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各民族共创中华[8]
从历史上看，中华有一个创造的过程，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中华各民族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缔造了广袤辽阔的中华版图，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开发创造了富饶的经济生活，从而形成了中华的悠久历史及其传统，因此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我国现在有56个民族。我国各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现在中国的各民族，都是古代民族在中国历史的大环境中，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内，经过长期的相互吸收、融化、发展而形成的。现在中国各民族就是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直接继承者。因此说，现在中国各民族都是共创中华的主体，是现在中国的各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
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过程中，汉族在其中发挥核心的、主导的作用。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在历史上人口最多，活动地区的生存条件最优越，地域最广大，经济生活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发展水平最高，因而就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疆域、民族、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说，始终起着核心的、主导的作用。对这一点，人们的认识从来是一致的。汉族是共创中华的主体，其他民族同样也是共创中华的主体。
一、族体上的相互吸纳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不断变化的。就中国的各民族来说，也是如此。汉族就是由华夏族和当时的所谓“四夷”经过长期的融合，特别是作为蛮夷戎狄的吴、越、楚、秦等人与华夏的融合，在汉代最终形成的。当时华夏族所居地域很小，人数不多却是事实。正是在吸收大量非华夏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族。此后，几乎在其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大量不同民族的成分，由于各种原因融入汉族。特别是在十六国南北朝和宋以后的历代各朝，历史上曾活跃一时的匈奴、乌桓、鲜卑、氐、羌、铁勒、突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满等族，都有很大一部分人融入汉族。正因为如此，汉族成为中国各民族中分布地区最广、人口最多、方言土语最复杂、民俗风情差异最大的民族。这反映了汉族族体来源的复杂性和多源性。应该说，是中国各民族（包括古代和现代各民族）共同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中国各民族都为汉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通过屯垦、戍边、迁徙、通婚、战乱等因素，也有大量汉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8世纪吐蕃进据陇右、河西、川、滇，统治这里达百年之久，在这四至五代人的时期内，当地上百万的汉族改变服饰、语言、习俗，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在吐蕃北撤后，仍在河西、甘南、川西、滇西北留有大量蕃人，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吐蕃人部落中，就吸纳了大量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成分。再如从汉代到唐代，中原地区有大量卫戍和屯田士兵留驻今新疆天山南北，特别是在高昌（今吐鲁番地区）境内有不少汉族，这些汉人也大部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元代，因蒙古叛王的威胁，元廷准许高昌回鹘亦都护纽林的斤率其部到今甘肃永昌县居住，与当地汉族杂居近20年。清初，为避免准噶尔部的侵袭，康熙将一部分哈密维吾尔族迁至肃州（今甘肃酒泉）与当地汉族杂居，并通过各种渠道，也有大量汉族融入。我国回族族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从阿拉伯、西亚、中亚进入中国的穆斯林，但这些人并不就是我国回族，他们仅仅是形成回族的族源之一。我国回族族源的另一个基本部分是汉族。回族就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汉族等长期密切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中国历史看，一直到近代，都有大量汉族进入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并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各少数民族之中。也可以这样说，不论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还是现在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汉族成分融入。
此外，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相互吸纳更是普遍的现象。羌族与藏族以及南方大多数民族在族源上都有一定联系；鲜卑族、羌族与吐谷浑族、党项族有更直接的关系；维吾尔族与撒拉族、裕固族以及历史上的突撅族等有一定联系；回族以及蒙古族与东乡族、保安族在族源上也有密切关系；南方各族之间在族体上的融化至今仍继续发展着。从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分类也可以说明各民族在族源上的联系。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分属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操汉藏语系语言的少数民族基本分布于我国南部，即从东南沿海一直到西藏西部；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少数民族基本分布于我国北部，即从东北、内蒙古到新疆。根据语言谱系分类法的一般原理，属于相同语系的族体，反映着他们之间在族源上的一定联系。我国古代历史记载也充分证实了这种联系的存在及其发展线索，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现代北方少数民族，从总体上与我国古代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在族体上有密切关系；我国现代南方少数民族，从总体上与我国古代南方各少数民族以及南方各地的汉族在族体上有密切联系。历史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在族体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吸纳，共同发展的情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国各民族的族体就是在各民族互动的关系中形成和发展的，各民族都为中华各民族族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祖国疆域的共同开拓
