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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中，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工作在第一线上，今后还将有大批的干部到农村去。应当用怎样的气概和怎样的作风来做工作，这是每一个干部必经的考验，也是能不能做好农村工作的根本问题。在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睢常泰改造华庄的一段故事。

睢常泰是邢台县东汪公社的副社长，今年四十三岁，个子不高，膀厚腰圆，身板结实。一见面就看得出他是个劳苦农民出身的人，至今依然保持着那种朴实的风貌和举止。

睢常泰在脱产工作后的十多年间，除去脱职学习文化的一年多以外，他一直在县、社（或区、乡）任职。他从来没有常驻过机关，多是肩负着党的重托，到工作最需要和最困难的地方去蹲点，少者住上三月五月，多者要住上一年两年。有时候，一个“点”的工作刚结束，就又背负行装，到另一个新的“点”上去工作。他先后在南王段、赵麻村、北康庄、谈村、孝子村等村蹲过点；到这次来华庄以前，他住过的三个月到一年半以上的重点村（队），就有十三个。

这次他被派到华庄工作，已经是第十四个重点村了。1961年6月间，他从专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回到了县里。那时，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动，邢台县县级各单位的干部还很缺。有些熟识的老同志为老睢的工作做着种种猜想，有的议论说：“老睢是咱县的老模范干部了，现在又有了文化，该在县级部门当个负责人了”；有的当面劝老睢向组织上要求留在县委或县人委工作；也有的部门负责人要求把老睢分配到自己的单位来工作。对于这些，老睢都没表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员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有自觉的纪律性。他常对人说：“做革命工作，论不得条件好坏、职位高低。”不过，他自己倒也有过一番心思，这次要是分配到深山区去工作才好呢，一来对那里的情况熟，二来可以离家近点，遇上什么事照顾一下也方便。他有意向县委提提这事。可是，当县委第二书记李志宏征求他对分配工作的意见时，他却又像往常一样，二话没说，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老睢和李志宏是老熟人，过去他搞点时，李书记常找他当面听汇报，有时候也到他蹲点的地方去，跟他一起住些日子，给他许多具体的帮助。这次见了面，李书记对他像往常一样亲热自然，问长问短，问他对工作有什么要求，并说组织上要尽可能给他一些照顾。然而，他什么也没提，只是说：“李书记，哪里最需要，就派我到哪里去吧。”

县委对于睢常泰是了解的、信任的，因此决定分配他到东汪公社工作，并且告诉他：这里有个老牌后进队——华庄，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这个大队改变面貌。关于华庄，老睢早有所闻，人们管这个村叫“是非窝”，说这个村的“干部落后，工作难搞，有的县社干部去了连饭也吃不上……”可是老睢心里想：“党派我老睢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这是信任我，一定要拼上全副精力，让华庄变过样来！”他到东汪公社的第二天，就带着行李到了华庄。

华庄一共一百一十户，四百二十口人，八百四十亩地，还有一百二十亩苇塘。人家不多，住得很抱团，村子更显小。老睢是1961年7月5日到华庄来的。一看是这样个小村，他心里想，也许没什么太大的难处吧！

迎接老睢的是一大串意想不到的困难。老睢才进村，还没落下脚，在大队长张玉山的门旁忽然发现满满一大胶轮车山药秧，看样子不像新买的。他伸手一摸，里边热得烫手，已经发霉了。陪同他前来的公社党委副书记魏修振，立即和他一块去找大队长张玉山。魏修振问张玉山：“那车山药秧怎么还没处理？”张玉山说：“没人栽。”又问：“那不放坏了吗？”“叫谁谁不动，我管不了，你们找支书去吧！”再怎么说，张玉山连自家的大门都没出。这件事，使老睢感到非常别扭。他想，对这个小村，不能轻看，也许是“胡椒不大辣人心”呢。

第二天，老睢想先熟悉一下生产情况，让张玉山领他到地里看看庄稼。到地里一看，呀！周围许多生产大队的庄稼，已经郁郁葱葱地长起来了；而这里，几百亩地全是草苗争长，眼看就要荒芜。老睢焦急地问张玉山：“怎么把地全荒成这样子？为什么不赶紧发动社员抢荒？”张玉山说了点子不三不四的理由，老睢心里更乱了。几百亩草荒地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心窝。他想：“这样下去，秋后社员们吃什么呢？”他立刻打定主意：一定要把这几百亩庄稼从乱草窝里救出来！

晚上，老睢打算先开个干部会，想想办法。可是，大队长连三个生产队的队长也叫不齐；老睢亲自去请了一趟，也没请到。老睢这一夜没睡着觉。怎么办呢？难道队干部不管，就让这几百亩地荒了，叫华庄群众挨饿吗？难道说，因为这情况是自己来华庄以前形成的，就可以把责任推开吗？在这个时候，迎着困难走，还是绕着困难走……想来想去，还是灭荒要紧。干部会开不成，他就找老支书和一些老党员、贫农下中农社员座谈。一次，两次……参加的人慢慢多了起来。老睢扛起锄头，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参加除草灭荒，晚上访问座谈，发动群众。公社党委书记马恩山也带领几十个干部和职工前来支援。紧锄慢锄，抢救出五百多亩庄稼；另有一百多亩无法抢救的，就立即发动社员种上了菜。到秋后，菜收得很好，粮食也比原来的设想收得多，社员们的心稳住了。

