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从“毛装”到“一军二干三工”

60年代流行最广的服装，首推中山装。

中山装是中国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服装，它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政治的历史。解放以后的中山装与民国时期的样式相比，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取消了后背中缝，取消了上袋的摺裥，其实就是简化了。北京“红都”时装公司服装师田阿桐在为毛泽东制作中山装时，根据他的身体特点做了某些改动，将领子改为阔且长的尖领，前片与后片做得略宽，中腰稍微收敛，西方人亦称这种中山装为“毛装”。“毛装”应该就是中山装，但其精神与孙中山初创时不同，孙先生的中山装旨在体现民主革命的理念，但毛装就有了些许正统权威的意味。

中山装几乎成了新中国领导人的统一服装。政治领袖的取向自然影响到民众，中山装遂成为最普及的服装。当然，民间的中山装制作较为简陋马虎，普通中山装多用棉布涤卡为料。

国家领导人选择的几乎全是蓝色、灰色的中山装，这是中国服装史上色彩最单调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中，中山装的制作就更加马虎了，样式肥大粗陋，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无论城市、乡村，无论工人、干部、老人、青年都穿中山装，其颜色主要是毛蓝、灰色，成就了中国服饰史上最为单调的时期。可叹这种曾代表民主自由的服装竟然成为一场极端的政治运动的符号。

60年代的军装是“文革”期间的时尚。毛泽东带头戎装，加之全国军宣队、军管会和有军人三结合的革委会，所以凡带“军”字的都吃香。军装、军裤、军大衣都成为抢手货。甚至姑娘嫁人也流行“一军（军人）二干（干部）三工（工人）”的标准。

60年代军装的样式是以中山装为基础，但用挖袋形式，袋盖没有明扣。夏服为涤棉平布，冬服为棉咔叽布。而且陆、海、空三军的服装样式和衣料基本相同，只是颜色稍有区别。官兵式样基本相同，军官服共四袋，其中上口袋袋盖是暗扣，盖里有扣袢。士兵服只有两个上挖袋，扣眼为明扣眼。一律戴解放帽，佩戴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即“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挑两肩”。

1968年底，红卫兵们接到新的“最高指示”，身着绿军装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李振盛摄

手捧“红宝书”的年轻人，以“革命”的装束和“造反”的名义震撼中国大地。

军便服也是在“文革”时期开始流行的，军便服与军服的样式相同，色彩主要为军绿色，也有黄绿色。它与军服最大的不同就是扣子，军便服的扣子通体是全塑的。穿军便服有五个“不分”：一是性别不分，男、女都穿，款式统一、宽松肥大；二是年龄不分，老、中、青三代皆为一式；三是阶层、职业、地位不分，上至首长，下至普通职工都穿；四是季节不分，春秋当作单衣，冬天套在棉衣外边当外罩；五是场合不分，既作日常便服，又作出客服，均此一式，一穿到底。

军大衣也颇为时兴，军绿色的大衣款式为双排扣、明门襟、翻驳领，植绒领子，前身两个插袋，后身有装饰扣的横带并开叉。海军呢大衣则是当时的极品，款式和陆军的差不多，只是颜色为蓝灰色，且用呢料制作。但军大衣只有军人和样板团等文艺工作者才发放，民间有本事觅得军大衣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工人老大哥的工作服也是当时的“时装”。

工厂里的工作服也可为“时装”。因为最高指示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作服通常比较宽松，材质有帆布、棉布、再生布等，多以蓝色为主。在当时，人们以在日常生活中穿工作服为荣，甚至出客、上街都穿工作服。

