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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县李家寨公社时家庄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社员们提起队长于文江来，总要眉开眼笑，夸赞一番，说他是“五勤”队长。这队土地碱洼，牲畜少肥料缺，生产条件很差。自1958年于文江当了生产队长后，土地越种越肥，粮食产量直线上升，一直是全大队六个生产队的“标兵队”。

1961年9月下旬，连续刮了几天北风，天气骤然变冷了。这时，因底肥不足，麦子还没有种完，在作业组长会上，于文江提议组织劳动力起挖村南的大粪坑。那大粪坑里有多半坑好肥，因为被水围着，里面浸了没膝盖深的泥水，天气又冷，有的组长表示迟疑，于文江却不顾寒冷、脏臭，带领七名青年下坑掏肥，使一百四十亩小麦全部铺足了底肥。

于文江四年如一日带头劳动，他是全队实做工分最多的一个，1961年十个月，就做了三百一十个工。1959年打井时，队上打了九眼井，他下井九次。有人背地里提醒他说：“你是个队长呀，指点指点就行了。”文江听了，说：“我应当在这方面做个样子，队长不劳动，怎么会跟社员打成一片，怎能出好点子！”

的确，劳动使于文江在社员心里扎了根。他才当队长的时候，老农王福印认为他年轻，担心他当了队长漂浮起来。当他看到文江当了队长，劳动更上劲、干活更扎实，又不断向他虚心讨教的时候，高兴地对别人说：“看人不看老少，爱劳动就有出息，文江这孩子有指望。”他也就成为“老积极”，当了队长的“参谋”，经常在劳动力支配、农活安排上帮助文江发现问题，想解决办法。

于文江没有辜负社员的期望，l961年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被社员们誉为“五勤”（心、手、眼、脚、嘴）队长，成了全县生产队干部学习的榜样。

于文江的父亲扛长工出身，他在农活上受过祖传，又有过一定的实践，有一套本领，但自己从不以此自恃，遇事总是请教老农，问计群众。他常说：“一人一条计，众人能出好主意，搞好队上的生产，不光要靠大家动手，还要靠大家动脑、动口。”他拜四名长工出身的老农为师，组成了“农活研究组”，定期研究耕、种、管、收的大事情，随时研究解决队上的具体问题。四年来这个队基本上做到了因地因墒种植，看天看地巧管，因时因作物精收。1961年春种的时候，为了调开茬口，文江主张在村南种一大块棉花。“农活研究组”的老农们不同意，几个人便坐在灯下，分析起棉花的生长特点，对比了村南村西的地性，总结了调度茬口的几套办法，文江心里豁亮了，就放弃了己见，把棉花种在村西的沙壤地里。结果粮棉丰收，又调开了茬口。现在说起这件事，老农们还乐哈哈地说：“我们队上，不分队长、社员，老的少的，遇事就摆理、划道，谁的理对道直就依着谁。”

于文江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批评，但对个别老农、社员在某些问题上表现的落后思想和错误认识，也从不迁就。1961年春播前，生产大队根据国家需要和实际可能，要求六队播种棉花一百八十亩。王福印思想不通，对文江说：“文江，你不能傻实在呀，咱们队里粮食还不太富裕，我看还是瞒着大队，少种几十亩棉花，多种几十亩粮食吧！”文江想了想，严肃地说：“福印老叔，你想想，咱们队少种棉花，别的队也少种棉花，那国家种植计划怎么保证。国家计划实现不了，就会影响工业建设和人们穿衣、盖被呀。你忘了，咱们1956年受了涝灾，没收粮食，反倒吃上了黄澄澄的玉米面、雪白的大米吗。那是人家粮区支援咱的，咱这里产棉，应该多种些，支援人家呀。”一席话，说得王福印沉思起来。半晌老人才激动地说：“孩子，你说得在理，你想得比老叔长远。”

于文江常说，“领导一百口子过日子，这条担子可不轻，一两个人是挑不起的，必须骑驴扛布袋——都使把劲。”他坚持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队里的七名委员划分战线，分包四个作业组，定期碰头、汇报、研究工作。队委会委员们说：我们是集体决议，分头执行，该公公管的公公管，该婆婆办的婆婆办，队长从不独自包办，乱加干涉。每个委员都感到责任明确，工作起来大胆主动。

1961年10月底，社员们争借队上的牲口拉沙土，准备垫薯窖。负责牲畜工作的副队长赵兴隆，没作统一安排，谁借准谁，牲口不得休息。饲养员王家梅没办法，便气呼呼地向于文江反映了这个问题，要求队长立刻出面阻止。文江听了，当时也是满肚子火，牲口是种地的本钱哪，累坏了那还了得！可是，他转念一想，副队长是负责牲畜调配的，自己直接干涉，会使他的工作不好做。当下他对饲养员说：“乱使牲口是不行，我马上找副队长研究一下，看看应该怎么办。”

通过与副队长和保畜小组商量，找到了“用户排队，专人使役”的办法，克服了乱拉牲口的现象。从那以后，兴隆的工作细致多了，经常主动地和饲养员、保畜小组一起研究，把牲口的饲养和使役，安排得妥妥当当。

文江认真学习党的政策，领会政策的实质，贯彻执行起来一丝不苟。1961年夏播前，为给夏播作物备肥，号召社员向队上交售肥料，社员们却不大积极，交的肥料不多。这是为什么呢？文江就和队委会委员们研究。当时有的委员认为，社员交肥不积极，主要是想留下来往自留地里施。他听了觉着也有些道理，接着又找到老社员赵玉去打听底细。老人没好气地说：“拾把柴火冬天还能烤烤火，攒车粪给不了块儿八毛的。”队委会根据社员们的意见研究制订了以质论价、现款收买、超额奖励的办法。社员积肥的积极性很快起来了，向队里交肥很多。这时，有的干部说，社员交这么多肥，队里收不起，主张收肥打欠条。文江说：“关系到政策的事，不能随便变动，那样会寒了社员的心。”干部统一了认识以后，把卖红薯秧的钱拿来兑现了社员交肥款、社员非常满意，全队二十九户，很快交出优质肥料一百四十八车，有十一户得了超额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