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美的人生观”

寒冷的一天，成都实业女子学校校园里，一位阔太太躺在地上哭闹，她哭骂的是几个剪了短发的女学生。原来，该校学生秦德君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剪了短发。在她的怂恿和帮助下，同校好友杜、李两人也剪成短发。于是发生了那位守旧的杜母大闹学堂的一幕，这是1920年末的事情。

次年，把持四川的军阀刘存厚让警厅发布告示《严禁妇女再剪发》，称：“近日妇女每多剪发齐眉，并梳拿破仑、华盛顿等头式，实属有伤风俗，应予以禁止，以挽颓风……如敢故违，定以妇女坐法并处罚家长。”结果，成都实业女校以“伤风败俗”之名处罚了这三位学生。杜某被母亲送回老家，强迫出嫁；秦德君被开除学籍。于是，秦与另外两好友女扮男装，乘船出川寻求真理。四川《国民公报》还刊登了“三女士化装东下”的消息，真可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如同男人的剪辫，当时妇女的剪发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不同的是，女性剪发是发自内心自觉的进步意识。

当时成都的进步刊物《半月》是巴金与进步同仁共同创办的，他们勇敢地面对警厅发难，写出了“女子剪发与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谬误”等檄文，抨击封建军阀的警察厅。妇女剪发引发社会对女性解放、男女平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与关注。当时大多是受过教育、追求新思想的新一代年轻女性实施剪发，而支持女子剪发的则是“五四”新思想的新派学者和进步人士。剪发派与蓄发派针锋相对，蓄发派谓女子剪发有破坏“礼教之忧”，如此下去，“国将不国”，呜呼哀哉！剪发派的批驳立场鲜明，指出女性的头发乃至身姿不应当服从男权要求，“女子剪发全然不成问题，要剪便剪，要留则留！”⁽²⁰⁾更有力主剪发的人称：“蓄发不便洗涤，有碍卫生……所以称什么‘髢发如云’和什么‘东方人之美在发’还不如说‘含垢纳污之具在发’之为得当。”⁽²¹⁾云云。毕竟广大女性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日渐独立，剪发遂成潮流。从通邑大都的青年女性到北伐军女兵，从读书女生到大家闺秀，纷纷剪却长辫发髻。20年代后期，女子剪发越来越不是鲜见的现象了。

之后的剪发与蓄发之争，仍然持续了十余年。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女权与男权之争，是民主与专制之争。一个没有经过新思想荡涤过的封建国度，女子剪发竟也是如此地艰难。

毋庸置疑，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文明高度发展和完善的国度里，女性所承受的礼教压迫尤为深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历程。

1920年2月，有八名女生被北京大学录取，她们是来自各地的王兰、奚浈、邓春兰等。她们的合影刊登在当年的《妇女杂志》上，这足以在当时引起社会震动，不过她们还裹着小脚。但在奉行“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男女学生同坐在一间教室听老师授课，其本身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在中学也可以实行男女同校。

到1922年，已有二十八所大专学校招收了女生。20年代后期，一批职业女性陆续走上社会舞台，有女店员、女教员、女纺织工等。严珊珊在影片《庄子试妻》中扮演使女，成为我国第一位电影女演员。

清末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并非靠妇女自身发起，而是由男子倡导、鼓动起来的。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者们的积极倡导和鼓励，加上临时政府一再颁发剪发放足令以及提倡男女平权，一时间，知识女性放足兴学、参与社会活动者众。受教育的年轻女性对妇女解放、争取自身权利的愿望变得越来越自觉。

江南一对中学教师夫妇同着御冬长棉袍。摄于浙江平湖。余金芬供

20年代流行一种旗袍马甲，又叫“联褙衫子”。

剪发、倒大袖旗袍、布鞋、布袜的时尚四姐妹　杨盼供

民初大多数传统家庭的传统穿戴，微妙的差异在于大小皮鞋。Paul Chapron供

冯友兰先生与家室摄于1929年，照片中男士依旧长袍，女士的旗袍趋短。

女子剪发在20年代成为舆论焦点，当时的杂志以封面女郎为示范，鼓励女子剪发。

192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新来了一位由校长蔡元培聘请的哲学教授、留法博士张竞生。这位特立独行、思想超前的学者，在20年代的民国思想文化界制造了几起大事件：1920年的张竞生回国刚踏上岸，就找到当时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递上在归途写就的、在他自己看来十分重要的一份报告。报告建议中国要限制人口发展，实行避孕节育，提高人口素质。结果是陈炯明把报告扔到废纸篓，并大骂他是精神病。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名为《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的文章，他在替谭陈辩护中提出爱情四项定则，其核心为“爱情是可变迁的，离散在所难免”，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问题的大讨论。⁽²²⁾令他声名鹊起的是他编撰的一部有关中国人性风俗的研究读物《性史》，这本《性史》引起社会极大的争议，其性学主张不仅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攻击，也为“五四”新派人士不解，使他受领了“文坛怪杰”、“性博士”的头衔。学者李敖说：“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²³⁾

“文妖”张竞生在北大讲授的哲学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1924年，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书中大力抨击道学社会里封建意识的弊端，尤其直指中国女性所受的压制。

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旧意识形态的碰撞已涉及到普通民众的人权层面，涉及到传统文化忌讳的爱情、离婚、天乳、性生活等话题，这正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学者在经历辛亥革命后，对社会积垢成疾现状的疑虑与思索。在《美的人生观》里张竞生如此点评当时民国的着装及改良：

中国老病夫的状态不一而足，而服装是此中病态最显现的一个象征。男的长衣马褂，大鼻鞋，尖头帽，终合成了一种带水拖泥蹩步滑头的腐败样子。至于女子的身材本极短小，而其服装分为上衣下裙（或裤），每因做法不好，以致上衣下裙不相联属，遂把一个短身材竟分成头部、衣部、裙部及鞋部四小部落了！

……民国改元，仅改了一面国旗和一条辫。其要紧的服装仍然如旧，这个是民国的一大失败。论理，改易心理难，改易外貌易。若能把这个病态的丑陋的服装改变，自然可以逐渐推及于精神上的改良。但我不是主张如从前易朝时必改服的那样无理取闹（袁世凯时代的制服就是无理取闹）。我所要改易的新装当按上头所说的四个细目：最经济，最卫生，最合用，最美趣——为标准。

现时习尚的男子开领西装，费用太大，而且嫌于矫揉造作，也未见得美。穿者不过看作“奇异与贵族式”罢了。所以我主张不可采用这样西装。我人应当采用“漂亮的学生装”。……这样男装就是合于美的标准。因为它是“人的服装”。

我国女装的改良比较男装的更为重要，大概我们女装的不美处：第一，误认为衣服为“礼教”之用，不敢开胸，不肯露肘，又极残忍的把奶部压下；第二，做法不好，致上衣下裙不相连接；第三，内衣裤的装束不良；第四，无审美的观念，颜色配置上多不相宜。

…… ……⁽²⁴⁾

于通篇文章，张竞生极力用“赛先生”和“德先生”来教化国民，并对中国服装提出诸多改良建议。他对改良男女服装的见地，恰与同时期正在进行的中山装和旗袍的设计改良有着唱合之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持。中国这时正经历着新文化、新思想的荡涤，人们对妇女、对生活、对婚姻、对服饰的解放投以更加关注的目光。

北大首开男女同校之先例；女界又掀起了一次剪发高潮；缠足妇女大多扯下了裹脚布，即使大家闺秀，此时也已解了喻阃之禁。一个外国女子的名字为社会和女性们广为传诵，她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²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