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期，游牧群体内部的部族仇杀和游牧群体对于定居区域的劫掠以及城市民众的骚乱和农民的反抗在伊朗各地屡有发生。诸如此类的现象大都根源于传统社会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传统模式的矛盾运动。物质财富的匮乏、食品的短缺、耕地和牧场的争夺以及统治者的暴政，构成传统社会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对抗和冲突的直接原因。

自19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西方的冲击和传统秩序的崩坏以及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伊朗社会的政治对抗逐渐由传统模式转变为现代模式。1890—1892年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民众运动和1905—1911年的宪政运动，构成此间伊朗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的主要内容。伊朗民族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博弈以及民主与专制的抗争，则是此间伊朗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的突出现象。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共同目标，促使伊朗诸多的社会群体逐渐打破传统的狭隘界限，形成广泛的政治联合，进而预示着伊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与新生，社会革命初露端倪。

1890年，纳绥尔丁将伊朗在未来50年的烟草专卖权即国内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转让给英国商人塔尔伯特，塔尔伯特承诺向纳绥尔丁个人支付2.5万英镑的馈赠，并向伊朗政府支付1.5万英镑的年租金和25%的利润分成。根据相关资料，1890年伊朗国内消费的烟草高达400万公斤，出口烟草540万公斤。烟草专卖权的出让意味着塔尔伯特仅需提供少量的资金便可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伊朗的烟农将处于塔尔伯特的控制之下，伊朗的烟草商则面临着失业的危险，甚至伊朗的烟草消费者亦将受到塔尔伯特的盘剥。1891年4月，在伊朗最重要的烟草贸易中心设拉子，商人关闭巴扎，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设拉子商人的抗议活动很快波及伊朗全国，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加兹温、亚兹德和克尔曼沙赫的商人纷纷响应。什叶派乌莱玛发布富图瓦，禁止穆斯林消费烟草。伊斯坦布尔的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和伦敦的米尔扎·马尔库姆汗亦发表声明，支持伊朗商人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运动。纳绥尔丁迫于各界的压力，于1892年1月向不列颠银行借款50万英镑赔偿塔尔伯特，收回烟草专卖权的出让。

1890—1892年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民众运动，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此次运动发生于伊朗各地的诸多城市，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以及新兴知识分子的广泛介入，体现了伊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政治联合。什叶派乌莱玛无疑是此次民众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清真寺提供了民众聚集和举行抗议活动的主要场所，宗教宣传则是鼓动民众的有力形式，而抵制异教势力的渗透和保卫穆斯林家园构成此次运动的核心内容。当然，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民众运动作为伊朗历史上最初的现代政治运动，远未达到成熟的水平。教俗各界民众的广泛联合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具有明显的脆弱倾向，直至最终分道扬镳。

纳绥尔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