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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进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调整工作开始时，邓小平即强调：“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22]。所谓解决经济体制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实行突破和改革，并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当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事业。如何正确地实行改革？改革如何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深刻指出：“总的看来，我国农业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速度不快，它同人民的需要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23]“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1978年，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国农业问题的这种严重性、紧迫性，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充分注意。”^[2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面对严重的农村经济形势，有的地方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已经率先进行改革试验。1978年，安徽省遭受大旱灾，秋种遇到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下，安徽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这一应急性措施，立即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地出现了全家男女老幼齐下地的景象。这年11月，在借地唤起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启发下，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冲破旧体制的限制，自发地采取了包干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出“包干到户”，其做法是生产队与每户农民约定，先把该缴给国家的、该留给集体的都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是农民自己的。这个办法简便易行，最受农民欢迎。四川省委也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他一些省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胆的尝试，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虽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强调只有因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一般并不加以提倡，但也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25]这为鼓舞广大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经验、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

安徽省从1979年1月起，在实行生产责任制搞得比较早的肥西县、凤阳县，允许生产队打破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区”，实行“分地到组，以产计工”的责任制。有些生产队则继续进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试验。四川省鼓励一些生产队进行包产到组和“以产定工、超额奖励”的试验，并在全省扩大试验范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推广包产到组的管理责任制。广东省在农村社队普遍推行“五定一奖”^[26]的经营管理制度。从1979年1月起，《人民日报》对这些省份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陆续进行了报道，肯定这是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实验。

对于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当时党内外很多人存在疑虑，担心会不会偏离社会主义。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来信指责包产到组或定产到组不符合中央农业文件精神，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很不利，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为这封信编发的“编者按”要求已经出现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读者来信及《人民日报》“编者按”，引起基层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波动，一些地方甚至对包产到组开始进行纠“偏”。

但是，一些改革实践比较深入的地区，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改革的实际效果出发，继续推进改革，农村面貌越来越显现出生机和活力。1979年，四川省粮食产量64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78年多40亿斤。1980年，贵州省98%以上的生产队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亿多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

以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在生产指挥上实行因组制宜，在分配上解决作业组间的平均主义，对生产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如何从根本上克服生产管理上过分集中的弊病，解决农户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安徽省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简称“双包”）生产责任制引起广泛关注。“双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每个农户的切身利益同完成承包农活的成效结合起来，更有力地调动起每个农户的人力和财力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成效更为显著。在最早实行“双包”责任制的凤阳县，1980年粮食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9年又增长14.2%，许多生产队和农户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由于“双包”责任制效果明显，全国许多地方纷纷仿效，不仅穷困地区的生产队纷纷实行，比较富裕地区的生产队也开始实行。

在“双包”责任制发展的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谈话，讲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关于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些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27]。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实践，对于打破思想僵化，推动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在强调进一步搞好集体经济的同时，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28]。1982年元旦，中央一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迅速由1980年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上升到1982年6月的86.7%。

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户保持着发包与承包关系。集体统一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属、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这种制度受到农民普遍欢迎，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见效之快，是人们没有预想到的。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成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广大农民利用剩余劳力和资金发展多种经营，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户、重点户。这是中国农村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生产方向转变的开始。

农村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允许多种形式责任制并存。同时，全国农村中也有些生产队、生产大队乃至公社，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根据当地的群众要求和实际情况，在过去集体经济基础上继续实行集体经营，但这种集体经营不是原封不动地保持原有的集体经济体制和做法，而是加以必要的改进和改革，探索走向“高水平的集体化”。

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自身命运，勇敢冲破既有体制，触发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是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中一步一步前行的。农村改革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极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