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麦积山石窟的佛教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存在，而是和其他地区的佛教文化以及其他的文化现象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关系，这些交流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麦积山石窟的佛教文化中，如洞窟形制、雕塑、壁画等。这些雕塑、壁画等是麦积山石窟通过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麦积山初期的洞窟，无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雕塑、壁画等都是直接地受到了西域地区犍陀罗佛教文化的影响。首先是在洞窟形制上，第78、74、90、57、165等窟都是敞口、圆弧形的基本形制，和云冈初期昙曜五窟的形制基本相同，可以肯定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一种草原文化影响的产物。同时，佛像着偏袒右肩的方式来自于凉州模式，并在局部的刻画上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除前述洞窟外，还有100、128、148、115、76等窟。另外，这个时期在洞窟正壁上均有圆拱形的小龛。据研究，这种形制应该来自于犍陀罗地区，犍陀罗的佛教石刻中多见这种形制，其基本来源是一种建筑形式；同时，佛发髻上图案化的水波纹，最初来源也是犍陀罗地区。两者的区别在于：犍陀罗地区佛像发纹较为写实，忠于对现实的描摹，而麦积山石窟这时期的造像发纹是图案化的。

北魏早期的菩萨在头冠上有一种仰月冠和三珠冠，是这个时期菩萨的基本特征之一。据学者的研究，三珠冠和加饰仰月或日月的冠饰来源于古波斯萨珊王朝的装饰。现存克孜尔等地石窟壁画中，菩萨头冠大多流行三珠冠饰。其最初的形式，可以追溯到印度早期的佛像雕刻，如1-2世纪的马图拉菩萨及药叉形象，在犍陀罗雕刻中仍然十分流行。西域龟兹接受这种装饰后加以发展，把在印度本为束发的形式改变为饰有圆珠形的头冠。现存龟兹、吐木休克一带的彩塑菩萨像以及壁画菩萨像中，有单珠的头冠，也有三珠的，还有极少数为二珠的。三珠冠也是云冈石窟菩萨像的主要冠饰之一。而在北魏时期直到唐代，敦煌的菩萨像在三珠冠上增加了日月形装饰，形成了流行时间较长的三珠日月冠，是在西域式的三珠冠的基础上，接受了波斯萨珊王朝流行的日月形冠饰而形成的。

麦积山第115窟是一个处于佛教造像风格变化时期的洞窟，由早期风格浑厚、粗犷的风格转变为轻盈、细腻，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洞窟，如前所论，其浑厚、粗犷的风格则是继承了前期犍陀罗的风格，而轻盈、细腻的造像特点则是来源于马图拉艺术。

5世纪末期及6世纪初，麦积山石窟接受的文化主要来自于洛阳和西安等文化中心地区，这些地区产生的新的佛教艺术影响到麦积山石窟。第114窟的影塑造像中就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一点，其形式明显是来源于洛阳地区。特别是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以后，西魏迁至长安，大量的官僚贵族以及文人士大夫等来到长安，标志着当时的文化中心西移至长安，使麦积山石窟更快地接受当时的文化。大量西迁的人群中肯定包括许多的佛教信徒，这些信徒在脱离龙门石窟以后就必然会再寻找一个新的石窟地点，而历史资料中的“西魏大统元年，大修崖阁”也正是麦积山接受洛阳地区佛教文化的见证。这一时期的洞窟如第43、44、127等窟，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原地区的风格影响。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大型经变画，应该受长安地区佛寺壁画的影响，为隋唐以后如莫高窟大型经变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第127窟前壁七佛的造型及装饰，我们可以看出从洛阳地区发现的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的刘根线刻佛像经麦积山渐次西传至炳灵寺（野鸡沟洞窟的壁画）、莫高窟（第285窟的壁画）的线路。

川蜀地区的佛教文化也在北朝时期对麦积山石窟产生影响，当时佛教造像中流行“秀骨清像”。但是，在具体的服饰、面目形象等方面北方地区的秀骨清像和川蜀地区的秀骨清像存在一定的区别，而在麦积山石窟可以看到这两种风格并存的现象。

