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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本传：“显庆二年，转桂州都督。未几，又贬为爱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新唐书》本传同。参《资治通鉴》卷二〇〇，显庆三年条“是岁，爱州刺史褚遂良卒”云，逆算当生于本年。

杭州钱塘人，郡望出自阳翟，父褚亮，有文集二十卷。

褚亮（560—647），《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塘人。……其先自阳翟徙居焉。”王昶《金石粹编》卷四八，《褚亮碑》：“府君讳亮，字希明，河南阳翟人也。……即府君十一代祖安东将军扬州都督关内侯□□□□……属胡兵入洛，晋马浮江，爰及宋齐□□□□□□□。”参《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二下》：“褚氏出自子姓。……汉梁相褚大，元、成间有褚先生少孙，裔孙重，始居河南阳翟。……孙□，字武良，晋安东将军，始徙丹阳。”钱塘褚氏自十一代祖随晋元帝渡江先迁丹阳。何时何人自丹阳徙钱塘，王昶《褚亮碑》题跋以为：“来年感之先世自高祖以下，历仕齐、梁、陈、隋诸朝，碑略可见，则自丹阳徙钱塘必在高、曾之世矣。”盖是。

《褚亮碑》：“前后所制文集，撰成二十卷。”《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褚亮集》二十卷。”

《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陈秘书监，并著名前史。”按，湮，唐《新书世系表》记作：“汉，梁御史中丞。”《南史》卷二八《褚裕之传》作：“沄，字士洋，仕梁为曲阿令，历晋安王中录事、正员郎、乌程令。……还为太尉属、延陵令、中书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东王府谘议参军。”三说之异，无考。蒙，世系表误作“象”。

褚玠（529—580），字温理，《南史》有传，附《褚裕之传》后，有记“及为御史中丞，甚有直绳之称，卒于官，皇太子亲制志铭以表惟旧。至德二年（757）赠秘书监。”旧书所记“秘书监”，盖误赠官为实授。父亮，年三十七岁，时为东宫学士。《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褚玠集》十卷。”

《旧唐书》本传：“褚遂良，散骑常侍亮之子也。”参同书《褚亮传》：“陈亡，入隋为东宫学士，大业中，授太常博士。”云，是时父亮职守为东宫学士。

《旧唐书》本传：“（贞观）二十一年，以本官检校大理卿，寻父忧解。明年，起复旧职，俄拜中书令。参《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贞观二十二年“二月，前黄门侍郎褚遂良起复为黄门侍郎。……九月己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其父忧盖在贞观二十一年。《旧唐书·褚亮传》：“卒时年八十八。”由是推算本年三十七岁。

《褚亮碑》：“夫人柳氏，亦同安厝。”

《旧唐书·褚亮传》：“长子遂贤，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传。”《褚亮碑》：“子□□□普州长史，袭封阳翟侯遂贤。”《宝刻丛编》卷七引《京兆金石录》：“《雍王友褚遂贤墓志》，孟利贞撰，上元三年（676）。”或卒于上元元年（674），雍王友为其终官。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褚遂良十岁。

褚遂良父亮为太常博士。

《隋书》卷七《礼仪二》：“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力七庙，诏有司详定其礼。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与博士褚亮等议曰：……”按，《旧唐书》：“大业中，授太常博士。”《褚亮碑》：“大业七年，授太常博士。”七年盖“元年”之讹。《旧唐书》“大业中”，微误。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褚遂良十一岁。

欧阳询出任太常博士，晋王府学士潘徽、著作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人奉诏助越国公杨素撰《魏书》，会素卒而止。

《隋书》卷七六《潘徽传》：“炀帝嗣位，诏（晋王府学士）徽与著作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越国公杨素撰《魏书》，会素薨而止。”参同书卷三《炀帝上》：“（七月）乙亥，上柱国、司徒、越国公杨素薨。”其奉诏撰修《魏书》，盖在本年。七月癸丑朔，乙亥，二十三日。欧阳询入隋职官未详，参同书卷五八《柳□传》：“（晋）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云，虞世南、王胄、王眘、朱瑒、庾自直、虞绰等人并为陈朝遗臣，其或先为晋王府学士，本年除太常博士。