我国疆域辽阔，在世界各国中，目前居陆地疆域面积的第三位。我国这样辽阔的疆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总体上看，就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结果，是各民族共创中华一个具体体现。
在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长期生活、劳动和繁衍的地域，各地区的民族之间很早以来就有密切的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交流和政治上的交往，这与美国，澳大利亚等一些以移民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完全不同。在我国广大版图的形成过程中，居核心地位的是中原，这里曾经是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族形成的主要地区。至秦汉逐渐向四周拓展。经数十世纪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广袤版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曾有过多次分裂，同时，也有过多次大一统，每次疆域的大一统不仅巩固了中国广大的疆域，而且增添了新的内容，扩大了中央政权的行政管辖和主权范围。中国历史上疆域的分裂和统一，从根本上说，都是中国民族关系互动和发展的结果，都是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相互调整关系，共同发展，密切联系的结果。有的人说，这是汉族用武力扩张的结果。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充满了战争，而且维护和恢复原有的疆域，没有一定的武装作后盾，没有必要的战争，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历史上中国边疆和民族地区统一于中央王朝的管辖和主权之内，大部分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少数民族向心力的表现，是中国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建设的历史贡献。就以藏族居住的西藏地区来说，一般认为在13世纪中叶，西藏在行政管辖方面与中国其他部分实现了统一，归属当时的中央政权——元朝管辖。但这仅仅是藏族历史自然发展的一个结果，而这一结果是中国各民族，包括藏民族在内，长期共同创造的。7世纪初，藏族在西藏建立了政权，并自称吐蕃。7世纪30年代，吐蕃与唐朝建立政治联系，很快与占据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发生冲突，并逐渐侵袭吐谷浑，至7世纪60年代，占据青海大部、甘肃南部及早已属唐朝版图的今新疆东南部。至8世纪60年代，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滇西北以及今新疆南疆等地均为吐蕃占据。从当时吐蕃政权所控制的领土范围、所控制的人口数量和民族成分来看，疆域，已大部分是唐朝疆域，吐蕃所统治的居民中，很大一部分是原唐朝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因此，当时吐蕃实际上已经是大部分领土属于唐朝疆域内的一个政权，它与唐朝关系虽然十分紧张，但联系却很密切，唐蕃之间除了有文成公主的通婚之外，在此期间又有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而且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政治交往不断，至今在拉萨大昭寺前还保留有“长庆甥舅会盟碑”。9世纪50年代左右，吐蕃在甘青川滇及新疆地区的统治结束，但留下了大量吐蕃部落，他们与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生活，成为中原政权统治下的居民。从7世纪30年代到9世纪50年代两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藏族向北向东的发展，在实际上与中原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13世纪蒙、元时期西藏自然地正式成为中国行政管辖的一部分，这正是藏族长期主动向北向东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各民族共创中华伟大疆域的一个事实。
此外，从汉代开始，河西地区匈奴族的浑邪王、休屠王归汉，匈奴统治今新疆地区的日逐王的归汉，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归汉，为汉朝政权统一河西地区、今新疆地区和今内蒙古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隋唐时期东突撅、西突撅、吐谷浑的归附，也是东西突厥、吐谷浑与隋、唐王朝密切关系发展的结果，为进一步加强隋唐时期中央政权对今新疆、蒙古高原和今青海地区的行政和主权管辖作出了贡献。至于我国蒙古族，在其几代领袖人物的努力下，统一蒙古地区，消灭西辽、西夏、大理政权，统一江南，对西藏实行了有效行政管辖，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作出了贡献，也为今天中国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至于满族建立的清朝，在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上，那更是空前的，就其领土范围，超过了前代；就其行政管辖和法制的形式，更加完善、完整；就其管辖的内容，更加全面、充实。元朝、清朝时期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实现，也都是少数民族在创建广大中华疆域中的贡献。没有历史上各民族的南下北上和西进，以及积极的统一活动，中国就不可能形成今天这样的广阔疆域。
三、经济上的开发和相互促进