老睢才来时，原来在这村工作的两三个干部，住在张玉山家的西屋，他也就跟他们一起住下了。除草灭荒当中，有的社员告诉他：“住在张玉山家，社员对你吃不透，心里的话不好给你说。”老睢根据对张玉山的观察，又听到群众这种反映，决定立即从张玉山家搬出来。可是他还不知道，张玉山见他好跟贫农接近，心里早起了敌意。先是想在工作上难为他。对灭荒的事，张玉山不闻不问，找，也不凑前，还在一些社员中散布“干也一样要挨饿”的悲观论调；说“睢常泰一看就是个山杠子”、“老睢在咱村长不了，他的话是老太太的牙——活的，不顶事”。目的是要把老睢“挤”出村去。这回听说老睢要从他家搬开，更是笑在脸上，恼在心里。于是，又打主意在生活上“摆”老睢，企图使老睢灰心。老睢叫他给找房，他说：“没宽敞地方好住。”一提吃派饭的事，他又说：“群众生活困难，派不下去。”可是，老睢还是要从张玉山家搬离。

老睢决定暂时搬到大队的办公室去，没处睡，就在院子里一辆破排子车上过夜。院子里空寂无人，夜风吹，蚊子咬。可是老睢有个习惯，碰上吃苦的事，就想想过去。他想起十几岁时，和弟弟一同出外去打短工，为了早晨上市，曾经有许多个夜晚露宿在街头。他想：干革命嘛，就怕不得吃苦；要是挑好地方干，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员！他又想起了当年土改工作队那种“四不嫌”的作风，这一来，他睡在排子车上，觉得很舒服。院子里有一座从外地来的铁匠炉，他买了些粮和菜，每天借铁匠炉的余火，煮两顿菜粥喝；有时为工作竟忘记了吃饭。铁匠炉搬走后，老睢又到离村一里左右的水碾上（邻村开的油坊）去入伙吃饭。有人问：“华庄连顿饭都不管？”老睢只是作些解释，没有一句怨言。一天晚上下着大雨，眼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老睢从水碾吃饭回来，脚下尽是泥浆，到村口转弯处，突然一滑，跌倒了，险些溜到苇塘里去。他挣扎着爬起来，感到有些懊丧，心想：“为工作受苦受累不说，连个饭也吃不到嘴里……”可是又一转念：“不管怎样，反正得干下去！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在华庄给党的工作扒豁子！”

从到华庄那天起，老睢又劳累，又着急，生活上又少水无汤，加上受了些风寒，不久就闹起病来，四肢无力，满嘴燎泡，咳嗽得厉害，胃病也犯了。这些病，苦苦地折磨着他。恰巧在这个时候，北盖宗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虎臣捎信来问候他。老睢这时很激动。八年前在北盖宗帮助改变落后面貌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决心在华庄做得比那时更好。随后，县委何耀明书记也来探望他，并和他研究了解决华庄问题的办法。县委李志宏书记也安慰他说：“老睢呀，华庄是个老落后村，你要耐住性，沉住气，三年能改造好，也算你为社会主义立了一大功！”还告诉他要注意一手抓生产，一手培养新生力量。同志的关怀，书记的嘱咐，使老睢受到很大鼓舞。

张玉山见睢常泰这个硬骨头“挤”不垮、“摆”不凉，就改变了计策。有一天，华振高（当过副大队长、后被撤职）的儿子，忽然拿了二斤左右的一块猪肉给老睢送来。老睢问哪来的猪肉，他说是家里才杀的猪。老睢推说“肚子寒，不吃猪肉”，没要他的。又一次，白庆云（当时是党支部委员）的媳妇又送了肉来，她开口就说：“睢社长，在俺村工作，一天家清水清汤的，你就吃了这点猪肉吧！”老睢知道这里头有“故事”，就问了一句：“哪来的猪肉？”“刚杀的猪，可干净哩！”“谁叫你送来的？”她毕竟是个妇道人家，一时解不开老睢的心意，便照实回答说：“白会西。”老睢暗想原来是白会西，于是便用认真的口气说：“这肉我不能吃，吃了生病！”

这件事传出去以后，很快在社员中轰动起来，从此，人们用更尊敬的眼光来看待老睢了。张玉山碰了个硬钉子，越想越不是味儿，又纠集几个被社员称为“巧嘴画眉、五浪混鬼”的人，当面威胁老睢，说若不树立张玉山的威信，华庄的工作没个搞好，你迟早要“蹲底”。老睢听了，坚定地回答说：“我这个人就是不怕‘蹲底’，倒要在华庄把底蹲透！”