《旧唐书》本传：“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其欧阳询、褚遂良之交，或始于是时。

隋炀帝大业九年（613），褚遂良十八岁。

六月，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对隋炀帝。八月，宇文述等破杨玄感于阌乡，并将其斩首，很快把杨玄感所部镇压了下去。为了压惊，隋炀帝决定改置宗庙，当时褚遂良父褚亮上奏反对，结果未能实行，隋炀帝震怒，并说他与杨玄感有旧交，所以褚亮被贬西海郡（今青海共和县）司户。遂良、遂贤二兄弟也随其父踏上了陇西之路。

《旧唐书·褚亮传》：“时炀帝将改置宗庙，亮奏议曰：……议未行，寻坐与杨玄感有旧，左迁西海郡司户。时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笔札为玄感所礼，降至威定县主簿。……亮与同行，至陇山，徽遇病终，亮亲加棺殓，瘞之路侧，慨然伤怀，遂题诗于陇树，好事者皆传写讽诵，信宿遍于京邑焉。”参《隋书》卷四，《炀帝下》记：“（九年）八月壬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破杨玄感于阌乡，斩之。余党悉平。”褚亮坐贬，盖在八月壬寅即朔日平杨之后。

隋炀帝大业十四年、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褚遂良二十三岁。

十一月初八，秦王李世民收降薛举子仁杲，褚亮父子并入唐，亮拜秦王府文学，遂良为秦王府铠曹参军。

《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及灭举，太宗闻亮名，深加礼接，因从容自陈，太宗大悦，赐物二百段，马四匹。从还京师，授秦王府文学。”秦王李世民收降西秦，胜利回京，《资治通鉴》：“仁果（杲）计穷，己酉，出降；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世民闻亮名，求访，获之，礼遇甚厚，引为王府文学。……癸亥，秦王李世民至长安……”十一月壬寅朔，己酉，初八。癸亥，二十二日。褚亮父子入唐，盖在初八之后。其授王府文学，又当在二十二之后。

《旧唐书》本传：“（薛）举败归国，授秦州都督铠曹参军。”《新唐书》本传：“（薛）仁杲平，授秦王府铠曹参军。”按，秦州都督府，隋名总管府，武德四年（621）始改都督府，故《旧唐书》卷六一《窦轨传》记：“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会赤排羌作乱，与薛举叛将钟俱仇同寇汉中，拜轨秦州总管。”李渊武德二年（619）二月《遣使安抚益州诏》亦记：轨“秦州总管”（《全唐文》卷二）。总管府制同州郡，并置功、仓、户、法、士六曹，不见有铠曹一职。铠曹即后之胄曹，为左右卫率属官。东宫铠曹“掌器械，公廨营缮。”（《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四上》）。据《旧唐书》卷四二《职官总论》所记，武德初年秦王、齐王两府，及武德四年（621）天策上将府制同东宫，并置铠曹两职，可知褚遂良自西秦归唐，初为秦王府铠曹参军，《新唐书》所记为是，《旧唐书》所记“秦州都督铠曹参军”者，误。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褚遂良二十六岁。

五月初二，秦王李世民破窦建德于虎牢，平河北。欧阳询、虞世南并入唐。李世民授虞世南为秦王府记室参军。时褚遂良为秦王府铠曹参军，始交于虞世南。

《旧唐书·虞世南传》：“太宗灭建德，引为秦府参军。寻转记室，仍授弘文馆学士。”同书卷一，《高祖纪》：武德四年“五月己未，秦王大破窦建德之众于虎牢，擒建德，河北悉平”。参同书卷三《太宗纪》记虎牢之役：“斩首三千余级，虏其众五万，生擒建德于阵。”欧阳询、虞世南入唐，当在虎牢之役后。五月戊午朔，己未，初二。弘文馆事在贞观初年，虞世南时任著作郎，不当职掌文翰。其初为文学馆学士，《旧唐书》云“弘文馆”，误。

秦王李世民开文学馆，虞世南、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等十八学士为文学馆学士。《唐会要》卷六四“文学馆”：“武德四年，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于是以僚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安（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元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天策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签苏勖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欧阳询为高祖李渊隋时友朋，入唐授给事中。

《旧唐书》卷一九八（上）《欧阳询》：“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位，累迁给事中。”询之迁给事中，盖在五月入唐之后。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褚遂良三十一岁。

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立为皇太子，十二日虞世南迁太子中舍人，褚遂良父褚亮为太子舍人，迁太子中允。

