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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让神父的政治密谋成为此剧的中心，并非偶然。还有谁比效命于和平亲王（Prince of Peace）之人的行动，更堪当基督教天意的工具呢？构成这部悲剧框架的最重要事件，是劳伦斯神父为罗密欧和朱丽叶举办的秘密婚礼，以及紧随这个秘密祭司仪式之后的复杂状况和发展格局。一切皆源自神父决定让这对恋人结婚，以及这一需要，即朱丽叶后来被许配给帕里斯公爵后，先得隐瞒这桩婚事，然后在更艰难的环境之下，为势不两立的两个家族接受这桩婚事场准备理由。此外，显而易见，神父的行动旨在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神父表明，政治是他同意罗密欧请求的唯一原因。

神父对罗密欧了如指掌，因此也清楚这个年轻人多容易移情别恋。罗密欧承认，他现在爱上了“富有的凯普莱特家的漂亮女儿”时，神父提及罗密欧对罗莎琳（Rosaline）过往的相思病，他说道：“这么快，你就抛弃了她？年轻人的爱都是谎言。他们没有用心来爱，只是用双眼来爱。”（II.iii.67-88）他还要罗密欧“念念这句话吧：男人一旦不强，女人也会堕落”（II.iii.79-80）。

罗密欧反驳称，朱丽叶和罗莎琳不一样，回报了他的爱，继续批评这个害相思病的孩子的神父回答说，罗莎琳“深知，你写下的爱可以让人读，却无法叫人读懂”（II.iii.88-89）。

神父劳伦斯可能只是尽情跟自己的年轻弟子慈爱地开玩笑而已。不过，在指责罗密欧时，神父其实和班伏里奥（Benvolio）及歌队一道认为，这位后生朝三暮四，被美貌冲昏了头脑（I.ii.84-101；I.v.52-53；II.Cho.6）。因此，当神父同意这两个“摇摆不定的青年”结婚时，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一个原因：

不同于罗莎琳，朱丽叶毫无疑心，而神父乐于利用她的天真。

神父就此明白，他让这对恋人，尤其是朱丽叶，陷入某种风险。他们爱的联姻或许最终足以美满地联合两个势不两立的家庭。但也有充分理由——其一是罗密欧明显的朝三暮四——认为，两家和好不大可能。完全有可能的是，当另一个肌肤如雪、裙摆花哨的女子转移了罗密欧摇摆不定的目光时，朱丽叶很快就变得凄惨了。这对恋人的悲剧性死亡，骤然终止了他们的美丽与绵绵情意，他们的美貌和激情会隐藏这些事实：这两位都处于幼稚的早恋的阵痛中，按照茂丘西奥的观点，热烈地沉迷于更低的部分。[14]再者，对于结合两个敌对家族子女的危险，神父完全心知肚明，他还为此呼吁上天“对这个神圣行为微笑”，以使“痛苦的余生不责骂我们”（II.vi.1-2）。神父情愿把这两个孩子押给命运，通过他们的爱，或许能实现城邦的联合统一。剧中天命注定的结果——以一对恋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城邦安宁——只是夸大了神父政治谋划中起作用的原则。

考虑到天意通过神父拙劣的计划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那么，该剧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以这些代价带来的共同利益而言，这些代价是否值当。如果我们站在天意的立场来看，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不站在天意的立场上，而是寻求理解这个计划及其带来的世俗真理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剧中呈现的共同利益的要素。在该剧结束时，我们要问：为的是谁的利益？由此产生了什么样的政制？谁真正统治着维罗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审视剧中描述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处境。从政治的角度看，维罗纳有哪些要人？

首先也最明显的，是两个交恶的派系贵族，（至少初看上去）都热衷荣誉和战争，还定要为自己所受的伤害讨回公道。贵族类型中最明显，也最极端的莫过于提伯尔特（Tybalt）。此剧一开始，当班伏里奥成功劝开斗殴的仆人们时，这位冲动的凯普莱特人上场了，提伯尔特喊道：

后来，班伏里奥在凯普莱特家的舞会上瞧见罗密欧时，提伯尔特宣称：

提伯尔特激昂地诉说着罗密欧对他造成的“伤害”，但在戏剧进程中，我们都没发现这些伤害是什么，因此，我们也不清楚，这两大家族冲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冲突是“祖辈的宿怨”，个中缘由似乎淹没于时间长河之中了。对于派系斗士而言，这个事实无关紧要；这足以让他们相信，他们的荣誉受到了挑战。