华庄虽小，问题确实不少。各种各样的矛盾包围着老睢。这时，他想起1957年在北康庄搞整风整社时，县委李志宏书记说过的一段话。他打开笔记本看着，思索着李书记的话：“在农村工作，要按党和毛主席指示的阶级政策去办，进村先要澄清几个底：贫农、下中农的底，富裕中农的底，地富分子的底，干部班子的底，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底……弄清了底码，再按照具体情况，去解决问题……

所有这些话，老睢都铭刻在心间。老睢本是个贫农家庭出身的人，在旧社会受过压迫和剥削；参加革命后，经过多年的磨炼和党的教育，他的阶级眼光更明亮了，并且养成了一种作阶级分析的好习惯。

可是，在华庄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该是多么不容易呵。老睢来华庄前，曾有人介绍情况说：大队长张玉山是个贫农，年轻，肯干；党支部书记温玉贵，上年纪了，没啥本事，有“退坡”思想。到华庄后，原来在这村工作的两位同志（老睢来后不久他们就离开华庄了），也作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介绍。可是经过老睢亲自接触和了解，对自己原来得到的这种印象发生了怀疑。他心想，什么样的贫农也见过，什么样的队长也见过，可很少见过像张玉山这样的人。又一想支书温玉贵是那么冷淡，张玉山好像比他活动些。究竟谁靠得住？老睢一时感到踌躇。他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反映给公社党委，并在党委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党委的意见是，让他再作深入的了解，好好分析分析。

睢常泰才到华庄的时候，张玉山就不止一次地说支书温玉贵的坏话，并且再三提出他自己的干部班子：叫白庆云当支书，华振高当副大队长，白会西做会计。张玉山还软硬兼施地说：“睢社长，叫这几个人干了，你甭操心，工作准能搞好，你在俺华庄单等吃碗轻松饭就行了。”又说：“要是不叫这伙人干，华庄的工作，咱也甭想搞好！”这时，老睢对这些人还不摸真假，想听听老党员和老贫农的意见。他找到老党员胡生祥。胡生祥说：“叫他们干，群众就不干了。”老睢在和几个贫农社员一起除草灭荒时，把张玉山的意思一透露，人们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睢社长，千万别依了张玉山啊。”“叫他们干，咱立时扛锄回去！”

尽管听到了这些反映，可是老睢觉得，这种事得特别细心、慎重，动不得感情，着不得急。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老睢更加明确了对待张玉山的态度。经过灭荒和加强田间管理，大部分庄稼变化得不错。可是快到秋口上的时候，天又旱得厉害。这里庄稼起来得晚，不解决抗旱问题，收成就要大减。张玉山从春到秋，一直借“办电”为名，有事没事就骑上车子进城。可是，队上集体用的电始终没个头绪；而张玉山却从邻村柴庄接过一股电线，在他家房西边自留地里安上了电滚子，哗哗浇起地来。老睢提议把电动机挪到集体地里去，张玉山说没法挪，别的井水不够用。后来他又说把电动机安在村东三队的地里（他所在的生产队）。这些意见，老睢全不同意，张玉山一个劲儿和他争论。老睢心里话：“坚持立场就得有个拧劲儿。”他把这件事提到全体干部和党员会上让大伙讨论，发言的人都批评了张玉山。张玉山心亏理怯，终于依了大家的意见，把电滚子挪到村西大井上去。照张玉山原来的意见，只能浇三队的五十来亩地；这样一共能浇二百多亩地，并且三个队都能浇几十亩。这下子可把张玉山惹恼了，会后他对老睢说：“你这样做，我有意见！”老睢断然回答说：“你有意见可以保留，这么办总比安在你家自留地里强，也比光浇三队那几十亩地强。”张玉山不肯善罢甘休；老睢也料到他还会摆道道，跟大伙过不去。果然，到挪动和安装电滚子时，他挑动三队不出劳动力；刚安上，才浇了几亩地，张玉山领着邢台市东关的一个人来，说水管是借的人家的，要立即拆下拿走。社员明知是他搞的鬼，一时又没旁的办法，地又浇不成了。有人把这事反映给睢常泰，老睢生气极了，暗暗想道：“张玉山对集体为什么这样狠心啊！”

打这，老睢看到张玉山是靠不住的。他对温玉贵和别的一些老党员、老贫农，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决心依靠他们去串联和团结更多的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来改变华庄的面貌。

