特信托公司70万美元的存款、在波士顿国家商业银行的4.9万美元的存款、在第一国家银行1万美元的存款、在汉诺威信托公司20万美元的存款都被冻结了。

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可以打电话给银行来处理这些事情，希望冻结令涉及的资金越少越好。我不担心那两笔小额的存款，最后，我取出了特里蒙特信托公司四分之三的存款以及汉诺威信托公司90%的存款。在世界信托公司，我被告知自己来晚了，我没有时间争论这件事了，在报纸报道冻结令这一事件之前，我必须回到办公室，报道出来之后，一定会出现挤兑现象，我必须准备好万全的应对措施。

在波士顿，我有300万美元的现金，在其他地方，我还有300多万美元，这让我能够从容地应对困难。但挤兑现象只持续了两天，在这两天内，我一共退还了100万美元。如果等到这些票据到期的话，我还得多付50万美元的利息。投资者在48小时内恢复了对我的信心，这100万美元还没有兑换完，我就又收到了100多万美元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