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庞兹先生和新奥尔良的市民开了个玩笑，然后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离开莫比尔之后，我去了新奥尔良，正好目睹了1915年9月那场可怕的飓风。目睹并不是说说而已，我的确身处其中！除了鸟儿，所有的东西都飞起来了，商店的招牌、卵石、砖头、树干、铁皮屋都在空中飞舞，滨海大道两旁的树木就像杂草一样弯曲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飓风，以后也未曾目睹，在休伊·皮尔斯·朗[1]来到这座城市之前，它一直是史上破坏性最强的飓风，相比之下，他那滑稽的动作让这场大飓风看起来就像是一阵和煦的微风。休伊掀起的那阵政治旋风，任何人或自然力量都无法让他败下阵来。
位于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不需要图书管理员，他们希望我能做记分员。但我自己都不能集中精力，更别说记录全场的分数了。我根本不可能两边兼顾，当这半场打着的时候，我根本无暇顾及另一个半场。
于是我又重操油漆工的旧业，这是一份传统的、值得依靠的好职业，唯一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甚至比稳定波还要持久。
一场袭击巴吞鲁日，然后向北移动的飓风把商店的招牌都刮倒了，对于商店的老板来说，重新制作一个招牌比修复以前那个要便宜得多。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也在不分昼夜地工作，大家齐心协力，到四月斋前的狂欢节，新奥尔良浴火重生，看起来像过去几个世纪一样繁华，而且因为重新粉刷了的缘故，看起来更加干净整洁，是我让这些招牌变得像克里奥尔语一样光鲜亮丽。
除了整座城市焕然一新之外，整个春季都像往常一样。只是一场飓风似乎激起了滨海区和市场周边地区的矛盾，一个星期之内，总有几起枪杀或刺杀事件发生，到处血流成河。新奥尔良的生活就是一场谋杀接着一场谋杀，情况越来越糟糕，以至于一些人都卖掉了房子去买墓地。
在蒙特利昂大酒店门前发生大规模杀戮事件之后，我和一位意大利牧师在他家中的餐桌前对时局进行了评论。我们都义愤填膺，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会对意大利移民非常不利。像往常一样，报刊对可怕的谋杀的报道铺天盖地，要求当局采取行动。市长都愁得掉光了头发，希望市民在选举进行之前能够保持克制，警察就抓住那些虚构的线索不放，整天做白日梦，结果一无所获，除了犯人之外，他们能抓住任何东西，杀人犯还在有恃无恐地擦拭他们的枪支，打磨他们的刺刀。
我和这位意大利牧师一致同意应该做一些事情，但是谁去做呢，那时候休伊·皮尔斯·朗还没有出现。除了安葬死者之外，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做起和应该做什么。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激增，在股票交易所，棺材公司的股票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飙升，保险公司处于破产的边缘，殡仪馆的从业人员却在大量购置公寓。我们决定介入当前的局势并阻止争执者的杀戮行为。
若论个头和体重，我们两个贴几张邮票就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也没有照相机，不过，虽然我们缺乏发达的肌肉，拳击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我们拥有灵活的头脑和实用心理学的知识。我们知道杀人犯之所以这么胆大妄为是因为他们知道警察逮不住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大胆啊？那些警察即使从篝火旁走过都感受不到烟味。密探更是比飞象还要稀少，即使警察也不敢提供情报。不过，如果杀人犯被不明身份的人秘密揭发，那么他们就会害怕，肯定也就不会那么嚣张了。这就是我和那位牧师的想法，因为掌握一个人犯罪的确凿证据或重大嫌疑，并将其公之于众，是阻止罪犯犯罪最有效的手段。
可以说，那位牧师和我简直就是两个疯子，我们两个待在一块儿满脑子都是疯狂的想法。我们年龄相仿，有太多一样的地方。他知道自己说教的本事和我油漆的功夫一样好，我也知道，我油漆的功夫不可能比他说教的本事差。我们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冲突，他是一名新教徒，而我笃信天主教，不过，他从来不会对我的信仰说三道四，我也不会试图改变他的信仰，总的来说，我们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虽然拥有不同的身体，却有同一个灵魂。
在对目前杀戮不断的原因达成一致看法后，我们决定采取行动。我们设计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方案，实际上，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千万不要质疑这一点。如果像传言说的那样，我们的所作所为将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那么我们也将患难与共。