老睢兴致勃勃地去找老支书温玉贵。到温玉贵家里，他们一家人正在吃饭。温玉贵见老睢来，连个让吃饭的话也没说，两道眉皱得紧紧的，脸冷冰冰的。老睢耐心地与温玉贵谈工作，建议开个党员会，温玉贵说开也白开。晚上，勉强开了党员会，人到的不齐，也说不到一块，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第二天，老睢又去找温玉贵，温玉贵正在队上的地里锄苗，老睢走过去同他一起锄苗，随着谈起了村里的工作，他还是说没法干。第三次，老睢又来到温玉贵家里，他正向屋里走，老睢叫他，他不答声，连头也不回。老睢还是赶到屋里，想同他谈谈，结果又碰了钉子。一连三次，老睢可真有点泄气。可是，他一想，他这人过去忠诚地为党工作，现在不愿干了，一定是有委屈的事。为了帮助华庄翻过身来，是块冷石头也要把它抱热，何况他是一个老党员呢。第二天，他又去找温玉贵，像个老朋友似的同他攀谈。老睢说：“你过去为党做了那么多工作，这个荣誉可要保持呀！”还问起他过去的身世。一提过去，老支书眼圈有些湿润。他说：“旧社会哪有法活呢，党把我从火坑里拉出来。我不是不干工作，是没法干啊！”老睢说：“干吧，我跟你摽着膀的干到底。”温玉贵一听，惊喜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老睢说：“我还能哄你！”老温兴奋地说：“除非我死了，只要有口气，就为党干到底！”接着，他倾吐了几年来的苦情，张玉山等想尽坏主意排斥他，使他没法工作。不管党内党外的工作，都是张玉山、白庆云先商量好，再给他说，不办也得办。像那次斗争和处分老党员华士贵、华金榜，他就坚决不同意，可是人家是“多数”，他只好含着泪在决议上盖了印记。老睢来了，办事公正，和社员一起劳动，他从心眼里赞成，可又怕待不长，就不愿意理老睢。现在老睢把心交给他，他就放心了。老睢拍拍他的肩膀说：“干吧，我一定支持你。咱重新扎根串联，选拔培养积极分子。”两人越说越亲近，老支书的双眉展开了。

老睢从老支书的嘴里，了解到胡瑞是个好党员，也是被张玉山等人压的喘不过气来，心情很沉闷。老睢就去访问他，谁知连着几次也都碰了软钉子，问他什么，他总是闷着不言语。有一次，老睢见他抱着被子去看守供销社收购的苇席，就主动地去同他做伴。他盖的被子像条油大袋，老睢却一点也不嫌脏，同他盖一条被子，同他谈心，讲翻身前后的故事，讲党员应当怎样为党工作，受委屈的时候应当怎么办。慢慢地，老睢终于撬开了他的嘴巴。胡瑞振奋起来了，决心与老支书等一起扭转华庄的乾坤。

忠诚为党工作的党员被发动起来了，老睢又同老支书一起在贫农下中农中扎根。他刚到村不久，就发现一个叫华江的年轻人，积极劳动，给供销社收席很认真，他吃不上饭的时候，还给他派过饭。干部到村来检查生产，他领着到地里转。向老支书一打听，了解到他家是老辈的贫农，土地改革翻过身来，从1958年到邢台炼铁厂当工人，回村后是团的支部委员。老睢不断地接近他，了解到他有让华庄好起来的心愿，可是缺乏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就从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做起。有一次，老睢问他：“土地改革前家里怎么样？”华江说：“那时穷得少房无地，你看，这房子还是分的呢！”老睢说：“翻身了，可华庄现在搞得不好，你应当挺起身子把它改变过来呀！”他说：“好人没法干，我大爷华金榜是老党员，做那么多年的工作，张玉山还给他扣帽子，斗争他，翻走他的东西，连我家的粮食也给弄走了。”老睢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咱手里。”华江又说：“今年地种得不好，秋后少收了粮食，人家会把责任推到咱身上。”老睢说：“那怎能怨你，有我在这里，责任不比你大？你怕啥！你是个青年人，应当有个理想，不要前怕龙后怕虎。”这些话，说到青年人的心里，表示要按老睢说的做，最后，他又提到他母亲心肠窄，怕不愿让他管村里的事。

随后，老睢又到他家去串门，了解到他母亲的心事。老人谈到她是逃荒到这村来的，土改后才翻过身来。老睢说：“大娘啊，咱光翻身不行，还得当家呀！”老人说：“我家里没人，华江要管起队上的事来，就不能管家了。”她还说：“俺这孩子二十多了，连个媳妇也说不上，真急人！”老睢说：“个人家要管，可更要紧的是管好大的家，队办好了，生活好了，娶媳妇的事不就好办了么！”老人听了，连连点头。

不久，华江找到老睢高兴地说：“我娘说了，你找她来着。她说你说的是真理，让我按你说的办，还嘱咐我别蒙坑、别犯错误呢！”从此，这个青年人的革命热情被点燃了，张玉山等不干工作，生产没人管，他主动地担起了这个重担子。

老支书、胡瑞等也分别去串联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华岗、华好美、华凤仙、赵天绪等，然后由这些人再分头串联其他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这样，从一个人到一小串，从一小串到一大串，一共串联了二十三个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从这，一支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阶级队伍在华庄形成了。

在同一个时间里，老睢广泛地与社员交朋友，启发他们改变华庄面貌的积极性。开始的时候，不光有些干部不了解他，社员群众也不了解他。除草灭荒的时候，老睢出现在田野里。社员们见这个陌生人，庄稼打扮，相貌憨厚，干活儿又在行，又不惜力气，竟一时认不出他是谁。后来，经过相互探问，才知道他是公社副社长。有的社员说：“人家这是拿拿样子吧，真能坚持下去吗？”可是，老睢总是坚持白天下地劳动，休息的时候，像知己人那样同社员闲谈。这一来，社员同他越来越近了。

