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在希腊文学中，寓言是较低阶层或弱势群体普遍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若是来自社会上层的人也讲寓言故事，这通常被认为不体面或是某种故作姿态。我们也能看到，寓言可以凸显权力关系。因为虽然大多数寓言体现了弱势群体的世界观，但一个有权力的人可以通过寓言强化其地位。在《马蜂》结尾，斐罗克勒翁突然开始频繁地引述寓言即是这些及其他要素发展的顶点。寓言毫无疑问突出了他的社会地位和阶层，而其社会地位和阶层的不可改变则是斐罗克勒翁这一谐剧人的核心所在。恰好在戏剧的关键之处，即当我们意识到斐罗克勒翁是多么不可教时——也就是说，当他重新使用他旧有的、粗俗的行为方式，侮辱宴会上的贵族，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攻击无辜的人群时——斐罗克勒翁恢复了使用寓言以陈己见。这一集中讲述寓言的大爆发形式，应该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民主审判系统的虔信者进行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雅典民众的明显特征。

多佛（K.J.Dover）意图通过收集的材料证明，一个人的语言能够体现他短暂的社会关系，却不能体现他的禀性、兴趣以及文化水平。如果以上寓言确实反映了斐罗克勒翁的社会地位和阶层，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明显不同于多佛看法的例证。多佛更为关注措辞的细微差别，而斐罗克勒翁的禀性和阶层却使他更倾向于讲述寓言。此外，《马蜂》中斐罗克勒翁依靠寓言捍卫自己的举动，可以引导我们间接地一瞥雅典民主政治的法庭文化。在一种更为普遍的传统观念中，埃斯基涅斯（Aeschines，1.141）为更胜一筹、高人一等而攻击了他的对手；通过引用诗歌出卖了他们。[70]但是，讲寓言本就是一种自然的陈述观点的方式，而且不会使讲述者本人听起来像个自命不凡之徒。斐罗克勒翁对于寓言的重复使用可以被视为对法庭实践的拙劣摹仿，亦可被视为大众修辞术（而非贵族）的胜利。[71]

---

[1]关于寓言，基础的学术成果包括：Ben Edwin Perry，《伊索寓言》（Aesopica），卷一，Urbana，1952；《寓言》（Fable），载于Studium Generale 12（1959），页17-37；《巴布利乌斯与斐德鲁斯》（Babrius and Phaedrus），Cambridge MA-London，1965；Morten Nøjgaard，《古代寓言》（La Fable antique），两卷本，Copenhagen，1964和1967；Pack Carnes，《寓言研究》（Fable Scholarship：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New York，1985；Stevan Josifovic，《伊索》（Aisopos），载于RE Suppl.14（1974），页15-40；Karl Meuli，《寓言的起源与本质》（Herkunft und Wesen der Fabel），Basel，1954［=Schweizerische Archiv für Volkskunde 50（1954）65 ff.］；E.Chambry编，《伊索寓言》（Ésope.Fables），Paris，1960。Morten Nøjgaard《古代寓言》中的一些文章极有价值。《Entretiens Hardt第30届古代经典年会》，F.R.Adrados承办，Geneva，1984。Joseph Ewbank，《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寓言和谚语》（Fable and Proverb in Aristophanes，North Carolina，1980）也同样很有帮助。

[2]Eduard Fraenkel，《论故事的形式》（Zur Form der AINOI），收于Kleine Beiträge zur klassischen Philologie（Rome 1964），页235-239；Meuli，《寓言的起源与本质》，前揭；Perry，《巴布利乌斯与斐德鲁斯》，前揭，前言，页xix-xxxiv；T.Karadagli，《寓言和故事——希腊寓言研究》（Fabel und Ainos.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Fabel），Königstein，1981；Gregory Nagy，《最好的阿开奥斯人：古希腊诗歌中的英雄概念》（The Best of the Achaeans：Concepts of the Hero in Archaic Greek Poetry），Baltimore，1979，页237-241。