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都在自己的区域内，通过对各自区域的开发，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国少数民族所聚居的地区，大多地理环境恶劣，生活资料贫乏，生产条件艰苦。我国的这些少数民族祖祖辈辈就生活在那里，坚持开发，并根据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环境，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经济生活。在我国北方，从古代以来各民族开发了以内蒙古地区为中心的大片牧场，发展了游牧畜牧业经济；东北地区的各民族在极其严寒的气候条件下，开发了白山黑水广大地区，发展了渔业、狩猎业、牧业、农业和其他类型的各种生产活动。居住在我国东南、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适应和改造着各种复杂的地理条件，或在空气稀薄、高耸入云的世界屋脊，或在莽莽密林，或在高原丘陵，或在炎热难耐的热带雨林，发展生产，开发出了片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为发展我国西南、东南经济作出了贡献。在我国西北，各民族克服各种不利的地理条件，发展了绿洲农业、牧业及独具特色的手工业经济；与此同时，西北各民族还开发、发展了沟通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推进了我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为古代世界了解中国、为古代中国了解世界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丰富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容。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特色经济，如畜牧业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实际上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网络。这一网络的正常运行，又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整个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为中国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四、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的维系
世界上存在过不少有数千年古代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但是很遗憾，其中不少并没有把自己的古代文明的传统维系下来，他们原有的古代文明因各种原因，早已为不同的文明所取代。值得骄傲的是，我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不仅从未中断，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都得到了更好地维护和保持，继承和发展。
所谓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主要包括：中国几千年来多民族共存，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传统；中国以汉文化为主流、主导，各民族文化互相吸收，相互交叉又各自独具特点、共生共存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机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的传统；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基本格局、基本内容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方针与方法保持延续性的传统；中国历史记载受到重视，受到尊重，官私并举，中原与少数民族状况并载，传承不断的传统；中国历史上重视血缘、重视家族、重视亲情的道德观、价值观的传统；各民族重视统一，追求统心，以中国大一统为最高原则的传统；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的广大疆域，虽经多次分裂，而又不断统一，每经一次分裂逾益扩大和巩固的传统等。这些传统既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积淀下来的，也是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共识，更是中国各民族政治生活中遵循的一些原则。在维持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中，汉族起了主导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应该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起了巨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两汉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317—589年）的复杂局面。在这二百多年中，中原地区以长江为界，在政治上分成南北两部分。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氐、羌等族分别建立过众多的政权；南北朝时期，鲜卑族逐渐统一了北方，曾建立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政权。从西晋政权到隋朝统一（316—581年）的二百五十多年，中国北方基本处于少数民族许多政权统治之下。唐代，我国东北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渤海国，以后在云贵地区又出现了乌蛮所建立的南诏国。进入宋朝时期，在西部出现了哈喇汗朝、高昌回鹘、河西回鹘政权，北方出现了以契丹族为主的辽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到北宋后期，中国北方出现了女真族建立的金，云贵地区出现了由今白族等族先民白蛮等建立的大理政权。在这期间，少数民族政权所占地域越来越大，最后蒙古族兴起，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建立了以蒙古族统治者为主的元朝政权，统一了全国。至17世纪中叶又以满族为主建立了清朝政权。
中国历史上在中原地区由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虽然很多，统治时间很长，而且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建立政权后，他们也曾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程度上建立和推行了某些具有自己文化特征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制度，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都十分尊重中原传统的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以及中原传统文化，并改变着自己的一些特点，以适应和接受中原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极力保持中国固有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使之持续不断，就是边疆地区建立的政权，也都尽力采用和保持中原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在中原和部分边疆地区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采取了中国传统的朝代名称和纪元，而且大部分都以其统治者自认与前代某朝某代的关系起名，其朝代名称、纪元年号亦大都采用了有吉祥、峻伟含义的汉字。