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统治着维罗纳？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君主最终必须踏在民众的肩膀上建立自己的统治。但君王绝不能让自己信靠

站在民众肩上建立自己的规章制度。但当邦民们需要国家时，君王绝不能根据自己在国家平静时期看到的一切，因为在国家安宁之时，人人都会为国家奔走，都会发誓为国效劳。当死亡还遥远之际，每个人都愿意为君主而死。但相反，在困难的时期，当国家需要邦民们时，那就几乎找不到他们了。这样的考验只能测试一次，因此它就显得更加危险了。所以，一个英明的君主必须想出一种方式，使得每个邦民在各种时期都总是需要国家、需要君主，这样他们便会对君主一贯忠诚了。

马基雅维利的此番建议，有助于认清亲王和神父共通的弱点。这个弱点无意中致使（至少）那些年老的公民再次拿起他们的武器。按照亲王自己的说法，他若一开始就能果断行动，那么，他早就彻底剪灭贵族内讧的余烬了。这样一来，亲王就不会给公民们因提伯尔特和茂丘西奥之死动武机会了（III.i.130-139）。同样，如果亲王信守诺言，处死罗密欧，那么，公民们就无需在罗密欧放逐归来时再次动武（III.i.192-193）。最后，民众也用不着为帕里斯和两位年轻恋人的死震惊了。需要警醒民众的是，世界是残酷的，充满危险，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各个政治阶层遭遇的暴力事件。从这个观点来看，亲王显然从放任纷争继续发展中（无论多不经意间）获益了。但在戏剧结尾处，无意间刺激民众的威胁消失了，亲王和贵族们——军事荣誉和骄傲的潜在典范——在民众面前式微，抬不起头。最后，亲王表示：“一切人都受到了惩罚”。实际上，民众并未受到足够的惩罚，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在剧末，维罗纳没有任何东西能激起民众有力的军事血气。同样，在剧末，民众是赢家，但他们在世界面前羸弱不堪，毫无招架之力。

亲王果真要保障公共利益的话，他本该在这场游戏中打败神父。亲王足够仁慈、有爱，因为他唤起民众对和平的基督教式的爱。但亲王不像神父那样擅于惩罚。要想成功达到他的目的，亲王本该惩罚，并借此激励民众以他的意愿，而非仅靠偶然和意外的后果动武。亲王本该惩罚民众，使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必须依附亲王。即使民众不爱亲王，他们至少也会明白，他们需要亲王，并相信他靠得住，并为此对他感恩戴德。唯有这样，亲王才能依靠民众。为了建立一种能自我防卫的民众政制，亲王本该把干政的神父提出的原则制度化。这样一来，基督教的核心奥秘就能为亲王提供一种模式，对那些被基督教之爱败坏的人进行政治平反。由此产生的结果，不会是古典意义上的公民德性。在神父和基督教天意承诺的教诲下，面对腐败贵族的维罗纳民众不会认为，充满男子气的自豪和荣誉是人类德性的巅峰。相反，结果将是马基雅维利理解的那种现代政治秩序。（巧妙的惩罚）令民众意识到统摄一切生活的严酷必然性，他们将被迫保护其私人的和集体的私利，并打心底里对他们的领导者感恩戴德。

可惜亲王一无所成，最后，劳伦斯神父胜出。如果墓地的最后事故没有发生，神父早已通过他的惩罚手段，实现了他的最终目的——使两个反目的家庭握手言和。但由于意外失手，假的惩罚和复活成了真惩罚，结果，神父仍胜出：由于遭到丧亲和悲痛的惩戒，老凯普莱特和老蒙太古成了兄弟（V.iii.296）。此外，最重要的是，神父获胜了（不付任何代价），虽然他最重要的个人与宗教责任受损——他虔敬的欺诈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V.iii.243-249）。尽管暴露了欺诈行为，我们现在可能会将之视为亵渎，亲王却又代表民众说，“我们仍认为你是个圣人”，他还认同神父，一切天注定，而非神父所为（V.iii.261，270，293）。我们没听出半点儿神父亵渎基督教核心奥秘的意思，即便这种亵渎已造成杀戮。难怪打一开始，神父就不怕他的秘密败露。显然，杀戮，甚至欺诈本身——只要虔敬——就能让亲王和民众忆起原初的惩罚和复活、此世兄弟之爱的承诺，以及来世的神奇慈悲。神父的武器威力无边：它就是划分现代政治世界与古代政治世界的那种宗教。

