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说，无论社会如何向前发展，我们不可能保证完全理性的民意。民意形成过程中必定包括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如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说，“显而易见，我们的公众舆论是间歇性的同各种情绪发生着联系，同野心、经济利益、个人仇恨、种族偏见、阶级感情等等联系在一起，它们以各种方式歪曲着我们的看法、想法和言谈举止。”^[5]在民意的形成过程中，它往往会受到人们消极情感因素的影响，一些案件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民意受到诉讼当事人和律师的煽动。然而，任何非理性声音的产生都有其社会原因，法院要兼听则明，对于民意有全面的了解，把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作为法官裁判的参考。法院了解民意的过程，其实也是民意中的非理性因素消解和释放的过程。

通过对近年来热点诉讼案件的观察，可以看出民众之所以热衷于关注司法，有司法内的原因，也有司法外的原因。有些民意表面上似乎针对司法提出，其实与司法并无直接关系，民意诉求明显带有浓烈的司法之外的色彩。很多中国老百姓有“青天”情结，他们认为法官就应当是电视里的包青天为民请命，法官对于案件中暴露的严重社会问题，绝不能袖手旁观，而要为民做主解决问题。如果任由民众把对社会不满的情绪转移至司法领域，必然会导致裁判结果有失客观公允。因而法官在兼听民意之后，要理性审视、准确区分民意，主动引导负面的报道与评论，及时消除谣言与民众疑虑，为司法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