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中各项事业的发展

伴随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开始逐步摆脱困境，呈现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党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调整政策，采取措施，推动这些方面工作的发展。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国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代表3000多人欢聚一堂，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探讨新时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会上致祝辞。他高度评价30年来我国文艺战线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文艺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文艺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

为进一步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阐述了文艺与政治、坚持“双百”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18]，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在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导下，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文艺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遵循。

随着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文艺界迅速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一批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而被打入冷宫的小说、电影、戏剧重见天日，一批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同极左路线斗争的作品相继问世，大批反映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的作品涌现出来。

教育、科学战线的面貌也发生显著变化。1980年1月7日，党中央在批转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会议纪要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为此，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战线的力量，多出成果，多出人才。4月3日，党中央、国务院指示，在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管理体制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在计划安排和实际工作中，都应体现中央关于高度重视教育事业、逐步增加教育经费的精神，在财政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一部分教育事业经费和基建投资，以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还决定，从争取到的世界银行贷款中拨出相当部分用于支持教育事业。

由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76年至1981年，我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从56.5万人增加到128万人，翻了一番多；共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31797人，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7年总数的1.4倍，其中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首次招生；还向国外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976年至1981年出国留学人数达8180人，接受外国来华学生4000多人。办学形式也日益多样化，职工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创办了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办法也在一些省市试行。除厂矿企业等基层单位办学外，民主党派及社会团体也参加办学。这些教育形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学知识、重科学在广大青年中蔚然成风。

科学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成就。1981年9月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进行空间物理探测获得成功。1982年10月，我国用潜艇在水下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这两项试验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和空间技术达到新的水平。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经过13年的努力，成功实现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使我国在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研究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告台湾同胞书》。

实现祖国统一，始终是党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把实现祖国统一同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在国内加紧经济建设一起，作为20世纪80年代党带领人民要做的三件大事。为了促进祖国统一事业，早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隔绝状态，党中央先后印发《关于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大力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日常管理和军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1980年九十月间组织的全军高级干部防卫作战研究班（即“801会议”），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后，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801会议”后，总参谋部于1981年组织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即“802会议”）。北京军区组织实施的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即华北军事演习）是这次集训的重要内容。9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演习结束后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1981年9月，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在华北某地检阅进行军事演习的解放军部队。

1979年后，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把“消肿”和调整体制编制作为军队整顿的重要任务，多次进行精简整编。1978年继续完成1975年未完成的整编任务。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制度化来解决，通过制度建设解决一系列问题。这次全军范围的精简整编取得显著成绩，到1981年底，军队总人数由602.4万人减少到450万人。1982年，以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为原则，全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这次整编把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撤销基本建设工程兵番号，所属部队按系统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或所在省、市、自治区，使人民解放军总员额减少到400万人。1983年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武警部队以人民解放军移交给公安部门的内卫部队及边防、消防民警为基础组建而成。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对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及其性质、职能、任务等作了明确规定，并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完全相同。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军队的一致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兵役制度的改革提上日程。1984年5月3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颁布，规定实行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为了提高战时快速动员能力，中央军委根据兵役法有关规定，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组建预备役部队。1983年7月29日，我国第一个预备役师在辽宁省锦州地区成立。1986年8月10日，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

为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体制，加强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1982年5月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在国防尖端武器研制方面，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大力抓好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研制、试验重点科研任务。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从1980年到1984年相继完成，使我国国防现代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人民解放军在保卫边疆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79年二三月间，我国边防部队实施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此后又实施收复法卡山、扣林山作战和收复老山作战，稳定了边境地区局势。人民解放军还大力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铁道兵某师和驻天津某师承担引滦入津重点工程建设，仅用一年零四个月即完成预计三年的建设任务，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济南军区、海军、空军于1984年抽调1.7万余名官兵参加胜利油田建设，承建水库、引黄水闸、新建油港等任务，只用两年时间就优质、安全、高速、低耗地完成了施工任务。军队培养的军地两用人才，也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大批新生力量。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经过艰苦努力，党和国家事业从“文化大革命”之后两年的徘徊前进状态中走了出来，迈上健康发展轨道。许多领域取得重大建设成就，社会生活呈现新的面貌，人民群众因此而取得了对改革开放的共识，增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