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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如一日，就这么轻松地过来了。从一定意义上讲，年轻，就是轻松的状态。一天时光尽是晨，一年岁月皆为春。

今年对我而言，有三个整数年：北京大学校庆一百二十周年，我入北大学习六十周年，又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我活着活着，就老了，再确切点儿说，还没怎么活，就见老了。改革一开放，我就随着潮流进入1980年；身心一轻松，便自称起“80 后”。八十年代，大家都意气风发，也没什么人对我的身份提出异议。

意气一旦风发，往往就想啥有啥：已成泡影的翻译梦，仿佛久别的朋友与我相逢，还把我带进开始汇集的年轻译者的队伍。许多出版社也如梦方醒，纷纷开始争夺文学翻译人才。如果说宽松是思想开放的一把尺子，那么争相吸引人才，就是事业发展的一种标志了。

无事不往来的师友，都频频联系起来，忽然都有了项目，有了出版计划，而且是大项目、大计划。从前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就跟寻常事一般发生在眼前，本来应由学者专家翻译的名著，纷纷落到我们这些新手的头上。于是，“这浩浩荡荡的一代人上升，那么欢欣鼓舞，走向新生活”（纪德语）。

大项目大计划，别的出版社不说，单举不算大的漓江社为例，就推出好几套。其中有全国性影响的就有《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由刘硕良和柳鸣九两位先生策划，确定出七十种。不可想象的庞大计划，却在轻轻松松的氛围中，不过数年，就（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接续）如愿完成了。

那时候没有电话，主编柳鸣九先生就靠写信和面谈，组织翻译队伍。单说约我就面谈多次，不知往返多少信函。那时手勤脚勤，那种勤快是真正的年青派。

何止手勤脚勤，脑袋瓜儿也灵便了。到了不惑之年还没有怎么运转，真担心会锈死了。还好，上了油的这台机器，尽管久久搁置，零件却无一锈损，运转起来如全新一般。全新就不挑活儿，这也是新手的特点。

指派给我的活儿也是全新的。几年间分配给我十位作家，翻译十余部作品。全是陌生的，有的作家，如纪德、加缪、阿拉贡等，虽然略知其名，也于译事无补。正因为全新，翻译中就格外当心，一丝不苟，使出全身解数，尽量拿出好的译品。我应该感谢这套丛书的组织者和主编，不经过这样一批名著翻译的历练，我就难以养成翻译严谨的好习惯。

翻译的作品多，体裁也多样。不全是小说。即使小说，纪德、阿拉贡、贝尔纳诺斯、加缪、杜拉斯、莫狄阿诺、居尔蒂斯这些作家的风格也各有特点，翻译中需紧扣文本，用心体会并琢磨。小说之外，还有加缪的戏剧（前面已有初步经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缪塞戏剧选》），以及三本诗集（阿波利奈尔、艾吕雅、马克·阿兰）。我还应该感谢，这套丛书在几年之内，给予我多种体裁名著的翻译机会，让我这个初手锻炼成为多面手。

这套丛书对我还有两种影响深远的助益。其一，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我的知识面上，近乎一片空白，自从翻译这套丛书，我才真正开始接触并了解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精髓。这是扎扎实实的起步。其二，我译过的这些二十世纪法国名作家，因为有了初步了解，近半数后来成为我的翻译重点，诸如纪德、加缪、阿波利奈尔、马塞尔·埃梅，继而又延伸向另一些重要作家。

人生快乐，莫过于梦想成真，尤其是已经破灭的梦想变成现实。纯文学翻译构成我生活的最大乐趣。年轻不是装出来的，要全身心处于轻松的状态。四十年翻译出版上百部作品，而翻译的基础正是开放初期八十年代打下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的翻译，则是这百部作品的奠基石。说来也就不奇怪，百部译作中，二十世纪作家占半数。

借《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纪德卷》出版的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刘硕良先生。刘先生看重我的译作已非一日，曾两次策划出版我的译文集：一次已着手组织编辑录入了我的一些译作；另一次还促成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译文集列出六十卷书目。只怪数量太多，寻常出版社承受不起。事未果，并不妨碍刘硕良先生的厚爱令我心存感激。

借此机会，我同样要特别感谢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主编柳鸣九先生。柳先生牵头主编许多套大型丛书，约我翻译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加缪的《戏剧卷》，以及纪德、阿波利奈尔的精选集等。柳先生同样希望出我的译文集，并且愿意为之作序。2017年夏，有一次去看望柳先生，我当面感谢他把这么多重头戏交给我。他笑着回答：“我要把机会交给有准备的人。”其实，翻译文学作品，每一部都是新的领域，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就我而言，实在谈不上“有准备”。有准备的只有两“态”，即认真敬业的态度和轻松愉悦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