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权威来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律写在纸上并不一定管用，只有深入人心才有真正的力量。西方发达国家在大规模法治建设之前，大多经历了席卷全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培育了公民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为推行法治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而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未曾有过类似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法治在中国由上而下推行，人们多多少少有着不得已而接受的无奈。人们既希望依靠法治来维持秩序，又想方设法使权力不受法律约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治并非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而是有着无奈的被动选择。

在法律移植与法律继受之后，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而如何让法律获得官员与民众的普遍信仰，却是我国法治建设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法律制度是法治国家的骨骼，而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则是血肉与灵魂。要建设真正的法治国家，不仅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更要有公民的法治信仰，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信仰缺位，即使制度设计再完美，法治推行起来也举步维艰，甚至有夭折的危险。中国现在缺少公民的法治信仰，因此，培养具有法治品质的公民，以人们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的精神层面，就成为当下我国法治建设中最艰难、最复杂、最关键的环节。^[5]

如何提升公民的法治信仰？第一，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权利意识与法治信仰两者互相推动。权利意识增强，表明对于法律条文和法律所包含价值的认同度高，进而萌发法治信仰的雏形；而坚定的法治信仰也会促使公民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因此，要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引导民众主动遵守法律，而不是屈服于国家强制与威慑被动服从法律。第二，把法治信仰的培育与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倡导公平、自由竞争的法治经济。只有当民众意识到法律是自己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保护神而非障碍时，他们才会产生对于法律的归属感与依赖感，才能逐步树立对于法律的信心与信任。第三，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其法治意识。公职人员是否具备法治信仰直接影响到一般公民对于法律的接纳与否，如果公职人员知法犯法，又缺失抽象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机制，法律运行的稳定性将遭到破坏，公民的法治信仰也会随之消解。因此，既要切实加强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又要健全民主考核评估和民主监督制度，进一步约束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第四，加大对违法典型的宣传力度，使民众树立对法治的信心。敌人是最好的老师，要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对违法典型案件进行广泛宣传，能起到很好的法治教育的后果，能树立起民众对于法治的信心和信仰。一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案、要案进行依法公开审理，远胜于几百场普法报告。2013年的“薄熙来案”，案件还未开始审理，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一些人认为，这种对于高级别官员的审判无非是走过场，人们对于法治缺少信心，对于司法权威存在质疑。当案件进入庭审阶段，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了最大限度地公开，公开程度远远超出了公众预期。法院充分运用微博等新媒体形式，对庭审进行全景式的播放，视频、图片和数万字的庭审笔录实时传送，使得庭审近乎直播，让人们对于庭审的进程和细节有了直观了解和全面掌握。微博平台上，网民可以自由转发、留言和评论，各种观点交锋碰撞。许多网友感慨：薄熙来案件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起可以说在中国最敏感、关注度最高的案件，却以一种最公开、最开放的姿态进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信心，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普法效果。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2]李桂林.论良法的标准［J］.法学评论，2000，（2）.

[3]上官丕亮.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方式、特点及意义［J］.法学评论，2016，（1）.

[4]《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EB／OL］.http：／／cul.qq.com／a／20140402／01559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8-4.

[5]罗薇.民意与司法应以［D］.湘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