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大事。由于民族问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复杂性，不是单单用几个表象特征就能区别开来的。因此处理民族问题要有正确的民族政策来指导，而这一政策的制定恰恰就要建立在对民族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以史学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变迁的脉络，又用社会学的理论界定了各个民族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

1988年11月，费孝通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上作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在该演说中，他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来阐述他的主要思路与观点^[1]：

1.东亚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而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这个观点从地理生态系统的角度，说明通过共同生存的土地，在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2.中华民族各族群起源的多元论和本土说。各族群起源的多元，说明我国几千年来延续至今的民族“多元”现象，有它的历史渊源与根基，也说明今后我国民族结构中“多元”现象的历史长期性。

3.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文化时代开始了中国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这种交流与渗透至今已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在文化方面形成了中华各族群之间各种外在的或潜在的共性，构成了“一体”格局的深厚的文化基础。

4.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当时中原原有的居民在外来的人看来是一种‘族类’而以同一名称来相呼，说明了这时候汉人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实体”^[2]。“汉族的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5.中华民族各族群统一成为政治实体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原农业区和北方草原游牧区分别形成了两个并立的统一体，第二个时期是这两大区域统一体的汇合。万里长城一度是两个区域之间的屏障，同时在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诸方面的密切往来。

6.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唐、五代、宋、元、明、清都是如此。北方、南方各族群不断向汉族输入新的血液，部分汉族人口也融入了边疆各族群。

费孝通教授十分生动形象地归纳了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这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掺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4]

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教授精辟地总结了六个特点：（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这个核心先是华夏族团，后是汉族。汉族人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但也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牧业，在统一体内形成内容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经济类型。（3）除回族、畲族外，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汉语已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4）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但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汉族的农业经济是汉族凝聚力的来源。（5）中华民族成员众多，人口规模大小悬殊，是个多元的结构。（6）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有各地区的初级统一体，继而形成长城内外北牧南耕（农）的两大统一体，后又以汉族为特大核心，通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通商等，将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近代则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在中华民族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结构，各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5]

1996年10月，费孝通在给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大阪）举办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书面报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一文中又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主要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2）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3）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6]

费孝通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把中国的民族问题看作是“中华民族多元”与“中华民族一体”对立统一的综合体，既强调群体又重视个体，既排除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同时也对传统的大汉族主义进行了否定。该观点同时又是对我国特定历史的经验总结，是对现实社会的高度把握，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对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有重要意义：强调民族的多元性能使少数民族得到更好的发展；强调各民族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特殊的部分，我们就能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我们就能始终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并采取符合实际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必将增强我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一体”即把我国各民族的利益视为一体，各民族荣辱与共、肝胆相照，这样就能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政治的向心力和内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