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读书

幼时初识字，有幸入幼。幼儿园里教的传统课目是“毛主席万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印象中家里最光鲜的是墙上的两幅贴画，一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另一幅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时的经典娱乐是每天早晚收听广播，大人们听指示，小孩子们听声音；饭后三五成群聚在“大榕树下”，大人们聊家常，小孩子们追逐嬉戏。偶会有人拿张报纸翻阅读报，要么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干部，要么就是那时最吃香的供销员，算是见多识广了。大多数农村家庭中，除了草纸，估计没有什么像样的纸张，更别说书籍。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小镇家常。

八十年代初我上小学。改革开放的春风化成小镇物质供应上的渐次宽松和多样，虽然那时还是凭票凭证供应，但小镇的农贸市场交易日渐兴旺，人们暖化的心和松绑的手愈加向往勤劳致富，体现在小孩子们身上就是开始有了一毛几分的零用钱。那时的物价，一毛钱大概能换一块大白糖糕，或一根油条。我上小学时，每学期的学费是三块四，据说长期稳定无增长，每年还有若干申请减免学费的名额。那时开始有小人书(连环画)在同学中流传，流传比较广的是《西游记》。印象中那时每天正午收音机里有小说连播，非常火。新华书店也不失时机推出一套套的连环画。我记得当时《西游记》分成多册出版，一本一个故事，每本大概一毛二到一毛五，书店每周推出一本，吊足胃口。热爱连环画的小孩子每周省下零花钱，到发新书的日子，换成自己心爱的小书籍，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幸福。一本连环画，总要翻了又翻，然后小心收藏于小柜子中。那时社头有户家穷的男孩子，总是去讨别人看完的小人书，然后找张白纸，在盛夏黄昏的鸡蛋花树下，手执铅笔，一点一点地描，一笔一笔地画书中那些人物。我不知道长大后那个男孩从事了何种职业，但那个虔诚的样子和娴熟的笔端，白纸上铅笔的线条，就那样深深地定格在我少年时的夏日晚霞中。

印象深刻的还有小学时一位“女侠”同学。她是我家邻居，父母靠收集废旧轮胎做成手工胶鞋，在集市摆卖为生。家中姐妹多，每天就轮着在家门口摆卖胶鞋作帮补。临街摆卖在当时并不是特别光彩和体面的事，会引人笑话和白眼。那时的小孩见识少，大多羞涩扭捏，但偏偏那女孩对摆卖十分泰然。那时小学早放学，夏日午后阳光温热，她就在家门口的摊子上“轮值”：一张小矮凳，一袋炒热的葵瓜子，一本小人书，逢人问询，就热情推介自家手作的“量地平”胶鞋。

我小时候容易上火，吃一点炒瓜子就喉咙痛，但此女孩天天吃，一袋接一袋，却从未见毛病，身体极好。之所以称“女侠”，还因为她总是和班里的男生抢小人书看，但抢归抢，她又总能侠道相处。所看的书，除了《西游记》之外，渐渐多了《山海经》等奇书，不知何来。再后来，上课时也在抽屉里偷偷看。一次被老师当场没收了，却是厚厚的一本《聊斋志异》，无图，纯文字版。看得津津有味，如入化境，甚至已练就一目十行的本领。可惜这项本领未能很好发挥在当时的学习和考试上，所以始终成绩平平，留了级。后来的故事丢失了，被埋在岁月的烟尘中。

读初中之后我开始接触书店，而且立刻迷上逛书店。那时所读的初中在小镇唯一的新华书店附近。每日步行上学放学，我一般上学图快抄小路，放学慢游逛书店。那时书店里书籍的摆放不像现在可以随意自由翻阅，而是经典的货架式：书籍都被陈列在柜台内的书架上或玻璃展柜中，看中哪一本，请售货员拿取，稍翻阅，决定是否买下。但那时售货员的基本职责是看铺、聊天，对顾客缺乏热情，更不会主动推介和服务，板着一张冷脸，书在顾客手上多看两眼就催促，翻两三本不买就不再理睬。

