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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楼大队处在邢台县深山区，是个一百二十多户人家的村庄。村南有一道大山沟，主沟三里半长，还有大小支沟六道。过去，这条沟“逢雨就泻肚，雨过渴死牛”，坡上、沟里光秃秃，人称“光屁股沟”。1937年一场山洪，把沟口的六十多株老栗树和百十亩耕地全卷走了。

胡家楼村的人们从1955年开始治理“光屁股沟”，它逐渐由褐变青，由青变绿，披上了珍珠衫，戴上了百花冠，粮食连年稳定增产，多种经济迅速发展。去年8月初，连续九昼夜降雨1138毫米，可是看不见洪水奔腾，听不着滚石叫，寺沟坡上的草木依然那样绿，沟里的七个小水库和其他工程个个完好.据调查洪水痕迹和分析计算，沟口最大洪水流量每秒仅5.1秒立方米，而且流出的水是那样的缓，那样的清。在治理前，这样集中的暴雨将产生地面径流510000立方米，这次只产生了346000万立方米，减少32%。与寺沟相邻的合峪沟，面积比寺沟小13.8%，由于没综合治理，起水炮五十八个，从沟头坍到沟底，满沟乱石堆积，沟里二十五亩耕地全被冲压，最大洪峰达每36秒立方米，相当于寺沟的七倍。

过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赶来参观。参观的人有本公社的，有邢台山区、丘陵区的，也有外县、外省的；有社员、有干部，还有专家，谁看了谁称赞。

胡家楼山高石多，人多地少。虽然1943年抗日青年纵队帮助修建的护地坝，保住了四百多亩河滩地，但既不耐涝，又不抗旱，粮食产量很不稳定。人们早就期望改变贫困面貌，“青纵”能凿山背石，硬在河滩里修起一道大坝，咱就不能向寺沟要粮、要钱？多少人这么想，多少人这么说，可在小农经济的束缚下，硬是不能实现。

1955年，随着初级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愿望的火焰越燃越炽烈，开始了治理寺沟的斗争。当时工具不足，前党支部书记樊守德带头立起了烘炉，白天和干部社员一起上寺沟做工程，晚上又在烘炉旁抡锤、掌钳，修制“开山斧”。没有原料，社长、劳动模范马聚山就带动社员割草打柴卖，用来买原料。结果打造了八十多把锐利的鹰嘴钢镐。在寺沟砌石坝，需要从三四里远的河滩里把一块块一百多斤重的石头扛进寺沟，他们就披星戴月地干。马聚山的棉袄与肩头上的肉粘在一起了，仍然有说有笑地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儿。冬天，大地冰封，邻队有的社员歇了冬，胡家楼的男男女女仍扛着镐头，上了寺沟。夏天，地里的活计干完了，邻村挂了锄，胡家楼的男男女女又顶着烈日上了寺沟，太阳晒得人们脊梁上冒油、石头爆缝，老社员马秀还是照样向年轻人挑战。有人打趣地向马秀说：“你这大年纪了，还能让寺沟变个样？”老人说：“能，人心齐，泰山移，有党的领导，只要干到底，祸根就能变福山。就算我这一辈它不变，还有我儿马聚山，聚山这一辈它再不变，还有我孙子兴林接着干！”除了抓住农闲搞群众性的突击外，还抽出十二个人组成专业队，常年“长”在寺沟，负责培育苗圃，管理树木，整修水土保持工程。种树没有籽，他们四处讨换，育苗不摸门道，就搞试验，失败一次、十次，都不灰心。这样一年一年地干下去，共挖了鱼鳞坑十六万个、水平沟七百一十九道、梯田坪三百八十七道；修小水库七座和缓水坝三百七十道；修好全部梯田的边埂；在这些工程里种树一千一百多亩。