老睢知道社员这二年生活不好，特别关心社员的疾苦。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了解到有些社员缺米少粮，生活困难，就日夜地想解决的办法；霪雨连绵的时候，他带着病冒雨四访。五保户华德胜的房顶漏了，他立刻动手帮助泥补……就是社员的婚丧嫁娶，老睢也十分关心。一次，他到社员白温成家里访问，白温成发愁地说：“儿子、闺女都大了，一家五口住在一个屋里着实不方便，大儿友昌想成亲，就是没房子。”老睢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和党支部书记温玉贵等大队干部商量，帮助白温成买到木料，盖了新房。

“不过河不知水深浅，不长处不知人心眼。”就这样，社员群众看中了老睢。他们夸老睢是“社员的知心人”“能办正经事”“和咱们坐一条板凳子”。对老睢的称呼，也越来越亲热。开始，社员们背后叫他“那个人”、“人家”，后来，当面叫他“社长”，现在多数人唤他老睢，有的老大娘还管他叫“他大哥”。孩子有不服管教的，老人们就找到老睢说：“咱那个孩子不听我的话呀，你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在生活上，他们也关心老睢了，争着拉老睢到自己家里吃饭。

社员们开始向老睢倾吐知心话了。他帮助困难户华业修盖房子的时候，几个帮忙的社员说：“老睢，集体是咱的命根子，你可得帮助俺们把它养壮。”他探望军属路云兴娘的时候，老大娘说：“你可得站直行正，干到底呀。”他在地里和社员除草灭荒的时候，有的社员说：“老睢，你碰大伙的心，大伙也愿把心掏给你啊！”……老睢从社员嘴里，进一步了解了党员干部们的情况，也开始摸到所谓大队干部不团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了。

群众对老睢信任，他也就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有一天，白温成老汉突然找到老睢，拉着他去吃饭，老睢一时摸不着头脑。原来从老睢设法帮助他盖房以后，老人心里总像有点啥似的，请老睢吃饭是为了表表自己的心意。老睢婉言谢绝。一会儿，老人又拿了二十个鸡蛋来，第二天老睢又给他送了回去，笑着对老人说：“卖给你盖房的木料都是队里的，决定卖给你是队委会的干部通过的，有我老睢什么呢！要说感谢，那就得感谢集体，更好地爱集体。”一席话，说的老人点头称是。老睢背后有了社员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群众做靠山，更增强了他改变华庄面貌的信心。

1961年的冬天渐渐逼近了，华庄的工作也初步展开了。老睢向公社党委、华庄大队干部请了假，回家去取棉衣。

老睢的家在邢台县深山区，村名叫赵家沟，离华庄一百多里路。他在铺满沙砾的龙门川里走着，回忆着脱产前后和家庭情况的变化。刚脱产的时候，他还不断思恋家庭的生活。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人的思想也在一步一步地提高。渐渐地，老睢心里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有一次，县委分配他到离家很近的雀寨乡工作，这里人熟地熟，离家又近，他自然十分高兴。但上任不久，县委打来了长途电话要他参加地委的整社工作队。当时，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满山遍野白雪皑皑，北风在拼命呼啸。同志们劝他等一两天再动身，但他想到了党员应有的纪律性，想到了急需自己去工作的岗位，他回家带了干粮、衣物，毅然地告别了亲人，踏上了风雪弥漫的山路。八十里山路，若在平常，对这位山区贫农的儿子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现在是踏雪顶风，天冷路滑，他脚上打了泡，腿沉腰朘、肚里饿得咕咕直叫。老睢没有却步。他迎着风雪，坚持走到了预定的地点。后来，也曾有人说他太傻，好心地责备他：“你待在深山里，又刚下了大雪，你不来这里，谁还去硬把你调来？”老睢听了不以为然，反而对责备他傻的人感到厌烦。到了工作岗位上，不久就到了春节，为了工作需要，老睢毅然留下来。当时，有些年轻同志思家心切，甚至有的暗暗叹气，老睢却乐呵呵地向伙伴们讲起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村里当民兵，持枪打鬼子，掩护全村群众转移的故事。后来，倒是他爱人放心不下，派大女儿跋山涉水给他送来了柿糠炒面。这一次，暴露了“秘密”。他爱人从女儿那里知道他在落后队里工作，担心他吃不好，工作劳累，就再三写信打问，甚至要他向领导上请求回到家门上工作。

这次老睢回到家里，天色已经晚了，不光爱人、孩子直端详他的模样，问他在外边的生活，乡邻们也围上来探望了。睢聚和大爷关切地问：“大侄子你现在在啥地方工作？苦不苦，顺心不顺心？”老睢说：“咱还是蹲点改造后进队，工作顺利，生活也蛮好哩！”这时，一个大娘说：“傻孩子，还说硬话哩，看你又黑又瘦！生活好，为啥还吃咱山里的柿糠炒面？”