《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太宗升春宫，迁太子中舍人。”同书同卷，《褚亮传》：“太宗入居春宫，除太子舍人，迁太子中允。”同书卷一《高祖纪》：武德九年“六月庚申，……诏立秦王为皇太子，继统万机，大赦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戊辰，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六月丁巳朔，庚申，初四日。戊辰，十二日。

八月初八日，皇太子李世民即皇帝位，虞世南转著作郎。九月偕欧阳询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褚遂良检校馆务，号馆主。

《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及即位，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宗即位，《高祖纪》记为“八月癸亥”，《太宗纪》同。八月丙辰朔，癸亥，初八日。参《唐会要》卷六四“弘文馆”：“（武德九年）其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江轮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令褚遂良检校馆务，号为馆主。”欧阳询、虞世南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褚遂良检校馆务，或出同时而始于九月。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褚遂良三十二岁。

奉敕虞世南偕欧阳询入弘文馆教示楷法，时有二十四人入馆学习书法。

《唐会要》卷六四“弘文馆”：“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以）上子，有性爱学书者，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褚遂良时为馆主，检校馆务，虞世南、欧阳询教授或出其意。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褚遂良三十三岁。

十一月二十一日，置书学，隶国子监。

《唐会要》卷六六“广文馆”：“书算学，贞观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置，隶国子监。”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褚遂良三十四岁。

诏褚遂良撰《慈云寺碑》。

《唐会要》卷四八“寺”：“贞观三年十二月一日诏……仍命虞世南、李百药、褚遂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碑记，铭功业。……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起居郎褚遂良为碑铭。……以上并贞观四年五月建造毕。”此说有误，因为此时褚遂良是秘书郎，褚遂良任起居郎在贞观十年（636）。是诏，《旧唐书》卷二《太宗纪》记在十二月癸丑，即十七日，且褚遂良作褚亮，不知何故，俟考。褚遂良碑铭已佚。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褚遂良三十五岁。

九月底，褚遂良随驾幸陇州，其经扶风旧战场，唐太宗命褚遂良作诗《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

孙望《全唐诗补逸》卷一引《武林往哲遗著》褚遂良《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王功先美化，帝略蕴戎昭。鱼骊入丹浦，龙战起鸣条。长剑星光落，高旗月影摇。昔往摧勍寇，今巡奏短箫。旌门丽霜景，帐殿含秋飙。□池冰未结，宫渡柳初凋。边烽夕雾卷，关阵晓云销。鸿名兼辙迹，至圣俯唐尧。睿藻烟霞焕，天声宫羽调。平分共饮德，率士更闻《韶》。”《新唐书》卷二《太宗纪》：“薛举攻扶风，太宗击败之，斩首万余级，遂略地至陇右。”“（贞观四年）冬十月壬辰，幸陇州，曲赦陇、岐二州，给复一年。”其经扶风旧战场，盖在本年幸陇途中，时在十月壬辰（朔日）之前，即九月底。

有《枯树赋》，托名褚遂良楷书。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八，有唐摹本褚遂良楷书庾信《枯树赋》44行，凡467字。末记：“贞观四年（630）十月初八，为燕国公书。”按，燕国公乃于志宁，《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记其：“永徽元年，加光禄大夫，晋封燕国公。”是时为黎阳县公。岳珂所谓“志宁盖袭祖谨爵，意史所载岁月或误”云，盖出臆说。是赋与徐浩《古迹记》所记当别是一本，或因徐浩之记而作赝鼎。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褚遂良三十七岁。

整理御府所藏古今工书及钟、王等人真迹凡一五一〇卷。

《唐会要》卷三五记载，在该年的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

褚遂良奉敕书《阴符经》，草书，凡五十本。

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一〇：“右《阴符经》，河南有草、正二书。草书题云‘贞观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臣遂良奉敕书五十本。’”著录首见石邦哲《博古堂帖存》，记在越州。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褚遂良四十岁。

褚遂良父封爵阳翟县男，拜通直散骑常侍。

《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九年，晋爵员外散骑常侍，封阳翟县男，拜通直散骑常侍，学士如故。”《褚亮碑》：“贞观元年，封阳翟县男。”“元年”，盖“九年”之讹。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褚遂良四十一岁。