北周时期，麦积山石窟的造像风格又受到了北齐的影响，这个时期山东半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接受了印度本土的佛教艺术，从而影响北齐佛教造像风格，进而影响到了麦积山石窟，第141、94、67等窟则是北齐风格影响的直接产物。第22、141、142等窟壁画的同心圆头光，也是文化交流的见证。

隋唐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丝绸之路交流的现象，天水出土的粟特人石棺床，其雕刻内容和风格属于粟特文化，另外，这时期出土的波斯银币、凤首壶等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中亚、西亚的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对天水产生了影响。在麦积山石窟，这个时期壁画中突然大量出现了联珠纹图案（第70、71、74、78等窟的壁画），这种图案来源于波斯，隋朝时正值萨珊王朝盛世，而此时隋王朝大力经营河西，后隋炀帝西巡，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使丝绸之路保持畅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艺术风格便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了麦积山石窟。

两宋时期，由于天水的地理位置，天水和南方地区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密切起来，南方地区的茶叶通过多条道路输入秦州，而秦州地区的马匹等也输入内地，麦积山成为茶马古道必经的重镇之一。当时政府在秦州地区设置了傕场和茶马司，在麦积山第4窟、26窟等处都可以看见和茶马贸易相关的题记，见证了当时的道路交通和贸易。

元代，随着藏传佛教逐渐影响到内地，麦积山也出现了藏传佛教的造像，如第35窟、第48窟带有密教色彩的造像，就是藏传佛教传播到这一地区的见证。

总之，麦积山石窟所处的交通位置，决定了其在丝绸之路上西来东往文化交流上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这种作用使麦积山的佛教艺术融汇了多种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显著的本地域地方性特征。

麦积山石窟以其精美的泥塑造像、杰出壮观的洞窟建筑以及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佛教圣地，具有突出的价值。由于其反映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以及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最为辉煌的佛教艺术宝库，并成为5-18世纪最为杰出的石窟类文化遗产之一。

注释

①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63《麦积山石窟志》，兰州古籍书店，1991年，第438页。

②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63《麦积山石窟志》，兰州古籍书店，1991年，第437-438页。

③［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97，中华书局，1961年，第3181页。

④《增订注释全唐诗》第2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山寺》一诗为杜甫乾元二年（759）在秦州时所作，全文如下：“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乱水通人过”一句，“水”一作“石”。

⑤《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卷7，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08页。

⑥《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2，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⑦［宋］祝穆：《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第1210-1211页。

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12，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99页。

⑨［汉］班固等：《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117页。

⑩［汉］班固等：《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4页。

⑪［北齐］魏收：《魏书》卷36《李顺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844页。

⑫［北齐］魏收：《魏书》卷71《李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1596页。

⑬《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⑭《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⑮《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1，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⑯［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9，中华书局，2005年，第2833页。

⑰《大正藏》第15册No.0613《禅秘要法经》。

⑱《大正藏》第50册No.2058《付法藏因缘传》。

⑲［唐］房玄龄：《晋书》卷117载记第17《姚兴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4-2985页。

⑳［清］严可均校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940页。

㉑［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97，中华书局，1961年，第3181页。

㉒［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12，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册，第674页。

㉓［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译注，王东补注：《水经注》卷27《沔水》，中华书局，2009年，第223页。

㉔［梁］释慧皎撰，汤彤校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中华书局，1992年，第410页。

㉕冯国瑞：《麦积山石窟志》，陇南丛书编印社版，1989年重印线装本。

㉖麦积山勘察团：《麦积山勘察团工作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2期。

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63《麦积山石窟志》，兰州古籍书店，1991年，第436页。

㉘［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38《敬塔部》，中华书局，2003年，第1226页。

㉙［梁］释慧皎撰，汤彤校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中华书局，1992年，第409-410页。

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63《麦积山石窟志》，兰州古籍书店，1991年，第438页。

㉛［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69，中华书局，2003年，第三册，第1210页。

㉜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63《麦积山石窟志》，兰州古籍书店，1991年，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