那时我的零花钱主要是不吃早饭省下的，另外就是祖母疼爱，偶尔给的一毛两毛，自然弥足珍贵，舍不得乱花。除了每周例行买一张五分钱的《周末》画报，其他的总是慎之又慎。一再犹豫之下，还是以选择学习的辅导书和习题集优先。那时学校里除了课本，最多有几张老师们手刻油印的练习卷，海量的题集还未兴起，所以家庭作业不多。大量的课余时间，我买了几本解题思路和习题集，倒是钻劲十足，兴趣浓厚，在每次考试中我都节节领先，我也因此得意洋洋。

八十年代开始出版的《黄金时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青春励志杂志，对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较大影响，那时基本是每期必读。至后来，不知何时，转成了《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

那时青春初萌，班里开始有琼瑶小说流传。虽然神神秘秘，但最终被老师发现没收，被批斗为“大毒草”，禁止传阅。我那时最听老师的话，老师说不能看，就坚决不看。对于那些偷看的男女生，于我心里都无端产生了鄙夷，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不好好读书之流，平时是划清界线的。

我不看琼瑶小说，却莫名地喜欢上一些心理学的书籍，如《青春期心理》《心理学研究》等，甚至开始追问从小就一直困扰的问题：我为什么是我？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哲学的本源问题。当时读这些书，我几近狂热和执迷，幸而那时小镇书店里的心理学书籍就那么几本，很快就穷尽了。这样或许错失了一名哲学家，但也可能避免了一名疯子、傻子的产生。

有意思的是当时新华书店的几名售货员中，有一位女士，年纪和我当时的班主任相仿，样貌也极似，无由地就有亲近感，我去书店多了，渐渐和她熟络，所以有时有新书到的时候她也会推荐两句。书到手中，多翻一会也不至使她厌烦，这样我流连书店的时间就更多了。

上了高中，住寄宿学校。我的世界瞬间丰富了，宿舍二十多个姐妹，同食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分享的话题和书籍简直是五花八门，感觉过去自己一直是井底之蛙。

五花八门中的分享主题有两类：一是琼瑶小说和金庸小说，二是明星金曲。

女生宿舍中的琼瑶小说都是一本接一本传阅。有的没有封面封底，有的用旧月历纸包着，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最终传往何处。反正宿舍里自觉排好了队：今天你看，明天我看，后天她看，天天接力，看不完也要交出。宿舍晚上十点半之后关了灯，要么是躲在被窝里撑手电筒，要么是跑到梯间或者厕所，在微弱的灯光下追情节。当然，周六周日待在宿舍里看，是最舒适的选择。

在初中的时候我听老师的话一本没看，但一上高中就全部补上了。最初看的是《聚散两依依》《失火的天堂》和《燃烧吧，火鸟》，之后看了《窗外》和《菟丝花》等，总之一本接一本，像着了魔。琼瑶笔下尽是奇女子，内心坚毅，外表柔弱，出口成章，落笔成诗，她们的不凡经历、曲折爱情总是牵动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我甚至无法自拔地经常有苦命女子的代入感。

我明白当初老师们将琼瑶小说视作洪水猛兽，是因为怕书中的爱情故事被情窦初开的小男生和小女生模仿。如今回头再看，每个人的青春都自有故事，不必模仿，也来不及模仿。没有故事，青春就只有空白。当初那么狂热地一本本看，其中的情节，我现在一本都记不起来了，记得的只是小说的精妙笔法和奇巧结构，仅此而已。