不过，我们不能匆忙定论说，维罗纳实行的是健全的贵族制。相反，贵族制已今非昔比。贵族们在一位亲王统治下，这位亲王取缔了决斗这种解决贵族荣誉事务的主要方式。此外，“声望相当的两大家族”（Pro.1）的主脑都年老体衰，厌倦了也不想惹是生非，他们还都是十足的妻管严：凯普莱特夫人显然怂恿丈夫（他起初只考虑朱丽叶的意愿和幸福）和帕里斯联姻；在开场斗殴一幕中，凯普莱特夫人和蒙太古夫人都嘲弄地管束自己的丈夫；而且，就在朱丽叶“死”前，在一幕生动的场景中，凯普莱特扮演了家庭主妇的角色（I.i.74-78；IV.ii.39-47；IV.iv.7）。最后，即使年轻的贵族们，也并非完全是其荣誉的有德捍卫者。提伯尔特思考的是杀死罗密欧是否罪恶。班伏里奥（“仁慈”的同名）大体充当了和事佬，畏惧或尊敬民众，以及（显然）亲王的法律。在那场关键的打斗中，当茂丘西奥刺向提伯尔特时，班伏里奥警告说：

要不然大家别闹意气，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平心静气理论理论；

否则各走各的路，也就完了，别让这么许多人的眼睛瞧着我们。（III.i.49-52）

一上场，罗密欧至少暂时还是个柔弱的尊敬敌人的人，是个和事佬，敬重“明确禁止在维罗纳街上吵架斗殴”的亲王。茂丘西奥嫌恶罗密欧“冷静、无耻、卑鄙的屈服”，促使他用打斗来“赶走它”。然而，罗密欧出于好意但很快悔恨的劝和，实际上导致茂丘西奥被杀（III.i.55-113）。劳伦斯神父称被放逐的、哭哭啼啼的罗密欧为“空有男子汉皮囊的娘儿们”（III.iii.112）。即便急躁的提伯尔特也遭茂丘西奥鄙视，因为他口齿不清、追新逐异、多愁善感，缺乏真正的男子气概（II.iv.19-35）。只有茂丘西奥真正令人印象深刻，但他过于愤世嫉俗和厌世，不是健全、大度的贵族的典范。[15]在维罗纳，明显基督教化的贵族们带来了麻烦，但他们的德性和政权绝对式微。

第二个角色是爱斯卡勒斯亲王。相对而言，他只有只言片语，我们也不太了解他的性格。但我们从对亲王性格和行为的了解中，已足以看出他在这个政治计划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亲王也是一类贵族，是帕里斯公爵和茂丘西奥的亲戚。不过，他跟两大贵族家族均无瓜葛，虽然他的确看上去可能要争取两个家族的平衡。凯普莱特家族急于通过帕里斯和朱丽叶的联姻，跟亲王攀上关系。帕里斯提出求婚，因此，亲王很可能已经知道并首肯此事。不过，剧中没有明确的证据。另一方面，在罗密欧杀死提伯尔特之后，某种程度上，亲王显然站在罗密欧一边，因此他下令放逐罗密欧，而非按照法律和亲王声明的旨意处以极刑。要害是，亲王关心的是安宁，而非贵族荣誉或派系利益。正是亲王取缔了决斗，并结束了贵族的不和。

到头来，亲王与民众（剧中所谓的“公民”）结盟，服务于民众的利益，民众也是无党派人士，似乎也只向往社会安宁。当亲王判处放逐杀死提伯尔特的罗密欧时，他说：“为了这个过失，我们现在宣布把他立刻放逐出境。”（III.i.184-185）

尽管亲王说的是“我们”，因为他代表民众，但他心中并非永远为民众的利益着想。我们清楚这点，是因为亲王随即明确提及此事给他自身造成的损失：“你们双方的憎恨已经牵涉到我的身上，在你们残暴的斗殴中，已经流下了我的亲人的血。”（III.i.186-187）

在代表民众宣判罗密欧时，亲王同时也明确了对造成他自身损失的惩罚，而非怒喊着为她伸张正义的凯普莱特夫人的损失，也未（我们会看到）着眼于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亲王表示：

亲王虽不了解斗殴的情况，我们却一清二楚。因此，我们明白，这个惩罚，也就是罗密欧的放逐，其实不公正。亲王的判断基于班伏里奥的错误宣称——提伯尔特挑起了和茂丘西奥的打斗，罗密欧为替无辜朋友之死复仇，杀死了提伯尔特（（III.i.150-173）。这使亲王对罗密欧的惩罚看似合理，因为罗密欧目无法律——“臆断法律的目的应是什么”——而不是因为他杀死提伯尔特的更重罪行（III.i.180-185）。事实上，茂丘西奥显然是挑事者，而罗密欧的行动是为挑事者之死复仇，更糟的是，他是为了恢复自己“被提伯尔特玷污的名誉”（III.i.72-74，107-113）。兴许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信息是错误的，那么，亲王的审判妥当，无论事实上有多不公正。人们可以更容易得出结论说，由于失去亲人茂丘西奥，亲王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才会受班伏里奥对事件失实描述的误导——亲王自己的私人利益，导致他一心追求真相，由此也导致他对正义视而不见。不过，除了罗密欧的行为该受怎样的正义惩罚这个问题，亲王的做法还有另一维度：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所洞悉的公共利益。冤冤相报的正义（罗密欧应受惩罚其实符合罪行）与公共利益不一定同出一辙，亲王亲自告诉我们和维罗纳这一事实。