如十六国时期由匈奴人刘元海建立的“汉”，就是因匈奴“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9]因而自认为刘姓，称“汉王”。后其侄刘耀“以水承晋金行”的五行原则，改国号为“赵”。曾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前秦，其创立者荷健，因夺取了“三辅”，都于长安，应了“往东而小”，“还西则大”的言[10]，称国号为“秦”。十六国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均以汉字名朝号和年号。唐代的渤海、南诏以及高昌和吐蕃的一些王，五代十国时期的于阗，也都以汉字定年号。辽、金、西夏更是如此。忽必烈占据大半个中国后，也是“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满族兴起后，初号“后金”，为避免人们与金朝相联系，皇太极时改国号“清”，其义史籍中并无明确解释，不外乎是两种含义，一是诸大臣及蒙古诸部首领所上“请上尊号”表文中所说：当时“天下昏乱”，希望他“修德体天”，“施及万姓”[11]，也就是改当时“天下昏乱”的形势，为“清”平世界之义；此外，“清”也有安定之意。清顺治十六年状元徐元文《春日阅武召百官诣南苑》诗中云：“莫以清时忘战伐，至尊亲为挽雕方”中的“清”即为安定之意。这些都是少数民族维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表现。
第二，大多数在中原和部分边疆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均保持了原来各朝的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或在中原地区采用过去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参用中央王朝的法律、监察、取士制度。其中由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承袭了汉晋以来的全部制度；辽、西夏、金对他们所统治的“汉地”均设立“南衙”，用中原传统制度管理“汉地”；元、清两朝更是改变本民族的许多统治制度以适应中原传统的管理制度。
第三，维持和保护其统治下的各民族的正常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允许各安其所，各行其是，继承了中原王朝历来实行的“因俗而治”的基本原则。如氐族建立的前秦，派吕光率军达西域各地，各地首领“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12]；元朝对西域、西藏，清朝对西藏和蒙古，基本上都采取了“因俗而治”传统政策，从而维持了中国大一统局面。
第四，各少数民族政权基本奉行了历代中原王朝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对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尊重，奉行了对各种宗教包容、兼收的传统。十六国南北朝时，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无不争相效法汉、晋制度推崇儒术，兴办学校，提倡农耕，佛道并重，特别是经过建立在河西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倡导，当时的河西成为儒学的中心，出现了辉煌一时的“五凉文化”。
第五，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重视教育，重视修史，保存各种典籍的传统。辽、金、西夏、元、清各朝都按历朝惯例，由史官编纂《实录》，建国不过80年的元朝，组织大量人力编纂了《辽史》、《宋史》、《金史》，清朝编纂了《明史》，在二十四史中占有显著地位。
第六，各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建立在边疆地区的政权，都以建立在中原地区或汉族所建立的政权为正统，或用各种形式进贡、称臣，或以占据中原为己任，或虽以独立邦国之礼相待，但以甥舅之义、父子之情相许，或以与中央和汉族政权建立联姻关系为荣等等，反映了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认同的传统关系。
由于进入中原地区或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取上述措施和态度，从而使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得以持续数千年承袭不断，使历史上的中国虽有多次分裂而又能统一如初。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一奇迹，就是中国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鲜明例证，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在共创中华历程中的伟大业绩和贡献。
五、对中华文化宝库的丰富
汉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无疑是中华文化宝库的主要珍宝。然而，它毕竟也只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内容。
我国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以其绚丽多彩的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一）少数民族文化为汉族所吸收，丰富了汉族文化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长期共同发展中，互相吸纳，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建立了内在的密切联系。我国少数民族曾吸取了大量汉族文化，同样，汉族也吸取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例如，在生活习俗方面，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影响就很大。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仅提高了中原战斗力，而且对以后汉族衣饰的影响十分巨大。满族旗袍，更为汉族妇女所喜爱。汉代西域坐具、胡床等的传入，也改变了中原汉族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等生活习惯。汉代、唐代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音乐、乐器、舞蹈，充实和推动了汉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内容和发展。许多宗教和宗教思想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对汉族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少数民族的语言，大量为汉族所借用，不仅形成了丰富的汉族方言，而且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动植物品种，如葡萄、苜宿、名马、异兽等促进了中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用汉文创作了大量不朽的著作，其中如满族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庚午元历》及文学作品，蒙古族地理学家明安图的《割圆密率解法》，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蒙古人脱脱等主编的《辽史》、《宋史》、《金史》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贡献，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丰富。