我们成立了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委员会，假设我们是这个新成立的秘密组织的发言人，但其实这个组织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起，我们就偷偷溜进《新奥尔良日报》的编辑的办公室中，故弄玄虚地要求他找一个秘密的地方，我们有事关生死的重大新闻要告诉他。他相信了我们，看着我们两个严肃的表情，他甚至可能认为这是一件事关他自己生死的大事儿。所以，他认为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以便最快地确定我们两个到底是疯人院跑出来的神经病，两个杀人犯，还是两个背后有故事的好人。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屋里，让我们坐下。
“来吧，”他用了一种命令的语气，这两个字可以全方面地概括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到这里当然是要干点什么，但他不知道我们是要说一个故事，还是要他的命。他认为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一种命令的语气，迫使我们表明自己的目的。
“别着急，阁下，”我警告他说，“在我们说之前，你必须发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我们的身份，如果有人知道我们来找你了，我们马上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你能发誓吗？”
“会的，我会遵守诺言，我发誓不会向任何人揭露你们的身份，”他承诺道，“但是你们要告诉我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我告诉他，“意大利移民中的一些好人决定自己来处理当前的事情，结束现在的杀戮。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致力于收集和任何一桩谋杀案有关的人员的信息，这些信息每天都会上报给行政长官，然后整理出来交给警察局，这个秘密组织的间谍会遍布各个角落。”
“这个组织有哪些成员？”这个编辑问道。
“这个恕我不能透露，相当一部分意大利移民参加了这一组织的成立大会并且做出了保证。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们是陆陆续续分头来的，与领导人进行了商议并做出了保证。他们用暗号进行联络，走的时候也像来的时候那样，陆续分头离开的，我们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我回答他说。
“你们俩负责干什么？”他询问道。
“我们被委托担任这个社团的代言人，专门负责和媒体、政府以及警方打交道。我们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你了，之后我们还会和市长以及警察局长见面。我们带来了一份该社团在首次会议上提出的解决方案，这是方案文本。”我一边说一边把文件递给他，实际上，这份方案是我和牧师两个人吃完晚饭后草拟出来的。那位编辑接过来看了一下。
“太棒了，”他说，“我要把这份文件刊登在明天早报的头版头条。”他看着文件最后面的签名问道：“这是谁的签名？”
“是我们的，”我回答道。“这位牧师是我们社团的执行秘书，我是执行董事。不过，你一定不要公开我们的名字。”
“当然不会，”他承诺说，“在付印之前，我会将签名删掉！”
我们在编辑的办公室里逗留了很久，他不停地恭维我们勇于承担公民义务，当然，其间我们也做了一些安排。我们告诉那位编辑，如果能与市长和警察局长见面的话，我们会备感荣幸，但我们不会出现在市政厅或警察总署，因为那太危险了。
“你可以明天早上打电话给我，”他提出了一项建议，“我来通知市长和警察局长，你可以在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地方和他们见面。”
第二天早上，《新奥尔良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午夜时分发生的事情，并在文章中将我们描述成了一心维护法律和秩序，但却功成不居的殉道者。虽然，他们没有使用能让卡尔·柯立芝和密尔沃基出产的啤酒一样出名的词汇，但也产生了几乎相同的效果，用大量的篇幅赞扬了意大利移民的守法精神。他们全文刊登了那份方案并删掉了签名，谢天谢地他们遵守了承诺！我们两个一晚上彻夜难眠，直到买了一份报纸，确定报纸上没有透露我们的名字，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如果我们的名字被印到报纸上，天不亮我们就得溜之大吉了。
这篇报告是独家新闻，《皮卡尤恩时报》以及其他报纸的编辑们只能坐在椅子上干瞪眼，那个早晨，从他们办公室内传出的咒骂声比从无神论者的集会上传出的咒骂声还要大。
记者们从睡梦中爬起来，纷纷赶往意大利人聚集的社区。报社做出承诺，如果他们能带回特大新闻，就给予他们丰厚的奖金，如果带回一个故事或只言片语也可以。不过，他们怎么能得到什么故事呢？就算他们来到海边进行访问，那些意大利移民也会三缄其口。通常来说，意大利人的口风是非常紧的，在那种情况下尤其如此。首先，他们无话可说，因为关于整件事情，他们知道的并不比记者们多；其次，他们怕言多必失，招致灭顶之灾。
实际上，我们使他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无法否认自己是这个秘密社团的一员，因为如果他们否认了，人们就会认为他们和犯罪分子是一伙儿的；他们也不能承认自己是这个秘密社团的成员，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了，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不管怎么做他们都会陷入困境。