褚遂良自秘书郎迁起居郎。

《旧唐书》本传：“贞观十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褚遂良四十三岁。

五月二十四日，虞世南卒，享年八十一岁。太宗为诗一篇，令褚遂良诣虞世南灵帐读讫焚之，冀世南神识感悟。

《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寻卒，年八十一。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是异步却、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述往古兴亡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诗，将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冀世南神识感悟。”虞世南去世时太宗十分悲痛，哭得非常伤心。这位经历了几个朝代的老臣，学综古今、行笃终始、至孝忠直。这件事对褚遂良来说，是一次精神上的莫大震撼，虞世南在政治上、书学上、人品上都给予褚遂良非常大的影响。从另一个方面说，虞世南的去世，又给了褚遂良带来了新的机遇。

虞世南生前曾与褚遂良论书。

刘餗《隋唐嘉话》卷中：“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智）永师？’曰：‘闻彼一字值钱五万，官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时日无考，姑系于本年。《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亦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褚遂良为侍书。

《旧唐书》本传：“太宗曾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按，召令侍书条出自《谭宾录》，见《太平广记》卷二〇九引，唯其魏徵曰为：“褚遂良后来书流，甚有法则。”《旧唐书》所改，盖出张怀瓘《书断》，或因于唐太宗崇重王羲之者也。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褚遂良四十四岁。

褚遂良偕校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四长波门外鉴别王羲之书法真伪。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敕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四长波门外科简。内出右军书，相共参校，令典仪王行真装之。”参徐浩《古迹记》：“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以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云，褚、王于玄武门四长波门外科简古迹，盖在本年十二月之前。

褚遂良撰有《王羲之书目》正书四十帖，行书十八帖。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正书、行书）：“晋右军王羲之正书、行书目，贞观年河南公褚遂良中禁西堂临写之际，便录出。”盖录于玄武门四长波门外科简同时。

四月初九，出《乐毅论》，摹拓赐诸臣，褚遂良撰《拓本乐毅记》志之。

褚遂良《拓本乐毅记》：“贞观十三年四月初九，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摹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封仪司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右）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徵、侍中护军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褚遂良记。”

十二月，内库图书装成部帙，褚遂良等排署名记。其草迹用楷书小字帖纸影之。

徐浩《古迹记》：“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以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如后。”韦述《叙书录》：“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帝令魏少师、虞永兴、褚河南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成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河南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其后。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记褚遂良。”

十九日，有王廙书一卷，褚遂良更署名记。

卢元卿《法书录》：“《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琅邪王廙书一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居郎褚遂良……”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庚子（640），褚遂良四十五岁。

三月二十三日，有王羲之书法一卷四帖，褚遂良后署名。

卢元卿《法书录》：“《晋右将军会稽内史赠金紫光禄大夫琅邪王羲之字逸少书一卷四帖》。贞观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装。……起居郎臣褚遂良。……有贞观印字及李氏印。”褚遂良谏唐太宗戏言臣下。

《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十四年，（张玄素）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是岁，太宗曾对朝问玄素历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是惭耻。任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闻君子不失言于人，圣主不戏言于臣。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居上能礼其臣，臣始能尽力以奉上。近代宋孝武轻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门户，乃至狼狈。良史书之，以为非是。陛下昨见张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县尉。’又问：‘未为县尉以前？’奏云：‘流外。’又问：‘在何曹司？’玄素将出阁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朝臣见之，多所惊怪。大唐创立，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礼重玄素，频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赞皇储，自不可更对群臣，穷其门户，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耻。人君之御臣下也，礼义以导之，惠泽以驱之，使其负戴玄天，罄输臣节，犹恐德礼不加，人不自励？若无故忽略，使其羞惭，郁结于怀，衷心靡乐，责其伏节死义，其可得乎？”书奏，太宗谓遂良曰：“朕以（已）悔此问，今得卿疏，深会我心。”具体月日，无考。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褚遂良四十六岁。

欧阳询卒，年八十五岁。卒日无考。传世名作有七十岁作《宗圣观记》（隶书），七十五岁作《赠徐州都督房彦谦碑》（隶书）和《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正书），七十六岁作《九成宫醴泉铭碑》（正书），八十一岁作《虞恭公温彦博碑》（正书）和《皇甫诞碑》（正书），此外还有《唐谨碑》（正书）、《六马赞》（隶书）、《段文振碑》（隶书）等。另外，定武本《兰亭序》亦为其所临。传世的行书墨迹有《仲尼梦奠帖》《张翰思莼帖》《卜商读书帖》等。在书法理论方面，他为我们留下了《传授诀》《用笔论》等名篇。