罗密欧杀死提伯尔特时，班伏里奥喊道：

班伏里奥立即意识到，罗密欧犯下的定是死罪，他帮罗密欧辩解的谎言均徒劳无益。而且理由充分：在两个反目的家族首次公开殴斗之后，亲王就宣布，再有人扰乱和平，所有涉案人员，格杀勿论。在这个声明之前，凯普莱特家的仆人山普森（Sampson）建议，他和格雷戈里（Gregory）研究一下那项关于谁引发争端的法律（I.i.33-75）。根据亲王的新法令，谁先挑起纷争，谁又没有，谁主动挑事，谁正当防卫，并不重要。亲王对两派说：

根据亲王的新法令，在下一场骚乱中，一派或另一派是否可能真的拥有正义，都无足轻重。城邦安宁和亲王服务于此的意志，要求这种将新法令所需的与正义可能允许的两相分离——这才有班伏里奥对罗密欧的警告。[16]

不过，亲王新法令充满实用性的严酷，以及他可能怒而匆忙决断的明显脾性，无法掩盖以下事实：亲王绝非真正严厉或易怒之人。正相反，直到——

亲王才终于将惹是生非的暴徒们绳之以法。换言之，公民已多番受滋扰，直到下一次，即第四次暴力事件，扰乱城邦安宁才会付出严重代价。对亲王而言，前两次骚乱不可能微不足道，因为第三次骚乱发生时，他突然宣布新敕令：卷入第四次骚乱的人，格杀勿论。人们可能得出结论说，亲王的怒火烧得很慢，还很容易宽恕他人，并且，正是这种性格纵容城内动乱一直存在。亲王“以死论处”驱散了所有人，并让年老的凯普莱特和蒙太古去他那儿，“了解我们对此案的进一步裁决”（I.i.96-101）。然而，我们并未获悉任何进一步裁决，只晓得亲王让两位老人为“相当的惩罚”负责，而且，在凯普莱特看来，“让像我们这么年长的人去维护和平”并非难事。老凯普莱特几乎不担心自己的脑袋，紧接着就谈起了亲王的侄子帕里斯的求婚了（I.ii.1-3）。

的确，就如劳伦斯神父稍后对罗密欧的解释，亲王的放逐判决，是一项“温和的裁断”（III.iii.10），在神父看来，此举慈悲：

神父说得当然没错，亲王对罗密欧法外开恩了——因为据亲王公开颁布的那项新法令规定，这种情况不考虑正义。当亲王随即问起谁挑起了事端，并放逐罗密欧而非处死他时，显然违反了自己新颁布的法律。他之所以这么做，要么出于对他的亲戚茂丘西奥的关心，要么出于善心，要么出于怜悯，抑或可能三者皆有。我们从亲王本人那儿得知了原因所在，他在剧末承认，“柔和”而非对自身利益的愤怒，使他做出了对罗密欧的判决：

根据亲王自己的说法，他法外开恩，罔顾自己的新法令，使他失去了茂丘里奥和帕里斯公爵。神父把放逐理解为温和的仁慈表明，亲王为虔敬所动：爱斯卡勒斯最后认为，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没什么能阻止我们同意神父的说法，亲王的开恩就是虔敬的怜悯。人们可以从虔敬的亲王那里求得宽恕和怜悯（III.iii.152）。因此，尽管亲王悔认自己宽恕的弱点，他却随即开释了承认自己是“这场恐怖谋杀”“最大嫌犯”的劳伦斯神父，也就不足为奇了（V.iii.224-225）。对劳伦斯的解释深信不疑，轻信的亲王只是对神父说：“我们向知你是个圣人。”（V.iii.270）有人可能会说，神父的确无辜，因为他意图单纯：幸福随爱而毁。但好意并非要害所在。公共利益，亦即公共和平，才是要害。神父干涉公共事务和政治事务，恰恰由于他的好意，才毫无疑问地导致了灾难。倘若罗密欧能以自己的方式执法、寻求正义而遭放逐，那么，为何灾难性地干涉派系政治事务的神父却未遭放逐呢？问题无疑在于，亲王显然对神父的政治动机一无所知，神父将之隐藏在其对事件的自辩式叙述中（V.iii.223-269）。就神父而言，看起来可谓更大的弱点，其实也是亲王忽视了一个其政治权威上的重要对手。亲王在该剧尾声说道：