八十年代末已有多部金庸作品被香港电视拍成剧集。我最初认识那些脍炙人口的大侠和武林故事都在电视剧里，但当真正再读金庸原著时，还是非常震撼。当时正值寒暑假期，我每日梦回古代，游走江湖，侠客相随，何不潇洒！那些英雄故事，全都出师有名，正史野史共冶一炉，气势磅礴，荡气回肠，充满传奇和趣味。更重要的是，金庸小说传扬的是爱国爱家，侠道仁心，怎不引起强烈共鸣？

故事的情节早忘了，如今仍在回味的只有读书的快感和青春的快意！

高中宿舍里的另一个分享主题是明星金曲。那时香港的第一代天王级歌星谭咏麟和张国荣实力相当，都好歌连连。据传在香港，经常有两人的粉丝因太过热爱一方而引发冲突，这种“偏爱”在我们的宿舍里也出现“短兵相接”、“针锋相对”之势。

那时没有歌集，更未诞生卡拉OK，所以每晚睡前就各派歌迷拿出自己手抄的歌本唱自己心爱的情歌。每有新歌推出，就迅速千方百计找歌词传抄，每人都是厚厚一本，有的图文并茂，并贴上那时流行的大头贴纸——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个时代最潮的事。

记得一名女生口味特别些，既不喜欢谭，也不喜欢张，而是喜欢那时的日本红歌星近藤真彦，原因只有一个：帅。

我也喜欢唱歌，但对追星天生缺乏敏感性，我喜欢的是某首歌本身，至于哪个歌星倒不计较，所以经常是先到谭粉阵营唱，再到张粉阵营唱。

我那时也忙着“抄”，但不是抄歌词，而是抄古诗词。小学初中时已在课文中接触到唐诗，但上了高中才知道宋词。那些含蓄优美、凝练意长的词句，深深打动了我。那时新华书店里介绍古诗词的书籍不多，即使有，我也是紧绷绷的过日子，没有余钱。所以，最奢侈的做法就是买本漂亮的笔记本，然后加入传抄的队伍。一首接一首，传抄、背诵、模拟，“为赋新词强说愁”成了我高中紧张学习生活中一个另类的回忆。

后来，在当时一名新锐语文老师的推荐下，买了一本《唐诗鉴赏词典》和一本《宋词鉴赏词典》，两本词典大约花了20元钱，相当于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虽然倾尽了所有的积蓄，也忘了节省了多久，但当时确实欣喜若狂，无比珍爱。

这两本词典如今仍在我的书架，染上了岁月的褐斑。

上了大学，宿舍八个女生，来自五湖四海，六个同班，两个不同班，但都极爱读书，且无一例外地爱读小说，虽然全是理科生。

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外国名著。《乱世佳人》《简·爱》《蝴蝶梦》等一批外国名著在宿舍里传阅。最厉害的是后来成为博士的郭，她看书不仅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竟然可以大段背诵《简·爱》中的段落和对白！

一大批国内的名家，如贾平凹、莫言、张炜、苏童、路遥、王朔等，我们都爱读他们的系列文集。

以前一直听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但我基本保持每周三十节课以上，其中有五节左右是制图课。那时未有电脑制图，一幅零件图的手工制图大概花三五个小时，如果一幅装配图，动辄十个小时以上。我曾经试过连续三十个小时站在图板前，在无供暖的教室里，一边制图，一边看窗外大雪纷飞。

课余时间最爱做、最常做的事情就两件：一是看电影，二是逛书店。

那时有电影周报。我们一般选好电影院，周六或周日，一连看两场，大概五块钱。那时还有连放三场的电影院，大概花十块钱，给那些无处住宿的人一个过夜兼娱乐的方式。现在觉得那时的电影院充满人情味。

除了看电影，就是逛书店。

周末一早，两三人结队，搭乘公交车，直奔城中的商业区，找到书店，一头扎进书堆中。

我那时大多是在现代小说、散文的区域中搜寻，逐本翻阅。因为并不宽裕，所以对买书是几近苛刻地挑剔：既要作品好，又要印刷好，还要考察是否出自正规出版社，特别是同一作品有不同版本，我会极有耐性地反复对比和挑选。