[3]关于寓言的这一方面，可参Otto Crusius，《关于寓言的历史》（Aus der Geschichte der Fabel），载于E.H.Kleukens编Das Buch der Fabeln，Leipzig，1920，尤参前言，页vii-xxi；David Daube，《古代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in Antiquity），Edinburgh，1972，页53-56，页130-138；K.R.Bradley，《罗马帝国的奴隶和主人》（Slaves and Masters in the Roman Empire），New York，1987，页50-53；M.T.W.Arnheim，《寓言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Fable），载于Studies in Antiquity，Univ.of Witwatersrand1（1979-1980），页1-11；Chambry编，《伊索寓言》，前揭，前言页xl-xli。马克思主义学者曾对此主题做过研究，参Antonio La Penna，《伊索寓言中的道德作为古代下层阶级的道德》（La morale della favola esopica come morale delle classi subalterne nell'antichità），收于Società17（1961），页459-537；M.L.Gasparov，《寓言的主题和意识形态》（Sjuzet i idiologija v ezopouskich basnjach），收于Vestnik drevei is torii 105（1968），页116-126，该篇论文摘要参Carnes，《寓言研究》，前揭，页101；G.E.M.de Ste.Croix，《古希腊世界中的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London，1981，页444-445。

[4]巴布利乌斯的生卒年不确定，但极有可能活动于公元2世纪，参M.J.Luzzatto和A.La Penna编，《巴布利乌斯的伊索寓言》（Babrii Mythiambi Aesopei），Leipzig，1986，前言，页x-xi。

[5]Anton Wiechers，《德尔斐的伊索》（Aesop in Delphi），Meisenheim am Glan，1961，书中表明关于伊索被杀的古代叙述相似于（或改编自）赎罪神话，在这些神话中是作为献祭的祭品。Josifovic（《伊索》，前揭，页21-22）认为伊索完全是传说中的人物。另一位观点偏激的Johannes Sarkady认为，伊索活跃于贵族政治失败、民主政治崛起的时期，《萨摩斯的伊索》（Aesopus der Samier.Ein Beitrag zur archaischen Geschichte Samos），收于Acta Classica Univ.Scient.Debrecen.4（1968），页7-12他。另参F.R.Adrados，《新发现古风和古典时代抑扬格诗歌残篇》（Neue jambische Fragmente aus archaischer und klassicher Zeit），收于Philologus 126（1982），页178-179。最新的关于《伊索传》中伊索形象的研究集可参阅N.Holzberg编辑的《伊索的故事》（DerÄsoproman.Motivgeschichte und Erzählstruktur），Tübingen，1992。

[6]斐德鲁斯寓言第三卷序言，行33-40，Perry译，《巴布利乌斯与斐德鲁斯》，前揭，页2542-2555。昆体良（Quintilian）认为，寓言对“粗鲁的和未受教育的头脑”有吸引力（rusticorum et imperitorum，5.11.19）。

[7]巴布利乌斯寓言第二卷序言说寓言是叙利亚人的发明，这一说法在古代备受怀疑；Perry，《巴布利乌斯与斐德鲁斯》，前揭，页138-139。

[8]Perry的论文《寓言》（前揭，页23注释28）准确地指出“作为一种形式，一则寓言的语调或内容不能依靠任何内在于它自身的社会学的或其他学科的特性（正如Crusius设想的那样），而只能依靠使用寓言的人及使用者自己试图传达的思想品质。”我希望表明恰恰是在对寓言的使用中——如果不是被偶然设定好的——寓言开始同较低阶层联系在一起。

[9]参Howard Needler，《动物》（The Animal Fable Among Other Medieval Literary Genres），载于New Literary History 22（1991），页437：“不像较大的文学类型能够通过诗体化的小说创造出属于它们自己的秩序，寓言预先假定了一种秩序。”

[10]《劳作与时日》，行202-214；《伊索寓言》，4，Perry辑本，以下寓言皆引此本，不一一注明。关于老鹰和夜莺的寓言可参：Crusius，《关于寓言的历史》，前揭，前言也x-xi；Lloyd W.Daly，《赫西俄德的寓言》（Hesiod's Fable），载于TAPA 92（1961），页45-51；M.L.West编，《劳作与时日》（Hesiod：Works and Days），Oxford，1978，页204-212。此则寓言在伊索寓言版本中属于第四则，Perry的改编削弱了它的残忍性。