我们不大相信亲王真的会惩罚任何人；我们深信，即便亲王真惩罚了，方式也未必对，惩罚太轻，来得太迟。亲王只是说，因为丧亲，“所有人都受到了惩罚”，可想而知，接下来谈及伤心事时，亲王会断言说：在上天手中，所有人都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第三个关键角色是劳伦斯神父。他结交贵族。神父认识这对恋人，因为他们来忏悔，他也算是罗密欧的良师。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托钵僧清楚何处有最好的施舍。像亲王一样，神父也关心安宁。为了安宁，他插手维罗纳的派系事务和政务。但我们拿不准，神父欲求安宁的原因是否与亲王一致，虽然亲王在宽恕上表现得跟神父如出一辙。而且，神父是“和平之王”（Prince of Peace）的化身，他布道称，我们应宽恕并爱我们的敌人。因此，不妨认为，神父跟亲王在一个关键点上不同：劳伦斯神父不是爱国者。他的国度是全世界，而非维罗纳，从神父的宗教教义看，他的民众是全人类。当神父告知罗密欧被放逐时，罗密欧说，这种命运比死还糟糕：

在建议罗密欧逃往曼图亚（此地至少还在意大利境内）之前，劳伦斯就巧言：“因此，你只是从维罗纳被放逐。你要有耐心，因为世界无比宽广。”（III.iii.15-16）

鉴于这种世界主义，对这对已婚爱人而言，最明显的解决之道，就是带着劳伦斯神父的祝福，朱丽叶跟着罗密欧逃往外邦，然后定居下来。但神父没建议这个方案，更别提为此祝福了。首先，他必须警惕来自两大反目家族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知道，他最关心的不是这对年轻爱人的幸福，而是维罗纳的党争状况。劳伦斯神父用政治手段追求他普世的超政治目的。因此，神父的目的是将政治关系基督教化。所以，由于尚未面临朱丽叶和帕里斯订婚的复杂局势，劳伦斯神父认为，可以帮罗密欧逃往曼图亚，以争取时间：

神父的政治野心与这对年轻爱人对政治事务的冷漠对比鲜明。罗密欧说放逐比死亡更糟糕，这并非出于爱国心或某种党派责任感，而是因为他觉得放逐意味着离开朱丽叶。罗密欧说：

朱丽叶，从她爱上罗密欧的第一抹红晕开始，她就说会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他脚下，“天涯海角”也随他。最终，朱丽叶自食其言，她认为罗密欧放逐的命运比死亡还要糟（III.ii.124-127），而当她因不愿嫁给帕里斯而被父母威胁脱离关系时（III.v.190-205），她自己能想到的出路也只是自杀，而非放逐（IV.i.50-67）。不过，在拒绝放逐的可能时，朱丽叶也从未想过爱国或她的党派责任。毕竟，她几乎还是个孩子。在整部剧里，小小年纪的朱丽叶不时闪现出见识和良好的判断力，或许朱丽叶晓得，她和罗密欧不可能真的只靠爱而活，他们还需要父母的遗产。关键是，这对年轻爱人的爱与神父的天国之爱截然不同。前者超越了政治和党派利益。神父之爱虽普世，却自始至终都与特定的政治目标捆绑在一起。正是神父的爱，而非年轻恋人的爱，导致了几乎所有相关问题。

第四个也是最后的角色是邦民。布鲁姆（Allan Bloom）认为，“罗马剧是唯一将民众视为演员的剧”（Bloom和Jaffa，《莎士比亚的政治》，前揭，页106）。但此话未必确然。在《罗密欧和朱丽叶》中，“民众”的确是一个演员。最初，他们抗议那些扰乱安宁的贵族，谴责凯普莱特和蒙太古双方（I.i.72）。在罗密欧、提伯尔特、班伏里奥和茂丘西奥那场致命斗殴后，班伏里奥警告罗密欧快点逃走，因为“邦民们就要来了”，随后，邦民们“以亲王的名义”逮捕了班伏里奥（III.i.130-138）。在剧尾，凯普莱特夫妇被“街上的民众”赶到墓地，他们对这起惨案“发出了尖叫”，而且

因此，民众的确出场过，虽然为时不长。

但不管他们的出场有多短，归根结底，邦民对城邦安宁的关注，设定了此剧的行动。民众关心的是城邦安宁，而非荣誉、尊严、德性甚或正义——他们在两大家族的争斗中不偏不倚。毋庸置疑，他们震惊于无辜者的死，他们喊的却是被害者的教名，而非指涉党派利益的姓氏。此外，邦民们并不迟钝，他们在自己的利益上并非简单依从亲王：正相反，亲王更依赖邦民，而非反之。邦民们不止一次用自己的武器捍卫他们的与亲王的利益。事实上，唯一能用来影响交恶贵族的武装力量，就掌控在公民民兵手里。确实，我们可以说，较之亲王捍卫自己的以及大众利益，民众在捍卫其自身利益上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