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下的德治与法治下的德治，两者产生的基础、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实现方式不一样，它们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并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服务。

第一，从政治伦理方面看，人治社会里，君权至上，权力结构是高度集权的模式，统治者在个人集权的基础上实行个人专断，与此相应的政治伦理是一种专制伦理，唯上是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法治社会里，人民主权，实行的是适度分权的模式，权力之间相互制衡，权力只能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与此相应的政治伦理是一种民主伦理，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法律，公共意志高于个人意志。

第二，从经济伦理看，人治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以自给自足为基本原则，不追求自身的发展与扩张，安贫乐道，因而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在利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法治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商品经济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以追求利润和利益的最大化为基本原则，但是这种对利益的追求必须是取之有理，用之有道，因此，法治下的经济伦理的根本要求是义利兼顾。

第三，从社会伦理看，人治社会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主要以血缘为纽带，在此基础上，将家庭伦理归结为等级伦理，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进而延伸和扩大，适用于普遍的人际关系，发展成一种等级分明的臣民伦理，尊卑有别，上下有序。法治社会里，商品交换导致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空前增多，利益纽带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而商品交换遵循的是价值规律，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契约关系、信用关系，所以法治社会的社会伦理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公民伦理。

总之，人治下的德治和法治下的德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我们无论是强调“法治”还是“德治”，前提都建筑在法治社会的基础上，法律和道德都是在法治社会的范围内调整社会关系的具体方式。因此，我们在大力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充分估量道德对于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以德治国。有效地运用法律、道德两种手段，是对法治的必要完善，有助于我们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伟大转变。

相反，在大力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充分估量道德对于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以”德治国，强调有效地运用法律、道德两种手段，是对法治的必要完善，有助于我们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伟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