[11]参La Penna，《伊索寓言中的道德作为古代下层阶级的道德》，前揭，页505-522；同样参，K.J.Reckford，《阿里斯托芬旧而又新的谐剧》（Aristophanes'Old-and-New Comedy），Chapel Hill，1987，页76。

[12]《伊索寓言》，3；参西蒙尼德斯（Semonides），辑语13，West辑本；阿里斯托芬，《蛙》，行1446-1449，《和平》，行129-134，《吕西斯忒拉塔》，行694-695。

[13]针对这则寓言的观点可参见：Crusius，《关于寓言的历史》前揭，前言页xivxv；Karadagli《寓言和故事——希腊寓言研究》，前揭，页17-19。

[14]关于辑语174及其后的篇章，可参见M.L.West，《希腊早期诉歌与抑扬格诗歌研究》（Studies in Greek Elegy and Iambus），Berlin-New York，1975，页132-34；I.Trencsényi-Waldapfel，《一种病原学的寓言及其东方的对应者》（Eine aesopische Fabel und ihre orientalischen Parallelen），载于Acta Antiqua 7（1959），页317-327。

[15]抑扬格对于寓言来说是一种非常合适的媒介，因为这两种类型都同表现英雄和贵族世界的史诗相对立。根据Adrados（《新发现古风和古典时代抑扬格诗歌残篇》，前揭）的看法，其他寓言似乎早已出现在抑扬格创作中。关于狐狸，可参Carlos Garcia Gual，《狐狸的威信》（El Prestigio del Zorro），载于Emerita 38（1970），页417-431。有一则寓言也许潜藏在West辑语185背后，似乎是关于一只猿和一只狐狸。另参，C.M.Bowra，《狐狸和刺猬》（The Fox and the Hedgehog），该文讨论West辑语201，载于On Greek Margins，Oxford，1970，页59-66；参Ralph Rosen，《旧谐剧和抑扬格写作传统》（Old Comedy and the Iambographic Tradition），Atlanta，1988，页30-35。

[16]M.L.West认为，只有演说者和听者之间存在距离时，寓言才发挥其功效——尤其是听众（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听话者）能够理解寓言背后的反讽时；参《Entretiens Hardt第30届古代经典年会论文集》，前揭，页99。针对此处出现的礼节可参T.Cole，《古希腊修辞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Rhetoric in Ancient Greece），Baltimore，1991，页48-50。

[17]关于这些故事（ainoi），可参Fraenkel，《论故事的形式》，前揭，页235-239，以及K.Meuli，《寓言的起源与本质》，前揭，页13。关于语言品味的降低，可参W.B.Stanford编，《埃阿斯》（Sophocles：Ajax），London，1963，前言，页xlix及注释64。

[18]埃斯库罗斯的肃剧《密尔米冬斯》（Myrmidons）残篇，细致讲述了一只老鹰被用它的羽毛制成的箭射杀的寓言，参Nauck，《希腊肃剧残篇》（Tragicorum graecorum fragmenta），Leipzig，1889，138。《阿伽门农》行727-728处的小幼狮似乎受到了寓言的鼓励；参Eduard Fraenkel辑，《阿伽门农》（Aeschylus：Agamemnon），两卷本，Oxford，1952，页338-339。这两则寓言都强调了企图改变自然天性的徒劳。M.Davies在《埃斯库罗斯和寓言》（Aeschylus and the Fable）中指出，埃斯库罗斯由于选择的限制，列举了通常意义上不那么体面的一个寓言，载于Hermes 109（1981），页248-251。参Ewbank，《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寓言和谚语》，前揭，页133。M.L.West刊登于《Entretiens Hardt第30届古代经典年会》的论文讨论的是，为什么埃斯库罗斯使用寓言而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不用寓言，他认为埃斯库罗斯的语言通常意义上更远离大众语言，“而在某些情况下（比如韵律和韵律学），他更接近大众。他对寓言的使用可以看作是这种品质的另一种表现”（前揭，页100）。

[19]参Robert Darnton，《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1984，页9-103。［译按］中译参吕健忠译本，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20]参Annabel Patterson，《寓言的力量：伊索寓言的写作与政治史》（Fables of Power：Aesopian Writing and Political History）Durham，NC，1991，页81-109。［译按］参本辑主题论文。