褚遂良谏议大夫任上，二月，有谏止捉钱令史，二十三日敕停。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贞观）十五年，复置公廨本钱，以诸司令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受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京七十余司，更一二载，捉钱令史六百余人手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诏给百官俸。”《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贞观十二年二月，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上纳之，其月二十三日敕并停。”按，贞观十二年，褚遂良尚未任谏议大夫，盖在十五年之讹。

与安德郡公驸马都尉杨师道友善，褚遂良与岑文本、刘泊、许敬宗、上官仪、杨绩等到其安德山庄宴会赋诗，当时褚遂良作了一首诗《安德山庄池宴集》，师道亦有《中书寓直咏雨简起居上官学士》诗记其交游。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谈丛三》云：“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下注：“预宴赋诗者有岑文本、刘泊、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及师道兄杨绩。”《全唐诗》卷三三，有褚遂良《安德山庄池宴集》云：“伏枥丹霞外，遮园焕景舒。行云泛层阜，蔽月下清渠。亭中奏赵瑟，席上舞燕裾。花落春莺晚，风光夏叶初。良朋比兰蕙，雕藻迈琼琚。独有狂歌客，来承欢宴余。”从诗中看，时当值春夏之交。

杨师道（？一647），字景猷，弘农华阴人，高祖第五女桂阳公主驸马，官至中书令，封安德郡公。《新唐书》《旧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六二，《新唐书》卷一〇〇《杨恭仁传》附。《旧唐书》本传称：“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

六月二十一日，谏止封禅，从之。

《旧唐书》本传：“十五年，诏有事太（泰）山，先幸洛阳，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于太宗曰：‘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前烈，将告成东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阳，彗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择。’太宗深然之，下诏罢封禅之事。”参同书卷三，《太宗下》：“（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如思咎，命尚食减膳。”遂良之谏，《唐会要》卷七引《册府元龟》：“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辛亥，朝散大夫行起居郎褚遂良进曰：‘……非惟上亏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张，抑有故实。前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宜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勤恤匪懈，申其纳隍之情……’”六月辛卯朔，己酉，十九日；辛亥，二十一日；丙辰，二十六日。

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

《旧唐书》本传：“其年（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

褚遂良谏魏王泰月给料物逾于皇太子。

《旧唐书》本传：“时魏王泰为太宗所爱，礼秩如嫡。其年，太宗问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遂良进曰：‘当今四方仰德，谁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于是限王府官僚不得过四考。”参同书卷七六，《太宗诸子》：“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十五年，泰撰《括地志》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皇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谏曰：……”按，泰上《括地志》，《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记在本年“正月三日”。遂良之谏，盖在六月后谏议大夫任上。

上所参撰之《文思博要目》十二卷。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文思博要》）目十二卷，右仆射高士廉、……起居郎褚遂郎、……等奉诏撰，贞观十五年上。”《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十五年……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左（右）仆射申国公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诏藏之秘府，同撰人，……起居舍人褚遂良……”十月上《文思博要》全帙，其目盖在本年年初。

魏王泰在洛阳伊阙为长孙皇后造佛龛，十一月立，褚遂良正书，岑文本撰《三龛记》。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五：“唐岑文本《三龛记》，贞观十五年。……右《三龛记》，唐兼中书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书。”《金石录目》记在十一月。文见《全唐文》卷一五〇。《金石萃编》卷四五记：“高一丈六寸，广六尺六寸五分。三十二行，行五十一字正书，额题‘伊阙佛龛之碑’，篆书。”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褚遂良四十七岁。

褚遂良父褚亮晋爵为阳翟县侯。致仕于家。

《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十六年，晋爵为侯，食邑七百户。后致仕于家。”参《褚亮碑》：“□□食邑七百户。及年登月制，休老于家。”八十，月制。褚亮致仕，盖始于本年晋爵之后。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京外郭城》记：平康坊“西门之南，尚书左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宅”。下注：“自遂良父太常卿亮居焉。”若是，其家在京师平康坊。《隋唐嘉话》卷中：“褚遂良贵显，其父亮尚在，乃别开门。敕尝有以赐遂良，使者由正门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门。’”其为褚遂良别开门户者，事或在其父致仕之后。