让情况更加糟糕的是，每一个意大利移民都认为这个凭空捏造出来的社团是存在的。是的，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被排除在这个社团之外。如果一个人平时表现良好，他一定很焦虑。他认为之所以自己被排除在外，是因为在别人眼里他是个坏人。如果一个人平时行为恶劣，他一定认为自己遭到了大家的怀疑，他不仅很焦虑，而且还很恐惧。
我和那位牧师直到像往常一样走进意大利人聚集的社区时，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看到这些人时，马上就心生怜悯。平时那些滔滔不绝、善于社交的人现在都变得沉默寡言，而且还粗俗无礼；或者他们就窃窃私语。他们不时地回头张望，当熟悉的人在大街上相遇时，他们的脸上可能目无表情，但暗地里会做手势，手势就代表了他们心中的疑问和给出的答案。不过居住在南部的意大利人却是个例外，他们不停地谈论着，谈论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局势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和焦虑。
牧师和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待太久，我们也不能待很久。因为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强忍着不笑出来实在是太难受了。然而，在这里笑一声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我们就会在劫难逃。这个地方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欢愉，我们决定回家放松一下，顺便打电话给那位编辑朋友。
我们打电话给那位编辑，他告诉我们，市长和警察局长想见我们，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非常急切地想和我们商讨一下目前的局势。我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那位编辑开车载着我们去了城郊的某处地方，我们改乘警察局长开的一辆车，市长也在车上。
车子行驶了一段距离后在路边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后互相介绍，这次会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主要是和警察局长进行交流。我们必须和他协商，以便日后每天上报收集来的情报。他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些专用的暗号。他说会安排人随时接收我们提供的情报，他还想派警察来保护我们，当然，我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们绝不能让警察发现，我们实际上是两个骗子。
市长除了表示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之外，并没有多说什么，我们希望谈话到此为止，但那位编辑却意犹未尽。他提议，政府应该拨出一部分资金来协助这个秘密社团的侦察工作。市长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花他自己一分钱。他说，他可以马上拨款3万美元，想想就觉得兴奋！他准备好了3万美元扔在我们脚下！我们两个热情洋溢地对他的慷慨表示了感谢，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受这笔钱将会招致巨大的危险。
会议结束后，我们马上回家商议现在的形势，他们太入戏了，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不想接受这笔钱，也不想要任何钱。
我们只是两个行为有些鲁莽的人，并不是骗子。但我们如何才能拒绝接受这笔钱，而且看起来又非常诚恳呢？
我们对局势的讨论越深入，就越感觉到这件事充满了危险，只要一着不慎，我们就会满盘皆输。
“我们罢手罢，”我说，“如今这种状况太让人不安了。”
“我们一起走？”那位牧师问道。
“绝对不行！”我说，“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但我们两个就像硝酸和甘油[2]一样，如果我们不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危害。但如果我们待在一起的话，就要吃大苦头了。”
我们就此分道扬镳，那位牧师立刻申请前往偏远地区担任教职，我前往得克萨斯州北部城市威奇托福尔斯，在一个汽车公司担任外贸业务员。新奥尔良的市长、警察局长以及《新奥尔良日报》的编辑自己去收拾残局吧！我从来不在乎他们如何看我，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发现自己上当了。如果他们没有，那他们现在肯定知道了。但我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场恶作剧，而不是出于恶意，我希望他们能开得起这个玩笑。
【注释】
[1]休伊·皮尔斯·朗：1932年在罗斯福参加总统选举时给予大力支持，但因他认为罗斯福的改革措施不彻底而关系破裂。之后，他在全国提出了“分享财富”计划，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被富人们称为“美国的法西斯”。1935年8月宣布参加下届总统选举，被利益集团派出的杀手暗杀——译者注
[2]硝酸和甘油经加热后会产生硝化甘油，属化学危险品，少量吸入即可引起剧烈的头痛，伴有恶心、心悸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