如何治理寺沟？开始大多数人缺乏经验。有些人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吃山不养山的习惯影响，主张开种坡地，让寺沟变成米粮川；也有的主张在干沟里修小水库，让下边的孬水地变成好水地；还有的主张封山，说封山省工，一二年后不见树木，也能多见些柴草。但是，一提在坡上刨鱼鳞坑，有些人说：“在和尚头上凿伤疤，拦不住水土，是给镐头找出路！”“水土流失不流失，全在老天爷下雨大小，雨大了，啥工程也不顶事。”党支部为了全面贯彻综合治理山区的方针，组织队长以上干部到当时水土保持较好的塔子峪去参观学习，组织群众讨论总结1947年和1948年忽视保水保土，在西湾植树不见树、种粮不收粮的教训。干部又和老社员一块由上而下考察，让人们看到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和寺沟光山秃岭单纯封禁难以成林的特点，先是党员、团员和部分饱经沧桑的老农，接着是大部分社员，认识到治沟不治坡，沟治得再好，雨大了坡上的沙石滚下来，还是净光，就是雨小也会逐渐把小水库淤平。他们按照党提出的全面治理山区的方针，制定了治理寺沟规划，并做了一部分工程。

1956年7月，一次集中降雨420毫米，暴雨一停，党支部组织干部、社员到寺沟参观.看到了做水土保持工程、长起幼树和青草的寺沟掌，流下来的是又细又缓的清水，鱼鳞坑、梯田坪里蓄了水，存了沙；而单修梯田没做其他工程的，有的梯田被冲了堾，不曾治理的正沟和南岔，坡上被冲得像花狗脸，沟里滚着乱石头，王廷赞老头在南岔新开种的坡地也不见了。更明显的是水库通正沟和南岔处，淤了三四尺厚的沙，通寺沟掌的西侧却水清见底。

经过这次考验，人们才摸透了山水的脾性，比较明确地认识到治山治水必须先上后下，坡沟兼治，既做水土保持工程，又要栽树育草。于是制定了治理寺沟的五年规划，组织了水土保持委员会和十二个人的专业队，进行有计划的治理。

开始按规划要求治理寺沟时，有的干部社员们说：“要搞，一下子就搞完才过瘾，零打碎敲，看不出成绩来。”他们的热情、劲头，党支部是珍视的，但以前也搞过几次“全面开花”，一下子绿化几千亩荒山，但因人力、物力、时间有限，种植质量很差，加上以后不好管理，成活率很低。党支部引导全体干部、社员研究了这个问题，明确了要在保证农业不断增产的前提下，量力而行，治理一沟，巩固一沟，再治理一沟。老农们说：“肉好吃，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咱们劳力、物力、财力有限，还得保证农、林、牧、副全面发展，一块一块地吃，一口一口地啃，看起来是慢，实际上是快。”还有的说：“东沟打坝，西沟种树，是瞎胡闹；要治咱就从上到下，一段一段地来个各项措施配套。”

党支部分析综合了群众意见，决定在封山育林育草和加强自生林管理抚育的基础上，小面积集中治理，连续治理；并使群众性的突击运动和专业队的经常管理相结合。

专业队既负责巩固群众性突击的成果，还负责为每次群众性突击做准备工作：规划治理的坡段，准备苗圃，担任技术指导，使群众性的突击建立在有准备、有指导的基础上。

以往造林与保护管理，兴建工程与长期维护结合不好，坡上栽的小树，一年青，二年黄，三年头上见阎王；水土保持工程也常遭破坏。胡家楼接受了这个教训，从1955年发动群众制订了护山护林公约。山林一经封禁，不到放坡日期，不能进去割草，更不能带挠钩、砍刀进去打柴，牛羊不能入内。几年来，人们始终遵守着这个公约，形成了良好习惯。

由于封、造、管、护并重，寺沟坡上沟下林茂草肥，新植幼树已经开花结果，原有老树也都返老还童。

封山育林后牧场缩小，与畜牧业发生了矛盾。1955年秋后封了寺沟，卖了一群犍羊；第二年封了南沟，又在寺沟内修了小水库，截断了羊只上西沟放牧的去路，又忍痛卖了第二群羊，只留下一群肉疙瘩似的好母羊。

1957年秋，胡家楼在集中治理寺沟的同时，确定封禁土质较肥、自生树较多的合峪沟。但是封了合峪沟后没有牧场，卖羊吧？一怕农田里没肥料影响农业增产；二怕没羊减少收入，社员花钱死巴。