老睢感激邻居的关怀，但不愿向他们述说自己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上的苦处。他担心一两句说不清楚，反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就顺口说：“山里人吆，怎么能不想吃些柿糠炒面！”

晚上，睡下以后，爱人几番深问他现在的工作、生活情况。老睢深知自己的爱人并不怎么落后，就简要地向她说了几句。不料想，竟引起了她的心事，她生气地说：“莫非穷字就沾在你身上，新中国成立前你在家里受穷，新中国成立后刚说日子好过些了，你又去外面工作。革命，我不挡你，可为啥有那么多好村子不去，偏去穷村里受罪？趁早你回来过日子吧！”老睢听了，笑着说：“嘿，想不到你要拉我的后腿呀，你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党员不在困难上打先锋，莫非要在享受上打先锋？”

老睢见爱人还是不消气，又语重心长地说：“人么，就是容易好了疮忘了疼。我知道你一个人拉起一大伙孩子不容易，可是，咱现在的光景，比新中国成立前强似天堂啊。那时候，我穷得上市卖短工，你穷得跟爹爹讨饭。你忘了你爹怎样把你送到我家吗？再看现在，有吃有喝，咱大小子还上了中学……”

爱人不再生气了，似乎在为往事伤心。老睢就转个话题，接着说：当年你送自己的亲弟弟参了军，他光荣牺牲了，为了啥？还不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让广大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现在我干的工作，就是接着你弟弟的工作往下干呀！在后进队工作，生活是苦，哪里越苦，哪里的工作越重要，羊卧地的时候，好的牧工不总是把住围口吗？……

没等老睢说完，爱人转怒为笑说：“你快睡吧，赶明还得赶路呢。刚才俺说的都是气话，可不是拉你的后腿……”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豁上命也要革命到底的人。她想，外边的工作就够他操劳的了，为啥自己还给他平白添牵挂；再说，他又不是在外边只管自己，不管老婆孩子……

老睢回到华庄以后，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阶级队伍组织起来了。正在酝酿选举新的领导班子的时候，赵家沟大队突然给老睢拍来一封电报：你二姑娘病情极重，速速回家。老睢接到这封电报左右为难，公社党委书记马恩山知道了，“命令”他马上回家探望。他赶到家里，二闺女已经不省人事，他就急忙请医生来给女儿看病，并一次抓了三服药。女儿吃过第二服药，苏醒过来了。老睢便和爱人商量着返回华庄，并叫来四弟睢常明说：“孩子如果再不好，你就帮你嫂子请请医生，我得回岗位上去了。”爱人和邻居都劝他多在家里待几天，等女儿的病好了再走。他说：“孩子不碍事了，有你们大伙帮助照抚，我就放心了。这几天华庄那里正酝酿选举呢，选举是关系华庄今后命运的大事……”

老睢从家里回来，穿上老伴给拆洗的棉衣，心眼里甜滋滋的。他回顾几个月来的工作，算是有了一点头绪，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可是，当他一想起大队干部的时候，心里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对工作，对集体，张玉山都不像一个党员干部的来头，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乍到华庄的时候，他为了接近群众，主动地从张玉山家搬出来，现在，他为了了解张玉山，又主动地登上了张玉山的家门。他刚进门，正赶上张玉山他娘骂他爹张生发呢！老睢用劝解的口气问他们为啥争吵，张玉山他娘满脸带气地说：“看这脏老头子多穷气！”又说：“我先前的那个男人呀，走京串卫，有本事，他死了，还烧的马拉犁的真票呢！”听她说话的口音，不像本地人，一问，才知她是山里人。问起她改嫁前的光景，她很不自然地说：“论成分，俺那里也是贫家呀！”

老睢觉得不是味儿，又找张生发闲谈。老睢说着，老头子直摇头，可老睢看出他是在用心听着。尽管张玉山母子不欢迎这个客人，他还是不断地找张生发闲扯。在一个雨夜里，张生发老汉找到老睢，倾吐了几年来受的冤气，揭开了张玉山母子的老底儿。原来，张玉山和他娘是山里东牛峪村的富户，姓王，张玉山原名叫王小三，他娘叫杨二妮。土地改革时，他家被群众斗争。张玉山十八岁那年，跟他娘下山到华庄来。那时，张生发刚翻身，分了好宅子好地，杨二妮就嫁给了这个老贫农。她哪里看得起他，老是给他气受，张生发总也不敢声张。现在，他看到老睢来了，穷哥们的腰板直挺起来了，才找到老睢说出了心里话。老睢为弄清底细，又细心地访问熟悉张玉山母子身世的人。他听说当时的石相公社的副社长王文琴是东牛峪人，就在一个开会的机会向他询问。果然不错，这村的土改斗争还是王文琴领导的呢！这一来，这个混入党内并窃取了大队领导权的富农，便赤裸裸地暴露在老睢的面前。