在剧末，劳伦斯神父才是维罗纳真正的统治者。他无需发动政变。维罗纳已为神父的影响和出场铺平道路、软化。神父结合仁慈、爱与惩罚，战胜了贵族和亲王，而所有人（包括民众）的命运，都交给了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尽管神父的方济各会秩序具普世性，他却以神职人员的方式（和目的）介入维罗纳的政治，是亲王的头号政治竞争对手，神父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亲王却未曾发现，在他的王室地盘上发生了些什么。维罗纳成了酷似神父对普世性、特定性和政治性的混合：在世界面前，这个城邦只能逆来顺受。神父当权，有时是不经意地，但总是间接地，永不必担责。神父没有宝剑，但一切都拜倒在他脚下。在《罗密欧和朱丽叶》里，莎士比亚描述了现代生活的一个独特问题：基督教道德的非凡韧性和力量，及其对政治的有害影响。维罗纳的公共利益——内部安宁——值得天意索取的可怕代价吗？遗憾地说，不值得。《罗密欧和朱丽叶》这部关于不幸恋人的悲剧，也是一部关于政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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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ul A.Cantor，《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政治与帝国》（Shakespeare's Rome：Politics and Empir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

[2]E.M.W.Tillyard，《莎士比亚的历史剧》（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New York：Penguin Books，1991，页28-30。［译按］中译参牟芳芳译，《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3]Harry V.Jaffa，《寡欲作为一种政治原则：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绎读》（Chastity as a Political Principle：An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s Measure for Measure），收于Shakespeare as a Political Thinker，John Alvis和Thomas G.West编，Durham：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81，页189。

[4]Stephen Greenblatt，《“隐身的子弹”：文艺复兴的权威及其颠覆》（Invisible Bullets：Renaissance Authority and Its Subversion，Henry IV and Henry V），收于Political Shakespeare：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Dollimore Jonathan和Sinfieldt Allan编，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页20。

[5]休谟，《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卷四，Philadelphia：Claxton，Remsen ＆ Haffelfinger，1873，页357-358。

[6]参见Pamela K.Jensen，《这就是威尼斯：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政治》（This Is Venice：Politics in Shakespeare's Othello），收于Shakespeare's Political Pageant：Essays i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Alulis Joseph和Sullivan Vickie编，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6。亦参Allan Bloom和Harry V.Jaffa，《莎士比亚的政治》（Shakespeare's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译按］中译参潘望译，《莎士比亚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David Hume，《英国史》，前揭，页357-358；Samuel Johnson，《约翰逊博士论莎士比亚》（Dr.Johnson on Shakespeare），W.K.Wimsatt编，Baltimore：Penguin Books，1969，页61；Alexander Leggatt，《莎士比亚的政治剧》（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New York：Routledge，1988，页30-31，90-91；H.M.Richmond，《莎士比亚的政治剧》（Shakespeare's Political Plays），New York：Random House，1967，页76，96，106，140，160，224；Robin Headlam Wells，《莎士比亚、政治与国家》（Shakespeare，Politics and the State），London：Macmillan，1986，页726-728，81-85，152-154，157，165。莎士比亚在三个地方明确提及马基雅维利：《亨利六世》（上部）（Henry VI，Part One），V.iv.74，《亨利六世（下部）》（Henry VI Part Three），III.ii.193，以及《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III.i.101。

[7]比如，参见Dennis Bathory，《与自己交战：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英雄与共和传统》（With Himself at War：Shakespeare's Roman Hero and the Republican Tradition），收于Shakespeare's Political Pageant：Essays i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Alulis Joseph和Sullivan Vickie编，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1996，页238。

