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思想　看方向——任县环水村大队开展“五好”运动的故事

一

任县大陆泽的“锅底”上，有个近七百户的村庄，名叫环水村。这个村，过去因为依靠国家供应粮食过活，被人笑称“国营村”。从1962年起，他们由缺粮队变为余粮队，副业生产项目也从少到多，又被人誉为“冲不垮的铁堡垒”。今年这里仍是一场雨带来一场涝，三千多亩小麦大部分被淹，高粱、扁豆等作物播后受淹，淹了又播，有的已是第三次重播，但是社员都没有灰心，一战再战各种灾害，决心在不利的条件下，闯出一条增产的路来。

环水村社员群众这种百折不挠、向灾害作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是哪里来的呢？当记者来到这队采访的时候，他们已评过“五好”社员、“五好”生产队，这次评比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听到，人们在倾心交谈“我没评上‘五好’的病根在哪？”“今后咋争取好上加好？”等话题。以“五好”为榜样，比思想、找差距、看行动，成了干部社员的自觉行动。第十二队队长张海禄说：“俺这是第十五次搞‘五好’评比了，真是不搞不重视，越搞越上劲，‘五好’运动，就像火车头一样，把干部社员的革命性带起来了……”

张海禄的话，反映了环水村党员、团员和干部对“五好”运动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他们曾经历过尖锐的思想斗争。

二

这个大队的“五好”评比，是从1962年春季开始的。有一段时间，“五好”评比偏重于生产内容，比较忽视政治思想。真正全面深刻地认识“五好”运动的意义，是在去年8月遭受水灾，为第三生产队该不该被评为“五好”队引起的一场争论以后。

当时，因为灾害非常严重，在自力更生、开展多种经营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三队的多种经营，特别是治鱼，搞起来的比较快，现金收入也在十二个兄弟队中领先。评比“五好”队的时候，党支部委员、三队队长张江林自报为“五好”队，二队队长张福海等和几个大队干部也赞成。张福海说：“我们和三队是邻队，他们出勤率高，副业项目多，收入大，应该评为‘五好’队。”

“五好”生产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好，按党支部平常掌握的情况看，三队在这一条上做得并不好。他们的多种经营是用高奖励、高补助调动“积极性”，光奖励补助款就占去了多种经营总收入的30%，闹得人们只追求产值高的生产，产值小的没人搞。那么，为什么在评比的时候，有些人只比生产，不看政治思想呢？党支部书记王东海联系过去评比的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想了又想。三队该不该当“五好“队？关系到对”五好“运动意义的认识，关系到搞生产要不要政治挂帅，应该让大家讨论清楚。王东海建议改变评比后党支部审批定榜的做法，发动党员、团员、干部和贫农、下中农骨干分子联评，认真讨论三队到底该不该当“五好”队。

在联评会上，三队老贫农、“五好”社员刘其亥，不赞成本队当“五好”队。他说：“俺队眼下生产搞得不错，当上‘五好’队我也有一份光荣，可是我们不能光看表面。我们队生产搞上去，不是靠思想觉悟，是靠高奖金哄起来的，收入不少，可队上没啥积累，大多数社员收入不多，少数有技术的壮劳力收入多，五保户、烈军属和人多劳力少的贫农、下中农，却不能像别的队一样按时分红，影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因为队上忽视抓思想教育，俺队还有单干副业的现象。如果把俺这个队评上‘五好’队，大伙都学习，就上了歪道啦！”

这时候，党支部书记又把去年各队小麦增产和向国家交售余粮的统计表翻了出来，让大伙结合讨论是不是生产好了就什么都好。去年各队小麦大增产，三队麦田全部是生茬，又是用拖拉机耕的地，小麦增产更多，但在交售余粮时，三队几个干部却以少卖多分，“鼓励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不积极交售，结果落在了兄弟队后边。

前后事实联起来一看，人们的思想认识更提高了一步。九队队长刘茂林说：“‘五好’队的中心是政治思想工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才能带动其他工作好。三队拿高奖励刺激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不会鼓起社员的革命干劲，只会鼓起走邪道的劲。在这上头，俺队可有经验教训。”接着，他谈了本队由后进队到“五好”队的过程。九队过去也曾采取过高奖励、高工分、高补助等物质刺激的办法，结果是“钱物越高，心气越散”，总也摘不掉后进帽子。后来这队按党支部的意见，依靠贫农、下中农认真开展了“五好”社员竞赛，不断评比，越评气越正，越评劲越足，人人争“五好”，生产步步高，社员们争着为队上找生产门路，向队上献计献策，各项工作和生产持续领先，跃入“五好”生产队的行列。

这个谈经验，那个讲体会，摆事实，讲道理。争论进行着，越争事越明，理越真。在第三次联评会上，二队队长张福海说：“我越琢磨越觉得大伙说得在理。咱评‘五好’要评生产好，可更要评生产是咋好的。三队的道道走歪了，咱不能树立这样的旗。”党支部委员、三队队长张江林醒悟后说：“过去我们队认为‘五好’运动是个一般的运动，要评要比，就评比生产，现在看来，以政治思想挂帅，开展好‘五好’竞赛，才是调动社员积极性的根本，才是搞好生产的真正动力。”

