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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敦煌遭劫，藏经散佚。国人群情奋起，志士仁人纷纷前往，揭开了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浩瀚篇章。这其中，来自天府之国的张大千、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李其琼、孙儒僩等艺术家和学者，代以相继，将毕生事业系诸敦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为川人投诸敦煌事业之始。卢沟桥事变后，张大千辗转回到四川，受友人严静斋及画家李丁陇影响，对敦煌壁画产生极大兴趣。1941年至1943年间，他耗尽家财，携家人、弟子及雇员驻留敦煌，长达两年七个月。

初至敦煌，张大千从南到北、由低向高对石窟进行编号，计编列309号，并此基础上完成《莫高窟记》。之后“寝馈于莫高榆林两石室者近三年，抚临魏、隋、唐、宋壁画”276幅。期间风餐露宿，备尝辛苦，甚至债台高筑，不得已将所藏200余幅古画出售以筹措资金。1943年3月，忽有土匪来袭，张大千只得避于莫高窟最高的第305窟内，至晚间驻军赶来方得幸免。即将离开时，张大千与一位朋友，误入荒野，又遇恶狼阻道，九死一生。

1944年1月，四川美术学会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展出壁画摹本44幅，得各界盛赞。1944年5月，展览移至重庆，引起轰动。1946年10月，摹本于上海展出，震惊艺坛，九州掀起“敦煌热”。此外，张大千还向于右任等呼吁成立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机构。1943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张大千即为筹备委员之一。

张大千之后，追随前辈的足迹，越来越多的四川人投身敦煌，段文杰即是其中杰出者。他生于四川省蓬溪县常乐镇，祖籍四川绵阳丰谷镇。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擅国画。历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1944年，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画展，展出了他在莫高窟临摹的大量壁画。一时山城轰动，观者如云。当时还在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求学的段文杰，为色彩斑斓的敦煌壁画摹本深深吸引，他说：“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所以我到了敦煌。”

1945年7月，刚毕业的段文杰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敦煌。当时生活极为艰辛，夏天干热高温，冬天风卷黄沙，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没有大米，少有蔬菜，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交通也极不便利。最初几年，段文杰与同事们都住在由马厩改造成的简易房间里。

段文杰是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艺术家，达384幅，140多平方米，开创了敦煌石窟整窟临摹和大幅壁画临摹的新领域。曾与段文杰共事近40年的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所长关友惠说：“他制定的临摹方法一直是我们临摹敦煌壁画的指导原则，他个人在敦煌壁画临摹史上也创立了多个第一，他是我们敦煌壁画临摹工作当之无愧的领路人。”

段文杰的研究成果也堪称丰硕，著有《敦煌彩塑艺术》《敦煌壁画概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段文杰敦煌艺术研究文集》《段文杰敦煌壁画临摹集》等。由季羡林主编、段文杰副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于1998年出版，几乎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段文杰从美术史和美学的角度探讨敦煌艺术的风格、技法等特色，以及敦煌艺术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并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敦煌艺术的时代发展脉络。凭借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他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继段文杰之后，又有几位川人投身敦煌。史苇湘、欧阳琳夫妇是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画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就从天府之国成都不远万里来到敦煌，开始了敦煌壁画的临摹与研究工作。

史苇湘是四川绵阳人，1948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同年8月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在敦煌50年，他先后从事壁画临摹、石窟内容调查、石窟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研究、敦煌历史研究工作。共临摹壁画300余幅，约120平方米，出版各类画册、图录、资料辑录、论文集10余种。他所编著的《莫高窟内容总录》是迄今为止了解莫高窟必不可少的一部工具书。他由于对敦煌石窟历史和佛教文献非常熟悉，被誉为“活资料”。

史苇湘与敦煌结缘，也始于张大千在成都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1948年8月，24岁的史苇湘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油画科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远在大西北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对敦煌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他始终岿然不动，是名副其实的“打不走的敦煌人”。他说：“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击相比拟。”改革开放后，他长期担任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将全部精力投入敦煌文物保护、资料整理、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建设以及学术队伍建设等事业中。史苇湘认为，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有了临摹工作的基础，在考古和艺术研究方面才能体现出独特的优势。他和其他画家们一边从事壁画临摹工作，一边查阅资料，进行宗教历史的考证、研究。

欧阳琳则出生于四川彭县，1947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漆艺专科，同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她从1947年开始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对于图案画用力尤深，并撰写了《谈谈隋唐时代的敦煌图案》《敦煌壁画中的莲花图案》及《敦煌图案零拾》等论著。退休后，她仍然坚持不懈地临摹、研究敦煌壁画，并试验用布代替纸作画，形成独特风格。有人评价：“敦煌是老祖宗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财富，但敦煌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两千年几代人的前赴后继、锲而不舍的创造与奉献精神，这也是每一位敦煌工作者所具有的精神，在欧阳琳老师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李其琼与孙儒僩是敦煌研究院的另一对来自四川的伉俪。

李其琼是四川三台人，1949年毕业于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科，1952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壁画临摹工作，是除段文杰外，临摹作品最多的画家，还撰有《奇思驰骋为“皈依”——敦煌、新疆所见〈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介绍》《莫高窟的隋代艺术》《敦煌唐代壁画技法试探》等文章。樊锦诗在《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序》中写道：“看李其琼先生的绘画，更加深了我们对宏大的敦煌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临摹复制敦煌壁画，是一项复杂的研究工程，一方面要研究并理解古代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把握古代壁画艺术上的特点，同时更要提升自己艺术技能的修养，使之达到甚至超过古代画家的水平，才有可能真实地全面地体现古代艺术的精神。李其琼的临摹艺术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的“心灯——李其琼先生纪念展”上，丈夫孙儒僩说：“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火炬点燃了她这盏心灯，这盏心灯照着她去探索敦煌艺术的奥秘，去摸索敦煌艺术的源流和艺术成就，同时也照亮了她艺术的一生，照着她走过艰难险阻。”

孙儒僩是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最初负责测绘木结构窟檐，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1952年，石窟保管组成立，孙儒僩从美术组调到保管组，从事石窟保护与管理的工作长达46年。20世纪50年代负责莫高窟第254窟等早期石窟试验性抢修加固工程的设计与施工；20世纪60年代参与莫高窟治沙规划的试验，负责莫高窟全面维修加固工程的勘测设计与施工监理；1975年至1985年曾主持榆林窟、西千佛洞及莫高窟南区第四期石窟加固工程等。撰有《莫高窟壁画保护若干问题》《敦煌莫高窟的建筑艺术》《敦煌壁画病害的环境因素及防治对策研究》等，并参与编写《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词典》等。

蜀地与敦煌，虽远隔千里，却渊源久远，直可上迄先秦时期。此后数千年间，两地文脉相连，不绝如缕。及至敦煌遭劫，川人北上，两地因缘更得存续。张大千结束敦煌之行返川后，将临摹的佳作《敦煌临摹白描画》结集出版，更在出国前将200余幅所临敦煌壁画留在四川。这批画作后由其家人转赠四川博物院，专门陈列，为川人领略敦煌艺术留一孔径。2016年12月26日，以北方丝绸之路佛教艺术为主题之一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展，人头攒动，盛况空前。2017年3月，展览即将闭幕前，已92岁高龄的孙儒僩专门来到成都博物馆参观了展览。“在敦煌工作了一辈子，他特别想回来看看展览盛况，看看现在的人们对他们付出了一辈子心血的地方是何种感情。”女儿孙毅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