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舶来洋装与长袍马褂

清帝国的臣民一向对西人的装扮十分鄙夷。清人林则徐初到澳门，对洋人的衣饰大惑不解：“惜夷服太觉不类，男人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髻。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真夷俗也。”“夷俗”恰是国人对洋服的贬斥。不料，此“夷俗”伴随着其工业科技文明的进入，亦深深影响了这个刚刚被唤醒的古老国度。

史料记载，中国人制作、穿着西装是自大城市开埠后开始的。1864年上海虹口区百老汇一带，有人摆摊销售进口呢绒，为西服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1880年广州创设信孚成记西服店；1896年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和昌西服店在四川北路开张；1903年王才运在上海南京路开设荣昌祥西服号；1905年宁波人李来义在苏州开设李顺昌西服号，这些是西服业在中国的肇始。西服的裁剪缝制工艺也由来华洋人带入，如长期生活在天津的白俄——

……在小白楼一带有不少白俄开设的鞋帽店、服装店，以及洗染房、理发馆等。亚历山得拉太太在今曲阜道开设了一个亚历山得拉帽店，雇佣中国女工和童工，专门制作女帽，兼制乳罩。巴甫兰阔兄弟在今解放南路经营波拉帽店，专售各种男、女帽。……服装店有甘努尼阔娃太太在今马场道开设的时式女服店，来自哈尔滨的海伦·耶律米娜太太在旧德租界二十四号路（今广东路）美国大院内开了一家服装店，专做各种女服，还做结婚礼服和长纱，并替教会做祭衣。⁽¹²⁾

来华洋人把地道的洋装手艺以及“番菜”、（西餐）、“罗宋面包”“掼奶油”等带入了中国市民生活。

民国早期西式服装则被官方正式认定并开始普及，当时男子采用的主要西式服装有：

从圆筒帽、西装、西裤、大衣到皮鞋，民国初年推行全套西化服装。

双排扣西装、领结和白色裤子，是十分洋派的民初时髦。

幼时曾留美的詹天佑，以通身欧美装扮留影。

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在民国初年和平共处，并行不悖。

大礼服，民国初年流行的正式社交礼服。正式礼服为燕尾服，黑色。领型为尖角驳领，下领片饰以缎面料子，长裤的边缝线嵌有缎面条饰。配有白衬衫、背心、黑领结、白手套及黑色高筒礼帽和黑色漆皮皮鞋。

西装是民国男子半正式礼服，翻驳领，左胸开袋，衣身左右开袋，有单排或双排纽扣，一般为一粒或两粒纽，与背心、西裤成三件套西装。面料以毛呢为主，服色为黑色、深蓝色或白色居多。

学生服是来自日本的一种改良西式服装，通常为立领，有三个暗袋七个纽扣；也有一个口袋五个或六个纽扣的不等，通常为黑色、深色或浅灰色等。

西式大衣，有西装翻领、装袖、开襟，衣长及膝。西式衬衫，翻领、装袖和前开襟的上衣，胸前有贴袋，袖端有克夫（cuff，西式衬衫袖口）。西式长裤，合体挺括，多用毛呢及棉织布制成。毛衣，亦称绒线衫，随羊毛毛线的输入始兴，有手工编结和机械编结之分。

京师译学馆学生齐齐地戴上了民国流行的新式小圆帽。

“辛亥革命后，国内穿西服的人逐渐增多，中华民国将西服列为礼服之一。1919年随着国产缝纫机的问世，我国的服装生产由手工缝制逐步转向机械缝制。当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服成为新文化的象征，冲击着传统的中式长袍、马褂，中国的西服业迅速发展。……1930年仅上海一地就有大小西服店四百二十余家（大部分都附设工场），从业人员三千余人。同年，上海成立西服业同业公会。”⁽¹³⁾到40年代，上海的西服店和女士洋装店（时装店）已达千余家。

当时西服业的经营方式多样，以亦工亦商为主，前店后厂（场），产销一体。

民国时期各行各业的商人有明显的帮派之分，其中宁波帮在西服行业占有重要一席。其所经营的西服裁缝业被俗称“红帮裁缝”，因宁波人称西洋人为“红毛人”，为红毛人做衣服，故称之谓“红帮”。

留学日本的学生带动了日式学生装、学生帽的流行。黄宗江供

从事这个行业者，多鄞县南乡人和奉化人，乡谊观念极深，以手艺精良，在天津西服中占有很大优势，先后发展到七八十家之多，分设于各国租界内。职工人数，最多达到二百五十余人。其中规模较大者，有：复兴祥、张兴茂、马源昌、王珍记、王元记、周立昌、何庆昌、周和昌等家。还有专做铁路局生意者，有孙理长、方锦昌、聚新长三家。⁽¹⁴⁾

西服毕竟是新生事物，社会民众对改易西式服装仍有着诸多的迷茫。因而，为何改装易服、如何改装易服等诸如此类的话题，成为新闻界、知识界于政治话题外又一关注的热点。报刊、杂志开辟专栏，专门讨论改装易服的问题；民众对西服的搭配、穿法不甚了了，误穿误配常有发生。故此，民国初年也有一些西服启蒙之类的指导书出版，如1912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吴稚晖所撰的《改装必读》，指出剪辫易服之必须并详述西式服装的正确穿法与搭配，指出：“时人所讥为不中不西，即指华衣西帽，或华衣西靴，或华袍西褂而言，……正为甚适当之自由，吾人不必惊怪。”1913年又有《易服新书》出版，曰：“将西人之礼节及禁忌择其紧要者大略说明。”天津国货售品所印行的《西装服饰礼俗考》说：“剪发日盛，而洋服各种，必须极力研究，以供买主之购用，惟凡一事必有一事之讲究，若即易洋服，而不得洋服各件用法之当，将为外人所讪笑……”等等。

随后，各种缝纫教科书、家政教科书纷纷出版，如《新缝纫》、《缝纫教科书》、《衣服论》等，介绍西方裁剪方法及机器缝纫技术。西式裁衣制衣技术还被编入当时女子学校及师范学校的教材，从此缝纫女红不再是家庭或师傅的口传身授，而成为近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部分。

早期民国西服虽兴，但仍以穿长袍马褂者为多。更适合中国人传统习惯的长袍、马褂仍用作大众礼服，故与西装革履并行不悖。

知识界对西服的态度也是见仁见智的，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装引发了思想意识方面很大的争论，人们一方面激烈反对旧传统，要求改变象征旧礼教的着装，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霸道也不能不恨人及物。不少留洋归来的学者仍不改袍褂的装束，像陈寅恪、王国维、鲁迅、林语堂等。

有着长期留学欧美经历的林语堂写过数篇措辞激烈的文章抨击“西装不合人性”，讥讽穿西装者的趋从：

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或是外国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盯女人者，亦必西装……再一类便是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之小政客等。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师父等又为一类，其穿西装心理虽各有不同，总不外趋俗两字而已，如乡下妇女好镶金齿一般见识，但决说不上什么理由。⁽¹⁵⁾

另外，北京政权随着各系势力的消长而更迭，军阀们穿着各色军装成为北京政坛一景，也形成当时的时尚。北方地区气候寒冷，斗篷甚为流行。斗篷又叫“一口钟”，历来为北方人民所喜穿，既能御风防寒，又穿脱方便，带兵的军官尤喜穿着；民间富家女子也喜着斗篷，多由毛皮、哔叽、绸缎等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