[21]参Josef Franz Thiel，《刚果及其寓言形象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之间的关系》（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den Herrschenden und Beherrschten bei den Yansi［Congo］im Spiegel ihrer Fabel），载于Anthropos 66（1971），页485-534。

[22]参G.U.Thite，《印度寓言》（Indian Fable），载于《Entretiens Hardt第30届古代经典年会》，前揭，页51-53，页60。［译按］《五卷书》中译本参季羡林译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3]关于寓言在雅典的流行，可参Ewbank，前揭，页121-132；Nøjgaard，《古代寓言》，前揭，页553-555；M.L.West，《古风和古典希腊时代归之于伊索名下的寓言》（The Ascription of Fables to Aesop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载于《Entretiens Hardt第30届古代经典年会》，前揭，页105-136。

[24]我们没有确证证明，在德米特里俄斯之前有其他的寓言书，尽管《马蜂》中所使用的寓言在功能上可以等同于《骑士》中煽动政治家克瑞翁所使用的“Bakis神谕”（行109-143，行195-210，行960-1096）；参J.Fontenrose，《德尔斐神谕》（The Delphic Oracle），Berkeley，1978，页152-165。毫无疑问，这样的神谕在此时被编辑成书，参见《鸟》（行980，行986，行989）。如果能够证明寓言在当时已以书的形式流通，且斐罗克勒翁读过这些寓言书，那么我们就有证据来说明较低阶层的文学状况（参W.V.Harris，《古代读写》［Ancient Literacy］，Cambridge，M A，1989，页74，页102，页114），认为文学不会越出古希腊的重装步兵的阶层之下，但是伊索寓言成书的证据是不可靠的，无论如何，伊索故事很容易口头传播。

[25]无论苏格拉底的学生处于怎样的贵族阶层，他本人似乎出身较低，参Gregory Vlastos，《苏格拉底：反讽者和道德哲人》（Socrates.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Ithaca，1991，页251-253。

[26]关于伊索和狐狸，参见J.Beazley，《阿提卡的红陶人像瓶画》（Attic Red-Figure Vase-Painting），Oxford，1963年第二版，页916；画有狐狸和葡萄的陶器是私人拥有的，其图被L.W.Daly作为《非道德的伊索》（Aesop Without Morals，New York，1961）一书的开卷插图。

[27]参Stephen Todd，《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阿提卡的演说家》（Lady Chatterley's Lover and the Attic Orators：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Athenian Jury），载于JHS 110（1990），页164；另参Orlando Patterson，《西方文化形成中的自由》（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New York，1991，页78；Robert Redfield，《农民社会和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Chicago，1956，页64-68。关于雅典奴隶的虚荣做作，可参伪色诺芬《雅典政制》1.10-12。

[28]参Michael Silk，《阿里斯托芬的人物》（The People of Aristophanes），载于Characterization and Individuality in Greek Literature，C.Pelling编，Oxford，1990，页150-73；另参K.J.Dover，《阿里斯托芬的语言和人物》（Linguaggio e caratteria ristofanei），载于RCCM 18（1976），页357-371，又以《阿里斯托芬的语言和人物》（Language and Character in Aristophanes）为题发表于Greek and the Greeks，Oxford，1987，页237-248。

[29]参D.M.MacDowell编，《阿里斯托芬的〈马蜂〉》（Aristophanes：Wasps），Oxford，1971，页8-9；参Lutz Lenz，《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谐剧和批评》（Komik und Kritik im Aristophanes'Wespen），载于Hermes 108（1980），页30-31；David Konstan，《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ristophanes'Wasps），载于TAPA 115（1985），页40；Ernst-Richard Schwinge，《批评和谐剧：思考阿里斯托芬的〈马蜂〉》（Kritik und Komik.Gedanken zu Aristophanes'Wespen），收于Dialogos.Festschrift Harald Patzer，J.Cobet等编，Wiesbaden，1975，页35-47。

[30]参Walter Donlan，《古希腊的贵族观念》（The Aristocratic Ideal in Ancient Greece），Lawrence，KS，1980，页159-160。

