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格（Jerry Weinberger）　著

包帅　译

很明显，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关于冲动的年轻恋人的悲剧。但这也是一部关于政治，尤其是那种受基督教道德和宗教规约的政治悲剧。此剧的行动由以下事物决定：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冲突，以及维罗纳亲王爱思卡勒斯（Escalus）与方济各会修士（Franciscan）劳伦斯神父（Friar Laurence）所施的怜悯、爱和处罚之间的复杂互动。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维罗纳政制变化和共同利益的决定，与其说符合亲王的利益，不如说更符合神父的利益。《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对决定现代政治生活的独特问题的描绘之一，这种生活与古代政治生活相反。

当今的评论意见一致认为，莎士比亚传达了一种关于古今政治的精妙教诲。虽然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莎士比亚对古代政治所知甚少，但如今我们改观了，譬如在罗马剧上：《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描述了罗马共和国微妙的政制平衡；《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描述了共和国自由的结束；《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则描述了罗马帝国的政治、道德和灵魂状况。[1]至于现代政治，评论家们早就承认，莎士比亚敏锐剖析了典型的现代人马基雅维利。在1944年，蒂利亚德（E.M.W.Tillyard）曾说过，“毋庸置疑”，莎士比亚谙熟马基雅维利的学说。[2]近来有更多评论——来自意识形态范围两极——赞同这个观点。一种保守观点认为，《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是“一项给坏城邦带来好统治的马基雅维利式计划”，[3]而一位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者则告诉我们：“莎士比亚的亨利剧……可看作证实了马基雅维利关于王权起源于武力和欺诈的假说，即便这些剧作无可抗拒地把观众引向对这种权力的赞美。”[4]不过，休谟指责莎士比亚漠视英国人的公民自由（在英国历史剧中），[5]我们现在得知，莎士比亚与现代政制秩序的大众性若合符节。尤其在那些威尼斯剧中，莎士比亚描绘了罗马共和国的现代方案：商业共和国，伴随着它的大众基础，公共生活与战争从属于私人生活与和平，投身于物质的获取。[6]

正如这种评论观点所揭示的，莎士比亚明白现代共和主义与古代共和主义的差别。质言之，这种差别关涉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古典共和主义中，政治秩序端赖于公民的德性和公共精神。公民参政并献身共同利益，均以自身为目的。可以说，共和制的政治秩序就是为公民的德性而存在，私人生活则通过公共责任实现。在这种秩序下，战争不是罪恶，而是荣誉、荣耀，是（至关重要的）公民德性的舞台。在现代共和主义中——基于马基雅维利严峻的、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政治秩序由不再信靠政治德性和公共血气的政制安排维系。[7]公民献身共同利益也许不可或缺，但这种奉献永远为了他人的好，献身的公民则像个傻瓜，尽管他必不可少。根源于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流行政制，充其量可称为初级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相反，这是个最大限度满足私人利益的操纵系统。[8]

我的意图不是要解决莎士比亚个人的政治观问题，尤其是他是否偏爱古代政治，而非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不难解答，莎士比亚从多个视角描绘了诸政制的盛典，而我们无法甄别其中的任何描述就是他本人的观点。但我的确要声明，莎士比亚格外清晰描述的问题，其解就是现代政治。这个问题源自某种宗教——基督教——这种宗教不是古代政治和道德图景的一部分。此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一幅关于这种独特现代问题的卓有成效的图景，迄今往往被忽视，这或许是因为，这幅图景框在一个如此出人意想的框架中：一部关于命运多舛的恋人的悲剧，设置在君王制的意大利城邦维罗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