（二）少数民族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百花园
在文学创作方面，少数民族有丰富的文学遗产，著名的如《格萨尔王传》（藏族）、《江格尔传》（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这三大史诗是浩如烟海的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创作的代表，不仅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坛上的瑰宝。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乌古斯可汗传》；彝族长诗《阿诗玛》，傣族叙事诗《召树屯》，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望夫云》等等，都是我国少数民族不朽杰作，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少数民族在我国音乐艺术发展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如蒙古族的“赞歌”，回、撒拉等族的“排歌”，侗族的“大歌”等。乐器方面有笛、琵琶、箜篌、胡琴、竭鼓、腰鼓等。“藏剧”、“花灯剧”、“好来宝”等戏剧，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戏剧音乐、舞蹈品种的内容。能歌善舞是我国少数民族共有的艺术“特性”和品格。
（三）少数民族在古代科技等方面的成就，拓展和丰富了我国古代科技领域的范围和成果
在天文历算方面，如藏历、傣历；在医药卫生方面如藏医、蒙医、满医、傣医、维吾尔医、彝医、苗医等。特别是在藏、蒙古、满、维吾尔等族中，均有本民族的医药著作。各民族都根据各自的生活环境积累下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总结出了诊治疾病、使用药物的规律和原则。此外，我国少数民族还在地理学、水利工程、建筑工程、数学等方面，有一些光辉的著作和成就。
（四）少数民族在史学、宗教学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在史学方面，许多少数民族具有修史的传统。蒙古族历史学家们撰写了著名的《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白史》、《黄金史纲》、《俺答汗传》、《黄史》等。藏族史学家撰写了《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新红史》、《青史》、《白史》。满族的《满文老档》，傣族的《沏史》等，都是对我国史学的重要贡献。元、清两朝，对历史文献十分重视，元朝按中国历代一贯传统，设置了负责编史的官署，组织人力编写了《实录》、《起居注》、《大元一统志》、《经世大典》，特别是撰写了《辽史》、《金史》、《宋史》。清朝更加重视史书和实录的编写，特别是在乾隆时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古籍的巨大工程，为我国古文献的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四库全书》仍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罕见的稀世珍宝。
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宗教文化上有十分突出的贡献。作为世界宗教的佛教和伊斯兰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都根据各自民族文化基础和社会状况，创造出了适合自己民族的形式。藏族把佛教一般原理同本民族文化实际相结合，创立起了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及各种流派，创制出包括四千多种著作在内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我国回族、维吾尔族等将伊斯兰教的一般原则，运用于本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体系和各种流派。我国回族伊斯兰学者曾撰写出大量中国伊斯兰学著作。其中如明清之际的伊斯兰学者王岱舆（1570—1660年）、清初伊斯兰学者刘智（1660—1730年）分别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天方典礼》、《天方性理》等，为建立中国伊斯兰学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少数民族除了翻译大量佛教和伊斯兰教经典外，各民族宗教学者还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创作了大量本民族的宗教典籍，在我国宗教学说、宗教流派的建立等方面有突出表现。
六、反对侵略，保卫中华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因此首当其冲，遭到外国列强各种形式的侵略更为严重。沙俄、英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或不断侵吞、蚕食领土，或直接出兵进行武装侵略，或通过商业贸易垄断边疆经济命脉，或煽动叛乱，制造分裂，妄图分裂中国，变边疆为他们的殖民地。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最主要、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就是边疆地区的危机。
