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习禅需有安静的环境。后秦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曰：“佛告阿难，佛灭度后，佛四部众弟子，若修禅定，求解脱者，如重病人随良医教。当于静处，若冢间，若林树下，若阿练若处，修行甚深诸圣贤道。”⑰北魏昙曜等译《付法藏因缘传》卷二：“常着商那衣，成就五支禅。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心善得解脱，智慧自庄严。犹如空野象，坦然无忧患。”⑱麦积山的环境正符合以上所言的修禅环境。因此，从5世纪初便成为陇右著名的禅修之地，并进而发展为石窟的开凿胜地。

观像、造像、礼拜、供养都是禅僧修行的重要实践内容。观像主要是观释迦牟尼佛、释迦多宝对坐佛、十方三世诸佛、无量寿佛、七佛和弥勒菩萨等。禅僧为了更好地修行，除了观像之外，还大量开窟造像，因为造像不仅可以用来观像，而造像本身又是一种功德行为，造像内容与观像内容相似。礼拜、供养的范围也不出观像之内容。

禅观经典自汉代以来即有很多被不断翻译，东汉时安世高就翻译了《佛说大安般守意经》等禅观类经典，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了《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菩萨诃色欲法经》《禅法要解》《思惟略要法》《佛说首楞严三昧经》等，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刘宋时昙摩蜜多译《五门禅经要用法》，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等都是很重要的禅观经典。这些6世纪以前就被翻译出来的禅观经典无疑对中国的佛教禅观思想及禅观实践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北魏佛教继承后秦和北凉，重修禅。后秦鸠摩罗什精于禅法，并且重视翻译禅经，教授门徒。跟随鸠摩罗什坐禅修行的僧人达千人之多，在其影响下，后秦境内信佛者有十之八九。⑲可见鸠摩罗什的佛学及禅法对后秦佛教的影响之大。

甘肃早期大型石窟如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等的开凿均与禅僧有密切的关系。麦积山石窟从创建时即为禅修胜地。

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曰：“麦积崖者，乃陇底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方之鹫岭，迹遁三禅；譬彼鹤鸣，虚飞六甲。”⑳庾信的文章中，对麦积山石窟所在的环境适宜禅观修行讲得非常到位。麦积山为“秦地林泉之冠”，所处的环境正是适宜修禅的理想之地。

5世纪以来，麦积山吸引了众多的著名禅僧来此禅修。与麦积山关系密切之译经僧人或禅僧应该有鸠摩罗什、浮驮跋陀（佛驮跋陀罗）、玄高、昙弘、玄绍等。其中玄高诸人当最有直接关系。

《高僧传》卷11《释玄高》详述玄高的禅修历程和境界，其禅法当源自浮驮跋陀（佛陀跋陀罗），其所经历之后秦长安、后秦（或西秦）麦积山、西秦之“山舍”（或今之炳灵寺）、北凉之凉州、北魏之平城都为十六国至北朝禅法盛行之地。

《玄高传》中只字未提他开窟造像之事。但他所经历的这些地方都有石窟的开凿，佛教已兴盛。根据文献和现存实物可以确定麦积山开凿于后秦时期、炳灵寺开凿于西秦、天梯山开凿于北凉。从其传中还可看出，玄高禅法修行多灵异之事，是修禅到极高境界的修为，一般人很难达到如此程度。玄高到麦积山时，从其修禅者百余人，并且在其来之前已有来自长安的禅僧昙弘在此隐居修禅，可见麦积山的禅事早已有之，至玄高时达到极盛。

麦积山第148窟正壁佛背光两侧所绘的树下禅修图，即是裹着禅巾的修行僧人，说明这个洞窟的禅修功能非常明显，进而可知麦积山早期洞窟表现的强烈禅观思想。第114、115窟也可看到壁画的禅修图像。这种禅僧的图像早在犍陀罗的雕刻中就有表现，在中国这种图像普遍存在于北朝时期的石窟或者造像中，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的壁画或雕刻中。这种禅修图像，本身就意味着该洞窟中对禅观实践的重视。麦积山初期洞窟中的佛像有50%-80%以上都作禅定印，相当可观，充分说明了这个时期对于禅定的重视，表现了非常明显的禅观意味（图2）。麦积山初期洞窟的造像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有释迦牟尼佛、三世佛、释迦多宝佛、弥勒、千佛等，这些造像内容正是禅观的主要对象。早期洞窟中的第76、89、115、156等都是面积不大仅能容一人安坐的方形洞窟，正适于坐禅、观想、修行。

图2　主尊　麦积山石窟第70窟　北魏早期

建造石窟、窟居禅观，配合适宜禅观的一系列造像，共同构成了麦积山石窟的禅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