联评的结果，三队没有评上“五好”队，可那夜的联评会还继续着，人们在争谈这次联评后的新认识：

“评比‘五好’，最重要的是比思想，看方向，方向错了，道路歪了，生产不会搞好；靠‘鲜’招，靠支援把生产促上去，一定巩固不住。

“咱搞生产，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心里得有国家建设的大算盘，坚持‘五好’，这个大算盘才能拨拉响。

“咱村自然条件差，非和大自然作斗争不可；作斗争得有觉悟高的群众，要提高群众觉悟，就得认真开展‘五好’运动；‘五好’运动是靠大伙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活的。”

经过三队该不该当“五好”队这场争论，党员、团员、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社员中的积极分子，对“五好”运动意义的认识全面、深刻了，认识到“五好”运动是引导干部社员思想革命化的运动，是提高阶级觉悟、树立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艰巨、细致的汇报。

三

干部、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但是，群众中不同的思想接火了，发生了“无好”与“五好”之争。

“五好”社员刘傻妮，主动找人称“买卖精”的上中农社员吴连奎谈心，表示愿意取长补短，齐争“五好”。吴连奎却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宁当“无好”，也不争“五好”。

老贫农、“五好”社员刘路山，天天起早打扫街道，为队上积肥，还自动按时打上班钟。有的人却揉着睡眼，嘲弄地说：“好积极呀，队上多给你记多少工分！”

贫农社员刘清彦、刘仑妮，不甘心自己的生产队做“老四好”，激励社员们振起革命精神，争当“五好”社员，争当“五好”队，有的人却冷冷地说：“‘五好’，不能当饭吃，不能顶工分，你们争吧，俺以后再说。”

“五好”社员王庆章扛着耙趟过了河，又拉着耙向五里路外的沣河头地走去，半路上别人要替换，上中农社员王成海却说：“谁也甭换他，人家是大‘五好’呀！”……

这一小股逆流，影响着“五好”运动顺利开展。贫农、下中农社员和“五好”社员，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了党支部。王东海立刻重视起这种情况，先后召开了党员、团员和干部会，“五好”社员会，贫农、下中农社员会和全体社员会，鼓励大家要有革命骨气，一定把“五好”运动开展好，并和大家一起分析了这件事的性质。一分析，问题明亮了：这些人不积极支持“五好”运动，说风凉话，这不是落后思想和先进思想作斗争又是什么！

于是，党支部决定发动全体社员和干部讨论：学“五好”、争“五好”对社员自己有益没有？怎样对待“五好”运动？

各队的社员、干部讨论会开起来了。贫农、下中农社员维护“五好”、坚持争“五好”的声音，是响在讨论会上的最强音。

八队老贫农、“五好”社员王美章说：“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人能买金字大匾，冒充光荣，现在的‘五好’社员，是大伙评比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兵，万两黄金也买不到。常言说，人心齐，泰山移，大伙的心都齐到‘五好’上，才能搞好生产，发展集体，支援国家；集体、国家富足了，咱们的幸福生活才能有保障。那些对‘五好’运动不积极，甚至说讽刺话的人，应该提高觉悟，和大家一起争‘五好’。

“个别人难为‘五好’社员，是想在话头上把大伙争‘五好’的心气扯散。可是他们最怕‘五好’社员评比叫真，一叫真，他们的话站不住脚了。”

讨论会沸腾起来，人们纷纷争抒己见，就连平常最不爱说话的王庆章也说了话。他对王成海说：“你难为我不是一次两次，我争‘五好’是为了集体，我知道，俺这贫农的命跟集体连着。你就不是这个心，老觉着自己有能耐，离了集体也能过好日子。其实，你想错了。新中国成立前，你这个上中农不也是上怕老天降灾，下怕地主为难，巴巴结结过日子？如果赶上像这几年这么大的灾，你不也是得逃荒在外，可是现在……”

没等庆章的话说完，王成海沉不住气了，但这次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觉得大伙说到了自己的病根上，认识到过去想错了，当场说：“我的觉悟还低，今后庆章干啥我就干啥，我有啥不对头的，大伙就帮我挖病根子。”

灯不拨不明，话不说不透。各队会上讨论，会外谈心，贫农、下中农社员们热心帮助不积极争“五好”的社员。一队社员刘爱仲，因为经常在家里掐面老虎卖，又是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几次在评比“五好”社员会上受到了大伙的批评。但他一时认识不了自己的缺点，平常跟“五好”社员对立。共产党员刘青群便找他谈心，向他解释“五好”社员条件和争当“五好”社员的意义。吴贵皂、王香印等五位老贫农还把刘爱仲请来，开了个“见心会”，帮着刘爱仲回忆了家史。最后，王香印说：“咱们贫农应当带头争‘五好’。你还年轻，又是个贫农，今后保集体的江山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你可要给老贫农争口气呀……”

刘爱仲低下了头，眼里涌出了泪水，他懂得了老贫农的心，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思想，表示“树雄心、立大志，拿实际行动争当五好社员！”

……原来自居“无好”的人，对“五好”社员的认识变了。如今，学“五好”、争“五好”已形成风尚。“五好”社员条件，成了做人、衡量人的标准。老年社员教育后一代争“五好”。许多人因为暂时没有被评上“五好”社员，感到惭愧，有的队干部、社员，因为评了个“四好”队，就睡不了安生觉。“五好”运动把人们的精神，带进了更新更高的境界，把生产运动推向高潮。

（原载于1964年7月23日《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