[31]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奴隶，但他至少需要二十四个击退马蜂歌队，U.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论阿里斯托芬的〈蛙〉》（Über die Wespen des Aristophanes）中这样认为，刊于《短章集（卷一）》（Kleine Schriften I），Berlin，1935，页303。

[32]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感激James Coulter，《〈马蜂〉中的民主政治》（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Wasps）的部分草稿。

[33]参L.Carter，《安静的雅典人》（The Quiet Athenian），Oxford，1986，页99-130。

[34]关于此处发生作用的熟练技巧，可参Konstan，《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政治》，前揭，页37；他认为斐罗克勒翁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原先的主人”。然而，我认为阿里斯托芬让我们把他看作一个贫穷的公民。也可参MacDowell，《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前揭，页8，页10。

[35]关于衣服，可参Laura M.Stone，《阿里斯托芬谐剧中的服装》（Costume in Aristophanic Comedy），New York，1981，页162-163，页223-227；另参John Vaio，《阿里斯托芬〈马蜂〉：最后的相关场景》（Aristophanes'Wasps：The Relevance of the Final Scenes），载于GRBS 12（1971），页335-339。

[36]参MacDowell，《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前揭，页285。因此，斐罗克勒翁更有可能是来自最低阶层的佣工，而不是第三等级的农民，可以作为重装步兵服役。

[37]比如说，也许是暗示性的（但不是确定性的），即歌队成员或他们的朋友的名字没有一个出现过，参J.K.Davies，《雅典的有产家族》（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Oxford，1971）：（行230），（行232），（行233），，（行234），，，和（行401）。对于其他可能的、关于这些名字的谐剧和法律内涵，可参Alan Sommerstein编，《阿里斯托芬的〈马蜂〉》（Aristophanes：Wasps），Warminster，1983，以及MacDowell，《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前揭，尤参《马蜂》行401。

[38]他们是农民或无一技之长的城市劳动者吗？在行264-265，歌队长说庄稼需要雨水，但是MacDowell对此却提出，这一点“并不能表明他自己有任何庄稼”。因此，很有可能他与歌队成员都是城市居民，但是许多工作都是季节性的，而且，农村和城市劳动者（尤其是无技术的劳动者）之间的严格区分，在古代雅典并不适用。农民每年都会有农闲时节，因此他们极为喜欢获取一些作为陪审员的额外收入。此外，在公元前403年，仍有四分之三的市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2.8.1-3），这一点表明农业在雅典人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参Todd，《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阿提卡的演说家》，前揭，页160注释119，以及页163注释152；V.Rosivach，《如何操作希腊舰船：公元前433—前426年》（Manning the Athenian Fleet，433-426 B.C），载于AJAH 10（1985）［1992］，页41-66，尤参页53-54。

[39]此处的语境可以使我们想到寓言的抑扬格和伊奥尼亚（Ionian）起源，参Rosen，《旧谐剧和抑扬格写作传统》，前揭，页30-35。

[40]《骑士》行1068处提到狐狸的“名字”——以及《伊索寓言》333则——是［狡猾多端的］；参J.van Leeuwen编，《公正》（Equites），Leiden，1900；对此Ewbank（《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寓言和谚语》，前揭，页174）注意到，腊肠贩所讲的神谕包括了卑顺屈从的狗和狡猾多端的狐狸，然而Paphlagon（克里昂的化名）更偏爱有权力象征意义的动物（狮子、鹰、以及作为守卫者的狗）。

[41]Victor Ehrenberg如此描述狄开俄波利斯，参《阿里斯托芬的人物》（The People of Aristophanes），New York，1962，页92；Thomas Gelzer，《谐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der Komiker），Stuttgart，1971，页1421，称其为“武装的农民”；M.Croiset，《阿里斯托芬和雅典的政治派系》（Aristophanes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at Athens），J.Loeb译，London，1909，页55，认为狄开俄波利斯和歌队是“真正的农民”；D.F.Sutton，《阿里斯托芬的自我和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Aristophanes），Lanham，MD，1980，页18，“普通的农民”；E.M.Wood，《农民城邦民和奴隶》（Peasant-Citizen and Slave），London-New York，1988，页173，他认为阿里斯托芬笔下的绝大部分主要人物都是“朴素的农民”。