正当干部们作难时，劳动模范、社长马聚山参加了地委、专署召开的劳模大会。会上提出山区要量坡养羊，发展大牲畜；多养猪，增加肥料。回来一传达，人们找到了门道，卖了十几头母畜；又帮助社员养猪，到1958年，大牲口由五十六头发展到八十头，猪也发展到二百四十八口，其中有母猪七十四口。虽然羊群全卖了，收入社员却增加了，生产队的肥料也比过去增多了，全村五百九十多亩地，每亩地能施到三百多担肥料。粮食也增产了，1955年全村产粮十五万多斤，到1958年达到了三十三万九千多斤，1955年国家供应粮两万斤，1961年卖余粮两万多斤，以后对国家的贡献一年比一年大。（编者按：在治理山区中，一般要农、林、牧兼顾，个别村在治理初期存在着发展林牧生产的矛盾，特别是养羊和造林的矛盾，在实在解决不了的情况下，牧畜业特别是羊可以暂时让让路，等树林长起来了，再把畜牧业搞上去。）

如果说林、牧矛盾的解决还不怎么困难，林、粮的矛盾就比较复杂了。会计李彬曾拿算盘搞起“经济核算”来，他说：“修梯田坪子、种树都不经济，不如种好旧地，开些新坡地，省工省事，又现得利。”党支部一方面教育社员树立长远建设山区的思想，一方面又积极地接受了社员的意见，一切从生产出发。在第一年治理的沟里，鱼鳞坑、水平沟种了树和豆子，树坪里种了花生。秋天，树活了，豆子花生丰收了。人们说这个治法是个“道道”，治理荒山的劲头才越来越足，但矛盾还是起起伏伏。1961年春天，林业队去小合峪沟播种杨槐，有几户想在那里开小片地的社员出头拦阻。第二生产队在寺沟种地时，为了多收一点粮食，过深地在地边挑了壕沟，故意斩断果树根，甚至有些社员提出“刨了苹果树种粮食”。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党支部和管委会发动群众开展了一次大讨论，使大家认清了植树、搞水土保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认识到刨了果树种粮食或不种树光开荒，不但粮食收不了多少，还会连地板也保不住。这样，社员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治山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生产，看到沟一年一年地治，一年比一年好，治山治沟的劲头高了，护林的积极性也高了。樊守明才从中学毕业回村，不知轻重，搭豆角架时砍了队上的树枝，拔掉三株小树。他爹知道了，亲自把三株小树重新栽上，又在社员会上向大家道歉。

胡家楼艰苦奋斗，坚持治理荒山，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而是时刻想着下游城乡的阶级弟兄。他们卖光羊以后，曾受到邻村一些思想落后社员的讽嘲，甚至个别领导干部也说：“光凭你们胡家楼，也保持不住全国的水土！”胡家楼的干部、社员胸有大志，理直气壮地说：“治山治水是一盘棋，是党的号召，到处都有胡家楼，何愁穷山恶水不低头！”卖光羊以后，胡家楼的社员到供销社买来羊毛毡，供销社的一位售货员说：“这些东西都是给养羊的村预备的，你们不养羊，还想铺毡子！”县副食品经理部的羊群，要给胡家楼卧地，一个邻村干部提出：“不管给谁卧地，也不能给胡家楼卧地，他们成天喊叫搞水土保持，看他们有没有志气干到底！”胡家楼的干部、社员有志气，听到这些话，毫不泄劲儿，坚决要封山造林，保持水土。

“为了下游人民，为了后代子孙”成了胡家楼人们越喊越响亮的口号。在这里，只顾自己不顾下游的思想，受到了谴责。修小水库时，李广成说：“把坝埝打松一点，将就着存点水，能浇地浇树就行了，被山水冲坏了，也好修复。如果打得太坚实，一发水，沙石冲不出寺沟，光等着挑沙吧！”樊守德和专业队长姚金钟当场反驳了这种意见。使李广成和更多的社员认识到如果都不治山治水，任凭河川往下冲沙，沿川的土地就保不住了。因此，要坚持从根上治，控制水土流失，宁可自己挑沙，也不让下游受害。