四月二十八日，褚遂良与太宗论起居郎之责，谓：“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旧唐书》本传：“太宗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戒，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泊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唐会要》卷六三“杂录上”记在本年四月二十八日。

五月初四，京兆至德观立褚遂良正书岑文本撰《孟法师碑》。

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四：“《唐京师至德观法主孟法师碑铭》。……贞观十六年五月戊午早，中书侍郎江陵县开国子岑文本作文，谏议大夫褚遂良书。万文韶刻。”文见《全唐文》卷一五〇。著录首见《集古录跋尾》卷五。五月乙卯朔，戊午，初四。

碑主孟静素（542—638），江夏安陆人，京都至德观道士，贞观十二年卒，年九十七。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褚遂良四十八岁。

二月初二，与太宗讨论谏事。

《旧唐书》本传：“十七年，太宗问遂良曰：‘舜早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余人。食器之间，苦谏为何？’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食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以为然，因曰：‘夫为人君，不忧万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机可反掌而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七年条下记：“二月，壬午。”二月辛巳朔，壬午。初二。

谏议大夫任上，谏皇子年幼者宜留京师，从之。

《新唐书》本传：“于时皇子虽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谏曰：‘昔二汉以郡国参治，杂用周制。今州县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陛下诚以至亲扞四方。虽然，刺史民之师率也，得人则下安措，省事人则家劳攰。故汉宣帝曰：‘与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谓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师，教以经学，畏仰天威，不敢犯禁，养成德器，审堪临州，然后敦遣。昔东汉明、章诸帝，友爱子弟，虽各有国，幼者率留京师，训饬以礼。讫其世，诸王数十百，惟二人以恶败，自余餐和染教，皆为善良。此前事已验，惟陛下省察。’帝嘉纳。”《旧唐书》记在十七年，《唐会要》记在十六年。今从《旧唐书》。

二月二十八，敕阎立本画武德功臣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虞世南忝列其间。太宗自为赞，褚遂良题之。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贞观十七年，又使（阎）立本图太原幕府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自为赞，褚遂良题之。”参《唐会要》卷四五“功臣”：“十七年二月二十八，诏曰：‘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名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功臣，云台纪其迹。司徒赵国公无忌，……故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等二十四人，宜酌故实，宏兹令典，可并图画于凌烟阁，庶念功之怀，无谢于前载；旌贤之义，永贻于后昆”云。阎立本画像，图于凌烟阁，盖在二月二十八日下诏之后，褚遂良题记，当出同时。

四月初一，受诏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参与审判太子承乾谋反事。七日，谏阻唐太宗立魏王泰为太子，即日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

《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贞观十七年，齐王祐反于齐州。……会承乾亦外连齐王，系狱昂四，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别室，命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参鞫之，事皆验明。”同书本传：“十七年……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废，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遂良进曰：‘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即日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同书卷三《太宗下》：“（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废为庶人。……丙戌，立晋王为皇太子。”四月庚辰朔，丙戌，七日。

五月二日，褚遂良以雄雉飞集证明立太子之英明，唐太宗赞扬褚遂良之博识。寻授太子宾客。《旧唐书》本传：“时频有飞雉集于宫殿之内，太宗问群臣曰：‘是何祥也？’对曰：‘昔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者鸣于陈仓，雄者鸣于南阳。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为宝鸡。后汉光武得雄，遂起南阳而有四海。陛下旧封秦王，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唐太宗悦曰：‘立身之道，不可以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寻授太子宾客。”《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贞观）十七年，三月二日，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飞集东宫显德殿前，上问遂良是何祥也？遂良对曰：‘……’”三月二日，或出“五月二日”之讹。

闰六月，谏劝唐太宗信守薛延陀的请婚。不纳。

《旧唐书》本传：“时薛延陀遣使请婚，太宗许以女妻之，纳其财聘，既而不与。遂良上疏曰：臣闻信为国本，百姓所归。……”《新唐书》于此疏后讲明“不纳”。参《旧唐书》卷三《太宗下》：“闰月戊午，薛延陀遣其兄子突利设献马五万匹，牛驼一万，羊十万以请婚，许之。”本年，闰六月，戊申朔，戊午，十一日。其谏劝守信许婚，盖在中旬数日间。