[42]Croiset（《阿里托芬和雅典的政治派系》，前揭，页5）和Carter（《安静的雅典》，前揭，页76-98）描述了一类安静的农民，但许多证据（Carter，页80-87）都来自阿里斯托芬塑造的人物，如狄开俄波利斯——这是一位出身较高的诗人创造的形象，作为其反战演讲的代言者。也许《阿卡奈人》开场时阿卡奈人采取的立场，更能反映这些人是一群来自乡下的小农。

[43]在大酒盅节（Choes）时，他被邀请参加为狄奥尼索斯举办的会饮；R.Hamilton在《大酒盅节与安特斯节》（Choes and Anthesteria）（Ann Arbor 1992）10-15处讨论了整个场景。

[44]参见K.J.Dover编，《阿里斯托芬的〈云〉》（Aristophanes：Clouds），Oxford，1968，前言，页xxvii-xxviii。

[45]关于他们的地位，可参《吕西斯忒拉塔》，行638-647，参J.Henderson，《阿提卡旧谐剧里的老女人》（Older Women in Attic Old Comedy），载于TAPA 117（1987），页105-129，尤参页116。寓言中的“蛋”似乎指的是睾丸，参J.Henderson，《被玷污的缪斯》（The Maculate Muse），New Haven，1975；1991年第二版，页126。

[46]我极其受惠于J.Henderson的《佩斯特泰罗斯和雅典精英》（Peisetaerus and the Athenian Elite），提交于1990年美国语言学年会，San Francisco，1990年12月29日。

[47]参Alan Sommerstein编，《阿里斯托芬的〈鸟〉》（Aristophanes：Birds），Warminster，1987，页471；另参V.Ehrenberg，《好奇之心》（Polypragmosyne），载于JHS 67，（1947），行46-67。

[48]关于这些尤其可参Ewbank，《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寓言和谚语》，前揭，页198-208；，以及A.M.Bowie，《礼仪陈规和谐剧反转：阿里斯托芬的〈马蜂〉》（Ritual Stereotype and Comic Reversal：Aristophanes'Wasps），载于BICS 34（1987），页112-125，成书于《阿里斯托芬：神话、礼仪和谐剧》（Aristophanes.Myth，Ritua land Comedy），Cambridge，1993，页78-101，尤参页83。

[49]参Cedric Whitman，《阿里斯托芬的谐剧英雄》（Aristophanes and the Comic Hero），Cambridge，MA，1964，页163。

[50]关于享乐的寓言似乎是一种亚类型的关于人、而不是动物的寓言，但是在现存的寓言集中，这种享乐寓言和伊索寓言之间的区别没那么重要，参Chambry，《伊索寓言》，前揭，前言页xxiv-xxv。

[51]此处希腊文本来自MacDowell的《阿里斯托芬的〈蛙〉》，前揭，英文则是我自己翻译。

[52]关于斯特西科罗斯，参Mary R.Lefkowitz，《希腊诗人传》（The Lives of the Greek Poets），Baltimore，1981，页34。

[53]参Meuli，《寓言的起源与本质》，前揭，页27-28，他提到了这个以及更多的关于古代修辞理论的信息。昆体良认为演说者应该学习和使用寓言（1.9.1；5.11.19）。

[54]J.Henderson编，《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塔〉》（Aristophanes：Lysistrata），Oxford，1987，行693，这些男人被告知他们再也不能吃豆子了；《骑士》行41暗示了，嚼豆子对于法庭上的老男人来说是典型的行为。

[55]参A.H.M.Jones，《雅典民主》（Athenian Democracy），Oxford，1957，页35-37，他指出，公元前4世纪时的陪审团成员大多都是富有的市民；而M.M.Markle对此提出质疑，参《雅典的陪审团费用和公民大会支出》（Jury Pay and Assembly Pay at Athens），载于Crux.Essays in Greek History Presented to G.E.M.de Ste.Croix on his 75th Birthday，London，1985，页265-297；参Todd《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阿提卡的演说家》，前揭；M.H.Hansen，《德莫斯忒尼斯时代的雅典民主政制》（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Oxford，1991，页184-186。