中国各族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和斗争。1855年新疆塔城地区以回族领袖徐天尧、安一贤为首，联合各族人民火烧沙俄贸易圈，与沙俄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世纪70年代，新疆各族人民配合政府击溃了由英国支持的阿古柏匪帮的武装侵略，收复了沙俄抢占的伊犁地区。1888年、1903年藏族人民两次英勇抗击了英国的武装侵略。1885年在中法战争中，壮、彝、满等族人民和汉族一起，坚决抵抗法军对我广西、云南等地的侵略，并在镇南关（今友谊关）重创法军，取得举世闻名的“镇南关大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曾攻占我辽东大片领土，在满族人魁福、锡寿等著名团练首领的组织领导下，满、朝鲜、汉各族群众“壮夫老弱，死战不降”，粉碎了日本抢夺奉天城的阴谋。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役，由回族官兵组成的甘肃军队，在廊坊、正阳门等地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这些英勇无畏的反侵略斗争，在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粉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领土的斗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站在抗日战争前线的东北、华南和内蒙古各族人民，为推翻日本右翼下的日伪政权，粉碎日本侵占我国领土的野心，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七、对中国民主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国少数民族具有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各民族人民为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进行过多次反抗斗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壮、汉、瑶等族杂居的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了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在金田村起义的群众中，壮族人民就达数千人。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的许多骨干和著名将领，都是壮族人，如北王韦昌辉、西王肖朝贵、赞王蒙得恩、慕王谭绍光，著名将领李开芳、林风翔等都是壮族人。在太平天国、捻军等革命运动影响下，陕甘地区的回族也掀起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在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民掀起了反对封建王公贵族的“独贵龙”运动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广大满族人民赞成和拥护革命，满族人鲍化南、何秀斋等领导了凤城等地的反清起义，后英勇牺牲。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中有不少壮族革命者，在壮烈牺牲的72名烈士中，就有壮族志士韦云卿、韦树模等。1919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开始，我国回族、蒙古族中的先进分子就已经出现于我国反帝反封建和传播新文化革命斗争的前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我国革命步伐的前进，我国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的各历史阶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回族革命家郭隆真，蒙古族革命家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白族革命家张伯简、徐克家，壮族革命家韦拔群等，他们积极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在蒙古族、黎族中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组织和领导了由广西右江两岸壮、瑶、汉等族参加的“百色起义”，并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整个广西掀起了革命高潮。
1930年红军主力北上，以壮、瑶族战士为主的红二十一师，在师长韦拔群率领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两年之久，狠狠打击了桂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湘鄂西，贺龙同志组织领导土家族人民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等同志在土家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后许多土家族优秀子弟参加红二方面军，经历了长征的艰苦斗争。彝族、藏族地区的人民都为路过的红军做出过自己的牺牲和贡献，并在红军的影响和支持下，建立过劳动人民政权，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
在解放战争中，我国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都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解放战争中，先后有五万多名朝鲜族青年参加了解放军，仅延边地区就有二十二万二千三百多名青壮年参加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援前线。蒙古族骑兵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威名远扬的部队，从1947年5月至1950年8月参加大小战斗六百多次，做出了突出成绩。在陕甘宁地区也成立有回族骑兵师。这个时期，在新疆西北爆发了维吾尔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新疆各少数民族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在广西，壮、瑶各族人民纷纷组织游击队，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的瑶、壮等族群众举行万冈起义，于1947年攻下万冈县城（今巴马县），配合了解放大军对广西的解放。海南地区的黎、苗等各族群众，从大革命时期以来一直坚持革命斗争，多次击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并保持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解放战争中，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他们建立起五指山根据地，为解放大军解放海南岛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中曾经涌现出无数维护祖国统一的卓越人物。其中如西汉时匈奴族的浑邪王、日逐王先贤掸、呼韩邪单于稽侯珊，东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比等，均为两汉时河西、西域和大漠南北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东汉明帝去世当年（公元75年），西域部分地区在匈奴支持下，发生动乱，“攻没都护陈睦”，当时任军司马的班超被围困于疏勒（今喀什地区），新上台的章帝刘恒，竟命班超等撤出西域。班超只好从命准备撤出。在此关键时刻，“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以刀自刎”表达挽留班超的决心。