胡家楼的干部社员们始终严格遵守护山护林的规章制度，不损害自己的山坡和沟谷，也绝不准损害邻村的坡与沟。去年秋季，社员樊景亮从村外担来一小捆橡木枝条，马聚山看见了，问：“你从哪里弄的？”景亮连忙说：“这不是咱村的，是木叩的。”马聚山听了更生气，他认真地说：“本村的树不能糟害，木叩的树就更不能糟害。你毁了木叩的树，得加倍处罚。”樊景亮慌了，才说出是从本村的树上弄的，怕受责怪，才撒谎说是木叩的。大队管委会在群众会上批评了樊景亮，进一步讲明要爱护本村树木，更要爱护邻村树木的道理。

去年8月降了暴雨，寺沟出来的水又缓又小又清亮，沙石泥土都拦到了沟内，任县路村社员阎春生路过胡家楼，对人们说：“过去，俺村十年八年受淹，你们在坡上栽树养草，在坡下修塘打坝，截住了山水。要都像你胡家楼，俺村也受不了淹。以后你们栽树，我们那里有杨柳树栽子支持你们！”

从1955年开始，胡家楼治理寺沟九年多，寺沟已由祸根变成福山。

1960年春季连续百日落雨，寺沟溪水长流。以前沟内二十五亩“水地”，旱年一水也浇不成，如今常年可浇五六水，沟口还扩浇了三十亩。沟内四十二亩耕地，治理前的1955年，水地平均亩产二百六十斤，旱地一百二十斤。1963年遭了雹灾，水地亩产仍达四百一十斤，旱地一百五十斤；沟口扩浇的三十亩地，平均亩产由过去的二百斤提高到五百斤。林、果、桑也全面发展了，幼林已长到四五尺，新老果树连年增产，栗子1955年总产两千斤，去年达到七千斤，丰年可收九千斤；柿子由年产一万斤，增到四万斤，丰年可收九万斤；新植的核桃，去年产一千斤。1955年栽的二百一十八株苹果，去年产六千斤，果品收入达四千四百元，新植桑树已由前年开始养蚕。封山养草后，自1961年以来，每年可出山草十万多斤，烧柴十万多斤，大牲口饲草由缺变自足，群众烧柴能解决一半多。另外山上每年可出荆条五千斤、中药材二百多斤，扩大了副业门路。还建立了小型发电站，全村社员用电灯照明，并建半自动化水磨、轧花坊各一座，光副业一项的收入，每户即平均三十三元。

“走胡家楼的道路，学寺沟的治理方法。”去年8月大暴雨后，参观的人都这么说，邢台县委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胡家楼的干部群众听了，感到光荣自豪，但他们并不自满。刊登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报纸来到了胡家楼以后，干部群众争相传看，越读越念越喜欢，他们的眼睛更亮了，衷心拥护毛主席的号召，觉得太行山的山川就是海河之源，要根治海河，根子就在这里。党支部副书记李万士说：“咱把山区治好，就是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为根治海河作出了贡献。”李永山的妻子杨秀珍，娘家是南和县人，在旧社会，有一次发山水，她家房倒屋塌，父亲连冻带饿死了，母亲终朝啼哭，哭瞎了眼。她听人家读报，说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非常激动，她说：“毛主席说得对呀，海河不治就是不行，根治了海河，人们就永免水患，今后俺要一马当先治理山。”

毛主席的号召，各地干部社员的参观，更鼓起了胡家楼干部群众的信心和干劲儿。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根治海河的要求，制订了今后七年规划。到1970年，寺沟、大峪沟、马庄沟等，都将基本控制水土流失，每年可收木本油料一万五千斤、木本粮食十四万四千斤、木材树五百余株，每年还能产苹果、桃子五万斤，预计全年总收入可达八万七千多元。

现在，全村干部、社员正向着新的目标奋勇前进。冬季他们已经搞了两次群众运动，整修水土保持工程，种植和管理林木，同时，已积肥一万五千担，给一半麦田施了追肥。水土保持专业队由十二人扩大到五十人，不论是在阳光和煦的晴天，还是在浓云压山、朔风怒号的冷天，专业队员力不减、劲儿不散，讲着革命故事，唱着革命歌曲，勤奋地修剪抚育幼林，播种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