七月，为唐太宗读《太宗实录》。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太宗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其御前读书，盖在同时，或稍后。

奉敕预修《隋书十志》，有《五行志序》。

《北史》卷一〇〇《序传》：“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按《隋书》末附有《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其记：“贞观三年，续诏秘书监魏徵修《隋史》，左仆射房乔总监。徵又奏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著作郎许敬宗撰《隋史》。徵总知其务，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序、论皆徵所作。凡成帝纪五、列传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诣阙上之。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于成志、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修《五行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参其注：“《五行志序》，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传未尝受诏撰述，疑只为一序，今故略其名氏。”及“《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皆（李）淳风独作”云。褚遂良预修《隋书十志》而仅撰《五行志序》一文，或奉敕而未能始终者也。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褚遂良四十九岁。

二月，两次劝阻太宗亲征高句丽，不从。

《旧唐书》本传：“时太宗欲亲征高句丽，顾谓群臣曰：‘高句丽莫离支贼弑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师吊伐，当乘机便，今因其弑虐，诛之甚易。’遂良对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手平寇乱。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陛下独断进讨，卒并诛夷。海内之人，徼外之国，畏威慑伏，为此举也。今陛下将兴师辽东，臣意荧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辽东，指期克捷，万一差跌，无以威示远方，若再发忿兵，则安危难测。’太宗深然之。兵部尚书李勣曰：‘近者延陀犯边，陛下必欲追击，此时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机会。若如圣策，延陀无一人生还，可五十年间疆场无事。’帝曰：‘诚如卿言，由魏徵误计耳。朕不欲以一计不当而尤之，后有良算，安肯矢谋。’由是从勣之言，经画渡辽之师。遂良以太宗锐意三韩，惧其遗悔，翌日上疏曰：‘……’太宗不纳。”参《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条下记：“二月，乙巳朔，（相里）玄奖（出使平壤）还，具言其状。……上欲自征高句丽，褚遂良上疏……己酉，上幸灵口。”己酉，五日。褚遂良之谏，盖在五日之前。《唐会要》卷二七记在贞观十九年正月。

三月间，谏十七道巡察缓遣使。

《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贞观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谏议大夫褚遂良谏曰：‘臣以为自去年九月不雨，经冬无雪。至今年二月下泽，麦苗如是小可，使人今出，正是农时，普天之下，不能无事。东州追掩，西郡呼集。兼复送迎使人，供拟饮食，道路遑遑，废于田种。使人今犹未发，时节如是小迟，望更过今夏，至来年正月初发遣。’”其既云“二月下泽”，“望更过今夏”，盖谏在三月间。

八月十一日，太宗与司徒长孙无忌论大臣，亟称：“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太宗曰：‘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戒。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因目无忌曰：‘……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太平广记》卷一六九引《唐会要》记在贞观五年；《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记在十八年“八月壬子”。今从《资治通鉴》。八月壬寅朔，壬子，十一日。

有疏请立高昌国。

《旧唐书》本传：“太宗既灭高昌，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蛮，谁不闻见？蠕动怀生，畏威慕德。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永世。”参《唐会要》卷九五“高昌”：“十四年四月八日，……平高昌国，……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徵谏曰：‘……’上不从，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其疏谏立高昌国者，在黄门侍郎任上。参其疏有“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云，时当在本年春初。

九月，以黄门侍郎参朝政。

《旧唐书》本传：“十八年，拜黄门侍郎，参综朝政。”参同书卷三《太宗下》：“九月，黄门侍郎褚遂良参与朝政。”又记：“秋八月……丁卯，散骑常侍清苑男刘泊，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中书侍郎马周并为中书令。”褚遂良迁黄门侍郎或始于刘泊、岑文本、马周、迁除同时。

二十五日，高句丽莫离支遣使贡金，谏之，从而不受。

《新唐书》本传：“高句丽莫离支遣使贡金，遂良曰：‘古者讨杀君之罪，不受其赂。鲁纳郜鼎太庙，《春秋》讥之。今莫离支所贡不臣之篚，不容受。’诏可，以其使属吏。”参《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条下记：九月“乙未，鸿胪奏：‘高句丽莫离支贡白金。’褚遂良曰：‘……’上从之。”九月辛未朔，乙未，二十五日。