[8]我当然清楚学界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教诲的论争，一学派认为，马基雅维利推崇古典共和主义，或者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冷酷现实主义者，又推动了后来盛行的古典共和主义范式。波考克（Pocock）对马基雅维利“公民共和主义”阐释具奠基性（参氏著，《马基雅维利的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实际上，波考克所持观点与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一致，参《“隐身的子弹”：文艺复兴的权威及其颠覆》，前揭，页25，页44。格林布拉特表示，尽管莎士比亚清楚并反映了马基雅维利的教诲，莎士比亚（或伊丽莎白）的权力观与后来的政治有着巨大的鸿沟，后者说到底源自“马基雅维利的时刻……将臣民变为公民”。比较William Hazlitt，《赫兹利特全集》（Complete Works），卷一，Waller和Glover编，London：J.M.Dent，1902，页214以下；Alvin Thaler，《莎士比亚与民主》（Shakespeare and Democracy），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41，页3-44。因此，格林布拉特接受了传统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是现实主义者，也接受了波考克的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传达了古典共和主义。拙文只探讨现实主义者马基雅维利，而不探讨任何臆想的“公民共和主义的马基雅维利”或“马基雅维利的公民共和主义遗产”问题。

[9]［译按］V.iii.309-310指第五幕第三场第309-310行，下文表示出处皆仿此例，不再说明。

[10]参见Paul A.Cantor，《〈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脱节》（King Lear：The Tragic Disjunction of Wisdom and Power），收于Shakepeare's Political Pageant：Essays i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Alulis Joseph和Sullivan Vickie编，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1996，页189-190。

[11]莎士比亚此剧来源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史》（The Tragicall Historye of Romeus and Iuliet，Written First in Italian by Bandell，and Now in English by Ar.Br.［Arthur Brooke］）（1562）。在原诗中，戏剧行动持续了九个月。在莎士比亚剧中，同样的行动缩减到不到一周。参见Geoffrey Bullough，《莎士比亚的故事及戏剧来源》（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卷一，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页285-363。

[12]参见Allan Bloom，《爱与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3，页276。

[13]参见Bertrand Evans，《劳伦斯神父的简练》（The Brevity of Friar Laurence），载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65，1950年9月），页850-852。正如一位论者所察，“与哈姆雷特与海盗的冒险一样，此处的一系列不幸，也被有意显得如此难以置信，以致单用机运无法解释。只有命运，或者上天的意志，才能充分解释”，参见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The Tragedy of Romeo and Juliet），John E.Hankins编，Baltimore：Penguin Books，1960，页24。

[14]在布鲁克笔下，朱丽叶芳龄16，莎士比亚将改为13。由此，朱丽叶就成了莎士比亚笔下年轻恋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布鲁克笔下，凯普莱特觉得，就算是16岁，对于当新娘来说年龄也太小了，但他还是决定让朱丽叶出阁，以消除提伯尔特之死给她带来的危险不幸。不过，这一切并不是说，莎士比亚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爱情的精神层面无动于衷；即使青涩的爱也有其特别的深度。参见S.T.Coleridge，《柯尔律治莎评》（Coleridge's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R.A.Foakes编，London：Athlone Press，1989，页142-153。

[15]茂丘西奥决非宽宏大量之辈。他是一位彻头彻尾往往庸俗的唯物主义者，骨子里不含一点浪漫。茂丘西奥显得既是基督教灵修的反面，又坚信身体可朽。对于罗密欧在凯普莱特家舞会上危险担起爱情的负担，茂丘西奥称，“要是你已经没头没脑深陷在恋爱的泥沼里——恕我这么说——那么我们一定要拽你出来”。大意是说：“我们要把你从这淹到你耳朵的恋爱臭泥巴中拽出来。”（I.iv.41-43）也许，茂丘西奥真是这样一位简化论者，因为他丑到无可救药：“好难看的鬼脸！再给我拿一个面具来把它罩住吧。也罢，就让人家笑我丑，也有这张鬼脸替我遮羞。”（I.iv.30-31）