超至于阗，当地王侯“互抱超马脚，不得行”。班超为此情所动，毅然返回疏勒，并平定了西域的动乱[13]。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两汉时期边疆少数民族维护祖国统一的意愿和要求。隋唐时期，突厥、回纥、吐蕃兴起。突厥、回纥虽与唐朝时有冲突，其可汗和首领中也有一些反对与唐和好之辈，但总体上保持了臣属、朝贡、互市的关系。突厥、回纥可汗即位，都要取得唐朝册封，始被认为合法。在这个时期，曾涌现出不少促使突厥、回纥与唐朝保持属国关系的著名人物，其中如唐太宗时之突厥突利（东部）可汗，玄宗时的突厥毗枷可汗及其大臣阙特勤、墩欲谷；回纥可汗吐迷度、比栗、顿莫贺等都为加强、加深突厥、回纥与唐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吐菩与唐朝虽有过多年的征战，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17—650年在位）、德祖赞（704—755年在位）排除一些大臣的干扰，主动为加强唐蕃之间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此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八思巴、五世达赖、八世班禅、九世班禅、格达活佛等均在加强西藏与内地的关系，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蒙古族为中国统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至清初，喀尔喀蒙古各部首领、内蒙古四十八旗首领在清朝统一中国的活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近代，蒙古族曾击败了沙俄趁辛亥革命前后鼓动的库伦“独立”、呼贝尔“独立”以及侵占内蒙古的闹剧[14]。
1943年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发生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三区革命队伍中的一批革命青年，如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与分裂分子进行了斗争，使三区革命走向正确的道路，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
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反映了在不同时期对统一中国大业的贡献，也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优良传统。
九、共铸中华民族精神
在我国各民族长期共同创造中华的伟业中，各民族还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随着我国各民族共创中华伟大事业的深入发展而逐渐形成和日益发展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民族共创中华伟大实践在各民族精神生活中的集中反映。
首先，中华民族精神表现为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次，中华民族精神表现为中国各民族追求祖国统一的精神。第三，中华民族精神表现为中华各民族自强不息、共同发展的精神。第四，中华民族精神表现为汇百川而纳四海的博大胸襟和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有一个逐渐积累，不断发展，最终形成并为人们所认识的过程。在中国古代史上，由于统治阶级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仇视政策，影响了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认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和内在联系，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和各种因素，实际上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已经出现和存在，甚至相互之间的尖锐对立，也可能反映着同一种思想和愿望。因此，在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和雏形。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促进了中国各民族的觉醒，各民族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精神再次强烈表现出来。但是，以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前提的新中华民族观的提出和形成，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民族观为指导，以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为奋斗目标。在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党的民族理论的科学性和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各民族在创建中华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并成为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抵御外侮，共创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强大精神力量。
因此，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的各种因素和基础，是在历史上由中国各民族在共创中华的伟大业绩中创造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伟大祖国，并使中华民族以崭新面目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实践，给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内容，注入了新生命，使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国各民族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武器。
总之，中华各民族数千年来能聚集一堂，组成多民族国家，绝非偶然。这是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的必然体现，是中华各民族同命运、共呼吸，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选择，在这个伟大选择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共创了伟大的中华。共创中华的伟大业绩，又进一步把各族人民联系在一起，使中华各民族形成牢不可破的大家庭，各个民族成为这个大家庭内的平等自豪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