在反复挑选过程中，有些书不经意就看完了，大多数人会将看完的书放回书架，继续寻找新目标，但我总是舍不得，因为能认真看完的书，一定是精彩的，我会尽量买下来，收到自己的书架里，成为“财富”。

九十年代，江浙城市的商品供应已十分丰富。在书店附近，不乏各种地道美食，但我极少帮衬，因为既要省下钱来买书，又要省下时间看书，很多时候只是在书店门口买一只热烘烘的烤红薯，吃饱了，继续看书，一看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累极了，才一挑再挑，带着战利品高兴而回。

那时读书，最重要的趣味在于“评”。一本书，宿舍各人传阅之后，会对书中的情节、人物、文笔进行点评讨论，这些“高见”通常在“卧谈会”上发表，这是一天学习生活结束前最快乐活跃的时光。

好怀念那时读书的热情。

那时比较疯狂的事，是去书店排队等候名家签售。觉得与名家见面是一件非常神秘而高尚的事，所以我也去赶过几场，觉得那些书都特别珍贵和值得收藏。大学毕业后，我把所有书搬回家。那时家中只有一个书架，我将特别喜欢的放架上，其余的全部封存箱子中。我结婚后，母亲想着我会随时回娘家住，所以我房间中一切物品均保持原样，包括床铺、衣物和书架，我心爱的书籍当然也原样摆放。

结果，这样一放，就是经年。当年箱存的书籍，竟再未打开过，不管那时曾多么狂热地爱过。

人生不也如此？

工作之后手头相对宽松了许多，至少是买书时不用一挑再挑，难以取舍，结果是各种各样的书籍都买，结婚之后新家里最初准备的两只书柜很快满了，后来陆续再添置了几只，房间里仍到处都是被随手搁置的书籍。

工作之后，静心读书成了奢侈，但还是系统再阅读了鲁迅、梁实秋、张爱玲、三毛的系列作品，以及当代的王蒙、余秋雨、王安忆等名家的作品，品味他们不同的时代、人生和价值观。

而这些年最让我痴迷的，始终是一册《红楼梦》。第一次阅读，读的是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以及伏笔千里的精妙布局；第二次阅读，已忽略具体情节，感受的是极致的情景铺排和情感纠结；第三次阅读，体会的是一个家族和时代的兴衰成败，命运气数，以及其中的天理因果。

想起年少时读书，总觉得书本神圣，来之不易，阅读时总是小心翻阅，从不折角，更舍不得写划一笔，所以读完的书总是保持簇新。偶有好友借阅，总是一再叮嘱，不可污损。有些书实在舍不得外借，则宁愿再买一本相赠，以保证藏本的原样。而事实上，这些书大多被束之高阁，多年来独自寂寞。只是一架架、一柜柜的书，满楼满室，成了自己的安慰，房间的装饰。

如今年岁渐长，观念也渐转变。

一则书不求多，精读方可。过去觉得藏书越多越好，实是虚荣。其实只有真正精读、认同的书，收藏才有意义。所以有些读过的书，遇着合适机会，就送赠他人，既希望多人分享，也希望这些书能找到更投缘的新主人。

二则书不空净，思辨有痕。过去舍不得写划一笔，所以看过的书都没有留下阅读时的想法和情绪，当时真实的思想状态和认知水平无迹可寻。现在看来，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近几年，有好些认真阅读的书我都随手做了札记，感觉就像和作者交心和讨论一样，是个奇妙的体验。事实上，做过札记的书，等于经历了思考，我会更加珍而视之，不时翻看，温故知新。

平凡日子，是顺应时势，量力而行，追求有度，做该做之事，不妄自增加人生风险；而圆满人生，则是发挥所长，尽力而为，实现梦想，做想做之事，不空留绵绵余恨。

平凡与圆满，就如人生四季，花开花落，自然而不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