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民族问题是众多社会问题中特殊的一部分，是社会革命总问题中具有显著特点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根据社会和社会革命发展的规律，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社会革命纲领及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则；根据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民族问题只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和基础上才能解决；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因各国各民族的特点而在具体方式上不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民族解放是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基础，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合作是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不仅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并且还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途径。
当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阶段。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刚刚兴起就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密切关注。其中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尤其重视：一方面悉心研读，同时又详细地作了摘要，并在后来的著述中大量引用了其中的材料。1848年以前，在他们刚刚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就注意了民族问题的研究，先后撰写了《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指出犹太人问题不仅仅是政治解放问题，而且还是民族解放问题、人类解放问题，是要“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犹太民族的民族平等问题，而且把民族解放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联系起来，成为马克思早期民族思想的重要观点。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宣言》明确指出，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消灭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这就直接把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联系起来，把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剥削制度，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无产阶级制定民族问题纲领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19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他们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如《论波兰》（1847年11月）、《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法国的革命及反革命》（1851年8月）、《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5月）以及《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至1875年4月）等，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不仅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更加成熟。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走向全面反动的时期，他们不但加紧了对本国工人的剥削，而且积极开展殖民扩张，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3]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间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4]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区分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民族运动，揭露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局限性和反动性。通过对19世纪40年代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正确指出，在当时的民族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其中充当“俄国前哨”的捷克人、克罗地亚人高举“泛斯拉夫主义”旗帜，“他们为了民族性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5]，“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俄国的利益服务”，因此，是一种反动的民族运动。只有波兰、意大利、匈牙利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才是革命的民族运动。他们号召人们反对前者而支持后者。列宁说：“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6]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一方面，由于民族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消灭这种所有制关系只能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所以，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7]。因为对异族进行压迫的工具，也同样是对本国人民统治的工具；对外侵略扩张，也是对内延长统治的手段。而且，从爱尔兰独立解放问题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关系来看，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是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将给英国统治者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些都说明，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尽可能地支持被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8]。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一个突出点是在积极地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火热的斗争中，坚持捍卫和发展自己在民族理论方面的基本观点和原则，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一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候，是他们生平事业的中心点。”[9]
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根据摩尔根的民族学材料，加上他们多年有关民族学研究，分别写出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92一1893年）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4年）两本著作，以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对民族起源和形成问题作了更科学的阐述。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把这些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直接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宣布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多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不仅加强了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而且加强了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到1898年，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全世界基本上瓜分完毕，把重新瓜分殖民地问题提上日程。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的加强与扩大。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殖民地与宗主国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国工人的斗争和被压迫国家的解放运动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同他们建立联盟，“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10]。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驳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种种谬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正确制定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列宁连续写了《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2月）、《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关于自治问题的争论总结》（1917年7月）；十月革命以后，又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初稿》（1920年6月）、《关于党在民族方面的当前任务》（1921年3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12月）等20多篇论著、书信及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第一，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已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列宁说，“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11]“社会民主党纲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12]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掠夺和瓜分，世界领土已经被瓜分完毕，使整个世界必然出现了两类国家：一类是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国家，是占少数的国家；另一类是被他们当做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国家，是占多数的国家。
这样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民族关系的全面对抗，即民族压迫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从而使帝国主义时期必然出现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划分。这一思想成为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是无产阶级观察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就不可能制定出任何正确的民族纲领。
第二，列宁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时代民族发展的两个趋向。他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13]列宁认为，这两个趋向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两个历史趋向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废除封建关卡获得资本主义自由自在的发展，是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反对民族压迫、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必然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发达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现代交通事业，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频繁起来。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达到了顶峰，各民族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争取民族平等、独立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所以，在这样的趋势下，无产阶级只有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才能彻底战胜资本主义。
第三，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同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胜利。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必须纳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阵线来考虑，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以，“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题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彼此接近起来”[14]。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种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这就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争取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盟”，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获得民族解放。
第四，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平等问题上，列宁“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只有利于某一或某些民族的任何特权”[15]。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压迫民族即所谓‘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16]。这些思想，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列宁还具体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举行起义，如果情况许可，还应当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17]。只有通过民族自决，被压迫民族才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实现民族平等。
第五，在解决俄国国内民族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策略。列宁强调，“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18]，尤其是在政权建设问题上，尽管列宁一贯坚持集中制，反对联邦制，但他根据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因势利导地用联邦制解决了俄国各民族之间平等联合问题。列宁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19]。从而开始提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这些思想成为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南。
三、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贡献
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也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
第一，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20]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科学地提出了民族的概念。直到今天，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仍然在民族理论和实践上起着指导作用。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具体分析了民族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用辩证眼光看待民族特征的基本方法。斯大林还指出，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同时，斯大林还特别指出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类型问题，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及其特征。他说，“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它们的团结性和生命力远远超过了任何资产阶级民族”[21]。这就为我们研究民族类型和民族发展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斯大林认为，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这就为我们分析和对待民族问题指出了科学的方法。斯大林还认为，在一切方面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民族之间还存在着旧的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形式要求规定一些措施来帮助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22]“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这是建立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23]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而且完善了列宁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对于民族运动，斯大林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24]。为我们揭示了民族运动产生的根源、实质和民族运动的命运。
此外，斯大林在如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上，不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