北方农村则以陈永贵式中式布袄为代表，在广大农村的农民们大多数仍保留穿中式衣衫的习惯。冬天城乡大多穿中式棉袄，外罩军便服、中山装等。

这个时期的女装是十分单调的，造型基本上是直线型的，款式和裁剪都尽量弱化女性性征。除红卫兵装外，女上装大致只有春秋衫和中式外衣。

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春秋衫，式样为前翻一字领或八字领、四粒扣，领子可开可闭，两只大贴袋，直筒不显腰身，只在肩部或腋部有省道，略微考虑到胸部的立体，亦称两用衫。其实这种春秋两用衫不是两用，而是全能，夏天作衬衣，春、秋、冬季作罩衣。现今为时髦发愁的中年女性居然还“怀念”当年的一字领：“回想二十年前，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用不着特别操这份心思。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种‘一字领’的两用衫便是最女性化的服装，因而大多数女性有这样一两件‘出客衣裳’就行了。”⁽¹⁵⁾

中式外衣为中式立领，对门襟，或暗门襟，当时流行衣袖不连身，采用西式绱袖子的方法，有中式传统服装的构成，又采用西式服装的裁剪，面料以素色的咔叽布、平纹布、斜纹布居多。

布鞋、塑料鞋、橡胶鞋、皮鞋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鞋种。从1965年到1968年，全国进行了“四鞋”调查，对三万双脚进行测量，制定出统一鞋号和统一鞋楦，将制鞋标准规范化。布鞋是“四鞋”中的主流，鞋面多采用黑丝绒、条绒、帆布等面料，布鞋包括有：懒汉鞋（松紧口布鞋，也叫橡筋鞋，鞋底有千层布底、塑料底）、老头乐（棉布鞋，形制多为单脸鞋，亦称单樑鞋）等。“文革”期间，一些以生产布鞋为主的老字号，如内联升、同陛和、步瀛斋，因为布鞋符合无产阶级口味而免遭劫难。

源自军队的胶鞋“解放鞋”，因其可以晴雨两用，舒适耐穿，价格便宜，除了军用外，在群众中相当流行。“白网”指白色低帮胶底帆布鞋，最初是一些文艺宣传队员的演出鞋，在当时，年轻人穿双“白网”则是十分的足下风光了。这时的皮鞋样式主要来自部队军官，多为五眼系带；翻毛大头皮鞋也是具有工人和军人特质的鞋种。民间流传“不穿硬的穿软的，不穿勤的穿懒的”，硬的指皮鞋，软的指布鞋，勤的指系鞋带的鞋，懒的指懒汉鞋。

以后的江苏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中国油画百年》，编写者回忆说：当编至“文革”时期，站在那些画幅大小不同、政治取向统一、描绘水平相当的油画面前，一种感动油然而生——感动于中国普通民众的单纯轻信，感动于画家们的真挚虔诚。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奇怪的岁月。吴祖光之子吴欢在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时，中肯地评价“文革”：“庄严的滑稽，深不可测的浅薄，一本正经的扯淡。”

长期以来，整个中国相信、追随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空话和谎言，为左倾政治提供了存在的土壤。这些空话和谎言又波及和牵连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严重地降低了人们生活的水平和质量，60年代的衣衫就是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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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吉夫：《布票的故事》，《票证旧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46页。

(2) 敬一丹：《我管布票的日子》，《票证旧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78页。

(3) 祝勇：《蓝印花布》，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102页。

(4) 华梅：《不堪回首说补丁》，《服饰情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1页。

(5) 冯巩：《童年真好》，《票证旧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12页。

(6) 参见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 在北京悬挂了七十多年的“瑞蚨祥”招牌被摘下，店名被更改为“立新绸布店”；具有五十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的职工和红卫兵一起，在欢叫声中将数米高的“大世界”招牌拉了下来；天津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招牌，也被该场职工用铁榔头砸个粉碎……

(8) 据统计，1958年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共计6843处文物古迹，在“文革”时期竟被毁4922处，而其中大部分被毁于1966年的8、9月间。

(9)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第1版。

(10) 马启忠：《剪辫子的故事》，《天安门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84页。

(11) 《一块“造反”去》，《人民日报》，1966年8月25日第2版。

(12) 天津市红星服装厂编印：《男制服裁剪》，1967年版。

(13) 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39页。

(14)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178页。

(15) 李庆西：《蓝色》，吴亮、高云编：《日常中国：80年代》，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