[16]在莎士比亚的描述中，维罗纳的法律与亲王宣布的意志似乎本质上是一回事。劳伦斯神父显然这么认为。参见下一注释。

[17]参见Allan Bloom，《爱与友谊》，前揭，页277。

[18]关于基督教对古典德性，尤其是宽宏大量的影响，参见Paul A.Cantor，《〈麦克白〉与苏格兰的福音教化》（“Macbeth”und die Evangelisierung von Schottland），München：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tiftung，1993。

[19]亲王若处死罗密欧，朱丽叶很可能会自杀。但她并不比帕里斯无辜，所以，两人死好过一人死。

[20]根据马基雅维利，圣方济各和方济各会的典范使基督教生生不息。参见Niccolo Machiavelli，《论李维》（Discourses）3：1，Harvey C.Mansfield和Nathan Tarcov译，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21]IV.i.105。莎士比亚增加了药性发作的精确时间，布鲁克笔下阙如。在波特（Luigi da Porto）关于这个故事更早版本中，药性持续48小时。参见Bullough，《莎士比亚的故事及戏剧来源》，前揭，页271，349。莎士比亚奇特的精确有两个目的。首先，它强调了此剧特有的分秒必争的快节奏，并为所有事件提供了背景。其次，它强调了朱丽叶的埋葬与耶稣埋葬时间上的相似。虽然耶稣被埋三天，但并非整整三天都寸步未移。相反，耶稣被埋其实不足两个整日，约近42小时：从预备日下午三点后始，到安息日后一天太阳初升的清晨。参见《马太福音》（27：45-28：7）；《马可福音》（15：16-16：8）；《路加福音》（23：1-24：12）；《约翰福音》（19：17-20：10）。参见Bloom，《爱与友谊》，前揭，页295。

[22]参见《马太福音》（27：62-66；28：13）。

[23]朱丽叶是个懂事的女孩，身处危险时能保守秘密。不过，要想一切成功照计行事，劳伦斯神父不会蠢到相信，年方十三的朱丽叶会向父母长期保守这一秘密。劳伦斯深知罗密欧有多莽撞，所以，要让这个毛小伙子守口如瓶，谈何容易。更可能的是，此时此刻，劳伦斯并不认为暴露（一旦败露）会有多大危险。其实，剧末就证实了这一点。

[24]对于基督教伦理在此剧中的作用，学者众说纷纭，参见James C.Bryant，《〈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成问题的神父》（The Problematic Friar in Romeo and Juliet），载English Studies 55.4（1974）：340-350，以及Paul Siegel，《〈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基督教与宗教之爱》（Christianity and the Religion of Love in Romeo and Juliet），载Shakespeare Quarterly 12.4（1961）：371-392。朱丽叶会复活并跟罗密欧一起生活在曼图亚，将她的复活与她和罗密欧的婚姻直接联系起来，似乎奇迹的发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25]参见Machiavelli，《论李维》3：1，前揭。罗密欧会带“复活”后的朱丽叶去曼图亚，这点跟耶稣同出一辙。正如无人亲见耶稣从死亡中复活，唯有罗密欧和神父目睹了朱丽叶“复活”。

[26]当然，劳伦斯神父或任何信徒都会说，朱丽叶的复活为虚，耶稣的复活可不假。

[27]布鲁克没有提到民兵。这一关键角色，及其年龄的重要事实，均为莎士比亚杜撰。

[28]必须指出，茂丘西奥对维罗纳的评论均非出自布鲁克。事实上，茂丘西奥几乎未在布鲁克的作品中出现，也压根未在提伯尔特之死中扮演任何角色。因此，罗密欧在茂丘西奥和自己眼中变得女人气，不是问题。再者，布鲁克笔下压根未提法国。莎士比亚添加了这几点，它们对故事的叙事发展并非不可或缺。这几点之所以出现在莎士比亚笔下，主要是为了说明维罗纳的道德和政治局势，并（无论多微妙地）提请我们注意维罗纳并非孤悬于世界之外。

[29]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The Prince），Harvey C.Mansfield译，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III，IV，VII，XI，XVI，XXI，XXV；另参《论李维》，前揭，III：36，43。

[30]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看，依靠雇佣军比依靠老年人要稍好。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前揭，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