[56]关于伯里克勒斯的陪审团制度，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27.4-5）作出说明，并指出了这一事实：“受人尊敬的”市民相比普通的市民，更不可能做陪审员；另参伪色诺芬，《雅典政制》1.16-18。

[57]参Todd，《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阿提卡的演说家》，前揭。

[58]K.J.Dover，《吕西亚斯及其演说辞》（Lysias and the Corpus Lysiacum），Berkeley，1968，页150-154，页168-174。

[59]Josiah Ober，《民主雅典的大众和精英》（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Princeton，1989，页112-118。

[60]参Meuli，《寓言的起源与本质》，前揭，页27-28；Ober，《民主雅典的大众和精英》，前揭，页306-311。

[61]或者是，“又一位外来人，在阿克斯托尔的头边”（Sommerstein，《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前揭）。

[62]在Davies（《雅典的有产家族》，前揭）那里，这三位同伴没有一个居于高位：特奥罗斯（莎草文献，7223则）多次因支持克里昂而受攻击——参见《马蜂》，行42，行418-419，行599，行1236-1242；法诺斯（莎草文献，14078则）似乎因克里昂被起诉（参《骑士》，行1256）。埃斯克涅斯（莎草文献，337则）为子虚乌有的财富而自夸（《鸟》，行823）；尽管他被称为是一个“智慧和有教养的人”，《马蜂》，行1243-1244——这一类绰号是意图成为贵族的人的渴望——Sommerstein（《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前揭，页229）认为，这样的称谓肯定是反讽。M.Vetta认为，这些人所唱的歌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有民主意味，参《会饮诗歌史中的一章——阿里斯托芬〈马蜂〉行1222-1248解释》（Un capitolo di storia di poesia simposiale［per l'esegesi di Aristofane，‘Vespe’1222-1248］），载于Poesia e simposio nella Grecia antica，Rome-Bari，1983，页119-131。

[63]唯一的残篇保存在古希腊谐剧诗人Alexis提到伊索的地方（9 K-A），它可能是间接的证据，能够说明会饮场合贵族实际上不会讲寓言。在这个残篇中，梭伦仔细地向惊讶的伊索解释，希腊人喝的是混合的酒。像斐罗克勒翁一样，伊索显然对通常的阿提卡会饮实践不熟悉，他在这方面需要受到引导。这一点是否可以说明，伊索寓言就像伊索一样，对会饮场合来说是陌生的？

[64]参Ian C.Storey，《〈马蜂〉行1299以下的会饮》（The Symposium at Wasps 1299 ff.），载于Phoenix 39（1985），页317-333，他评论了一些早期观点，认为阿里斯托芬提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因为任何政治关系。

[65]参Nøjgaard，《古代寓言》，前揭，页553；另参Chambry，《伊索寓言》，前揭，前言，页xxviii。

[66]参Kenneth J.Reckford，《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净化与解梦》（Catharsis and Dream Interpretation in Aristophanes'Wasps），载于TAPA 107（1977），页301，以及Ewbank，《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寓言和谚语》，前揭，页137，页208。Whitman（《阿里斯托芬的谐剧英雄》，前揭，页160）评论道，“教育的无用和自然天性的不可更改是首要的主题……”关于寓言可以显示出教育无用的观点，同样可参，La Penna，《伊索寓言中的道德作为古代下层阶级的道德》，前揭，页508。

[67]Konstan（《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政治》，前揭，页33）提到，戏剧中共有20处提及偷窃。

[68]参Whitman，《阿里斯托芬的谐剧英雄》，前揭，页160；参Lenz，《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谐剧和批评》，前揭，页33，页36-42。

[69]［译注］卡尔基努斯是与阿里斯托芬同时代的雅典公民，据说他也写作戏剧。其小儿子克赛诺克勒斯的作品在曾前415年击败了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女》。此人亦有参政经历。见《地母节妇女》，行440-442。

[70]参Ober，《民主雅典的大众和精英》，前揭，页177-181；埃斯基涅斯及时地引用了《伊利亚特》。

[71]拙文更早的版本可参1991年新英格兰古典学会年会论文集；我非常感谢Jeffrey Henderson，Charles F.Ahern Jr.和众多读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