老睢又去查问张玉山是怎么钻进来的。原来，张玉山来到华庄后，冒贫农之名，拉拢支委白庆云和原大队会计白会西（贪污分子）、大队干部华振高等，没有经过选举，当上了会计。1960年冬整社时，张玉山披着贫农的外衣，假装积极。在这个大队领导整社的干部，没有仔细作调查，以为他是贫农，肯干，识文解字，就让他担任了贫农下中农组织的主任，并被白庆云介绍入党。他手下的一伙人也跟着爬上来：华云泉从小不劳动，人们称他是“吃巧粮食的人”；胡景堂是个懒汉，光能说不能干，人们称他是“巧嘴画眉”。这样，领导权就被张玉山这帮人掌握起来。整社时，社员们提出白会西贪污集体财物，华振高随便斗争人，这次整社应当处理。张玉山与白会西、白庆云等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嫁祸于人，策划斗争工作积极、对党忠诚的老党员华金榜和华士贵。华金榜当时是保管，晒麦种脱秤，张玉山等就说他贪污了。华士贵负责看场，因下雪冻坏了一些菜叶子，张玉山等说他损坏队里的劳动果实。斗争他俩的时候，纠集来了地主和他们手下的五浪混鬼。地主温中指手画脚地辱骂他们，还到他们家里乱翻东西。整社结束时，华金榜被开除党籍，华士贵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张玉山被认为是能干的人，当上了生产大队的队长。1961年春，白会西怕干的坏事被揭发，带着大队的粮票和钱款潜逃。

一切都弄清楚了。1961年冬季，一年一度的整社工作又开始了。在一次全体党员大会上，人们检讨着党的工作。一会儿，老睢面对着张玉山问：“你姓什么？”张玉山一愣，跟着说：“别开玩笑，我姓什么你不是不知道呀！”老睢说：“我问你的真姓！”这一问，张玉山慌了，吞吞吐吐地说：“我原姓王，随娘改嫁后才姓张的。”“你的成分呢？”这是沉重的一击，这时张玉山已经明白老睢摸清了他的底，抵抗是没有用的，就无可奈何地说：“家里是富农。”老睢说：“你的那块蒙脸纸该揭下来了。”这个混入党内的富农分子被从党内清除了出去。

对于受了屈辱的老党员华金榜和华士贵重新作了处理。经过查对，所谓华金榜贪污麦种与事实不符，华士贵破坏劳动果实也不是事实，经党员大会通过，决定取消对他们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的处分。这两个老党员，一向把党员的光荣称号看作比生命都宝贵，从被无辜受到处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连着几次找工委控告。现在问题弄清了，激动得流出热泪。华金榜说：“东西不算什么，我要的是党籍。”华士贵也说：“别看我年纪大了，也要给党多出力。”他们又像年轻人般地活跃起来。

接着，党支部进行了改选，健全了支委会，党支部的战斗力增强了。

当党员们兴高采烈的时候，老睢却又陷入了沉思中。这也是他的一种习惯，正因为这样，他能够把问题想得更远。他思索：这就万事大吉了么？不，要使人们从这几年来张玉山等掌权所受到的沉重损失中得到宝贵的教训，这就是要使人们保持阶级警惕性，把印把子真正掌握到自己手里。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老支书，随即在社员中揭露了张玉山的伪装，还提出“印把子应当由谁掌？”让大家讨论。在一场热烈的讨论中，人们揭露张玉山怎样拆集体生产的台，还揭露张玉山与白会西等合伙盗卖猪肉、电线的事。老睢还和大家一起总结了这村一起一落的过程：过去这村很穷，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日子开始好起来；从张玉山这伙人上台，生产受到破坏，日子又一天一天地坏起来。这一来，人们眼睛亮了。他们说：怨不得生产队办不好，他们这帮黑心人跟咱不一心呀！三队社员胡升祥说：“这几年咱这里是张玉山的天下，没有老实人的日子，要办好队，非得咱们掌印不可。”人们一致要求撤换“冒坏尖”、“走邪道”的人，由自己的人来掌印。他们说，红印必得革命人掌。

这时，老睢又和社员商量了队干部的几个条件：一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二要劳动好；三要心眼直正；四要能办事。经过社员们反复酝酿，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称心如意的当家人。人们说，华江和华凤仙思想好、公道、能干，选他们当大队的正、副队长；华风杰心眼老实，选他当大队的会计。赵天绪、温祥云、温玉西等分别被选为三个生产队的队长。还健全了大队、生产队的委员会。

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配备齐了，华庄充满了一股革命的朝气，老睢见到他们那股火爆劲儿，也暗自心喜。不过，老睢也觉察到，这班人毕竟多是新手，担这样的重担子不容易。应当把革命的传统作风传给他们，这就更得下一番苦功夫才行。

