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了顺利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对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思想进行了认真清理。在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党中央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阐述。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后就再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6]。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出，这个理论是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理论，竭力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界限，制造了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以后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不应当继续使用。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这就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议论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一些人受“左”的思想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种倾向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后一股思潮混杂在群众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中，反映在像“西单墙”[7]这样的街头大字报中，有着不小的影响。这个时期，全国还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耸人听闻地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煽动冲击党政机关，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他们挑拨党群干群关系，聚众闹事，阻碍交通，严重威胁着正在恢复中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在党内，一些党员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也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存在，甚至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正在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给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举行。会议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会议批评了“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深入讨论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3月30日，受党中央委托，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指出：“三个多月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三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的。”“从各方面看，我们国家的面貌比之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重新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谁要是不充分估计这一切，谁就要犯极大的错误。”[8]
同时，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他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全局的高度，重申并深刻阐述了在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性的思想政治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9]。他在批评怀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错误的同时，着重揭露了某些人借所谓“社会改革”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在讲话中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界定，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0]，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话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关于四项基本原则与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邓小平重申：“以上所说的，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11]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2]而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就不能停留在应对迫切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全盘的战略布局和方向，这涉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些作为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这些核心内容的基本思想，在邓小平讲话中都有深刻体现，因此，这个讲话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为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必须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所走过的道路，科学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认识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排除右的错误干扰，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但这样做，势必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问题。而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13]。如果党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发生严重思想混乱，党就会迷失前进方向。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讨论通过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同年11月，党中央决定，在此基础上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作为起草《决议》的主持人，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起草工作之初，他就提出《决议》要体现三条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14]。
《决议》讨论稿写出后，从1980年9月起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同年10月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的讨论。这是发扬民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总结。在讨论中，争论的焦点之一，仍是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鉴于这个问题的关键性质，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15]
1981年3月，在《决议》稿进一步征求意见过程中，陈云提出，《决议》应该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的内容。这个建议进一步拓宽了《决议》的视野和立论基础。把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放到党的60年历史中考察，就会反映得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历史依据和认识基础。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强调，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由于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这使党的领导思想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忽视成就、否认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6]。《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即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第一次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十个方面的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十个方面的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不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问题才越来越清晰起来。
《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分析和深刻批评，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决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新道路的主要点所作的初步概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正确解决了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深远影响。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通过《决议》的同时，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此前，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