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法律工具主义就是把法律当作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法治应当是社会治理所追求的目标。法治社会规则至上，任何个人、社团与党派的行动都应在法律约束之下。如果把法律当作一种手段，那么法律极易成为压制甚至剥夺公民权利的工具，意味着为了实现真正的目的，法律这种手段可有可无，可以随着目标变化而使用或者丢弃，这是对真正法治的背离。

法律工具主义盛行在我国是有历史根源的。我国传统的儒家与法家都把法律当作统治社会的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法律是为经济保驾护航的工具。法律工具主义盛行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过度强调法治的治理功能和社会调控手段的思想影响下，全社会很难树立起科学全面的法律价值观，人们对于法律不是崇拜和信仰，而是害怕、排斥、消极观望，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一旦政府的现实目标与既定的法律规则发生冲突，或个案中政府所理解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发生冲突，规则和程序便都变成了可以忽略的因素，^[6]从而形成“黑头文件”（法律）不如“红头文件”（政策）管用的事实。如果对于法治的认知出现偏差，法治作为人的价值目标与生活方式的实践效果也必定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