去年初夏又遇到旱灾，春庄稼卷起了叶子，小麦眼看要减产。不知哪里冒出一股分地的邪风，说什么“要不分地就是让社员挨饿”这时候，有的队干部也没了主意。华江找到老睢说：“咱就开个活口吧，要不，秋后会落埋怨。”老睢说：“分给社员几十亩地，队里就要少收几千斤粮，队里的生产怎能搞好？你想，这合乎办好集体经济的精神吗？”正巧，县委何耀明书记来了，华江找到他说：“何书记，社员要求分地可睢社长不让。”何耀明说：“老睢办得对。”何耀明提议把这个问题交给党员、团员和社员去讨论。老睢想：这件事倒是提高新领导班子阶级觉悟的机会。会上，老睢问：走啥道路才能改变华庄的面貌？一提这，贫农下中农社员们讲起了过去受过的苦处，现在队刚要办好，又有人要拆台，真是居心不良。三队有的富裕户说：“分地不对头，可天旱种不上不能看着挨饿呀！”贫农社员华好美理直气壮地回答：“越困难劲儿越要往一起拧，一家一户抗旱只能用瓢泼，咱几百双手能牵来龙王。”一番话，说的要分地的人没话讲了。分地问题解决了，党员干部受到什么启示呢？老睢又建议支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华江脸上闷着汗珠，他说：“以前总以为自己出身好，立场没问题，可一碰上具体事，就又糊涂了，这还是阶级观点不强。”人们都觉得这次讨论比上一次阶级教育课还深呢！从那，干部社员摽着劲儿搞好集体生产，以回天之力夺得了丰收。

华凤仙家没有房子，娘俩住着他姨家的一间小屋。去年有人给华凤仙介绍了对象，他急着把房子盖起来。已经动工了，就缺几根檩子。正巧，大队会计室里放着几根木头，他与个别干部说了说，就弄来用到房上。为这事，社员有些议论。老睢乍一听到这件事，心里有些腻烦，怎么华凤仙办这样的事呢？冷静地一想，这事并不奇怪，旧思想一点也不影响他们，那才怪哩！问题是要深刻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抵制旧思想的影响。他找到华凤仙说：“你说，咱当干部是为什么来着，是为自己还是为大家，是自私自利还是大公无私？”凤仙说：“这两天我也光想这事，知道办错了，可人们一嚷嚷，自己又觉得脸上无光。”老睢说：“你知道错就好了。有错误要认真检讨，认真改正，按数把木头款交给队里，社员还会信任你。”华凤仙开了心窍，高兴地说：“我一定这么办！”不久，他在干部会上、社员会上认真作了检查，把自行车卖掉，还上了木头款。别的队干部呢，从这件事也受到一次廉洁奉公的教育。

有一次，华江用席换来一部分酸枣面，因为价钱贵，社员们不愿意要。华江满肚子委屈，他觉得自己一片好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酸枣面换回来却没有人要。老睢问他，这件事，同社员商量了没有，华江说没有。老睢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像这样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不与社员商量就办，哪能不出问题！还有一次，社员华鄂干的活儿质量不好，华江在广播上批评了他。老睢对华江说：“对社员应当耐心教育，不能这么办！”华江不服气地说：“华鄂太懒，不这么敲打一下不行！”老睢说：“你看用别的办法能不能把他教育过来。”他带着华鄂参加队的农活儿评比。在评比中，干活儿好的社员受到人们的表扬，人们还议论干农活儿不好的害处。从那，华鄂真的转变了。华江从这件事上受到启发，学到了以理服人的方法。

老睢懂得，培养新干部不能光靠说教，更重要的是要用行动来影响他们。开始，有的新干部抓工作很紧，劳动少了一些。老睢说，当上干部还要像一个普通社员那样劳动，不能光指手画脚。他自己很少蹲在屋子里，有空就下地和社员一起劳动。去年刚安上电动机，为了多浇地，过半夜了他还同机手守在机器旁。现在，不论是大队还是生产队的干部，都保持着爱劳动的本色。社员们提起这件事，总是满意地说：老睢培养的干部啊，还和咱庄稼人一样。张玉山当干部一年做了两个多工，可新干部们同我们一样的干。在别的事情上也是这样。比如，他教育新干部尊重老干部，他自己首先尊重老干部。每逢老支书召集社员会的时候，他坐在社员群里，聚精会神地听老支书讲话。

老睢的心血没有白费，一批新干部成长起来了。

集体主义的正气越来越旺了。让华庄从经济上翻过身来的新任务摆在老睢的面前。他想，华庄还不富裕，努力发展生产，使人们从经济上翻过身来才能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为这，老睢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走访了许多老农，还像个地质勘察员似的，四处观察研究华庄的自然条件。他和干部社员一起办电，引水浇地，积造肥料。庄稼种上了，老睢和干部、社员们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田间管理上。

1962年，华庄的农业生产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被评为全县的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之一。这个大队，1962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提高70.7%，比丰收的一九五七年提高0.84%，由缺粮队变成余粮队，卖给国家余粮四万八千多斤。农业增产加上油坊、编席等副业生产的发展，社员的生活水平也迅速地提高了。1963年,夏季，又获得了一个好收成。

8月初突降暴雨，华庄又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老睢和华庄的干部、社员为了战胜灾害，为了赢得明年的丰收，正在顽强不懈地战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