谏皇弟供给少于诸王。

《唐会要》卷五四“门下侍郎”：“贞观十八年，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即日内外官人、诸王僚佐咸云陛下供给皇弟，顿少于亲王，大臣深知形迹不奏，私说窃语，殊非光益。……臣闻君施教令谓之风，人随上行谓之俗，陛下厚于诸弟，太子亦厚于诸弟，相承恩笃，岂不美哉！’伏愿陛下疑阙，短者因而赐之，所用补多，德音流布。”其称黄门侍郎，盖在参与朝政之后。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褚遂良五十岁。

二月十二日，从驾征辽。临行前受诏代帝慰问老父。父褚亮上表谢恩。

《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太宗幸辽东，亮子遂良为黄门侍郎，诏遂良谓亮说：‘昔年师旅卿未尝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俯仰岁月，且三十载，眷言及此，我劳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于朕耳。故遣陈离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陈谢。”参同书卷三《太宗下》：“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二月己亥朔，庚戌，十二日。亮上谢表，盖在其前。

有诗《春日侍宴望海应诏》。

《全唐诗补逸》卷一引《武林往哲遗著》褚遂良《春日侍宴望海应诏》：“从军渡蓬海，万里正苍茫。萦波回地轴，激浪上天横。夕云类鹏徙，春涛疑盖张。天昊静无际，金驾俨成行。戈船凌白日，鞭石秋虹梁。电举潮宗外，风驱韩貂乡。之罘初播雨，辽碣始分光。麾城湛□□，□□□□□。同文渐边服，入塞伫歌唱。”云，其“金驾俨成行”者，盖在征辽之初。

六月二十一日，应诏奉和，作诗为庆贺征辽之功。

《全唐诗补逸》卷一引《武林往哲遗著》褚遂良《辽东侍宴山夜临秋同赋临韵应诏》：“涿野轩皇陈，丹浦帝尧心。弯孤射封冢，解网纵前禽。凭高御爽节，流月扬清阴。雾匝长城险，云归渤澥深。翻鸿入层汉，落雁警遥岑。露条疏更响，凉蝉寂不吟。三韩初静乱，八桂始披襟。商飙泛轻武，仙润引衣簪。酒漾投川醁，歌传芳树音。边烽良永口，麾旆竦成林。”参《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贞观十九年）六月丙辰，师至安市城。丁巳，高句丽别将高延寿、高惠真帅兵十五万来援安市，以拒王师。李勣率兵奋击，上自高峰引军临之，高句丽大溃，杀获不可胜纪，延寿等以其众降，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刻石纪功焉。赐天下大酺二日。”六月丁酉朔，丁巳，二十一日，可谓临秋之日。其辽东侍宴，当在大酺之日。

八月，汴州立褚遂良行书唐太宗《帝京篇》。

赵明诚《金石录》卷三：“唐《帝京篇》，太宗御制，褚遂良行书，贞观十九年八月。”《金石录目》卷五七六亦云：“唐《帝京篇》，太宗御制，褚遂良行书，贞观十九年八月。”

咸阳立褚遂良正书于志宁《独孤延寿碑》。

《宝刻丛编》卷八引《金石录》：“《唐明州刺史独孤延寿碑》，唐于志宁撰，褚遂良正书。……碑以贞观十九年二月立。”查《金石录》，其目第五九五作“八月”，且记：“无书、撰人姓名。”《类编》亦记：“八月。”参独孤乘《大唐我府君故汉州刺史独孤公（炫）墓志铭》：“烈祖延寿，皇光禄、太常卿，泽、渝、湖三州刺史”（《千唐志斋藏志》七五九）云，“明州”乃“湖州”之讹。延寿或即其名，若是，盖河南洛阳人，湖州刺史为其终官。立石于八月。

十一月二十二日，诬谮侍中刘泊。

《旧唐书》卷七四《刘泊传》云：“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泊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泊、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泊泣曰：‘圣体患痈，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泊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尹）、霍（光）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泊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泊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泊自尽。泊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泊死，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怒之，并令属吏。……则天临朝，其子弘业上言泊被遂良谮而死，诏令复其官爵。”参《新唐书》卷二《太宗》：“十一月丙戌，次定州。”《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十一月丙戌，次定州。……壬辰，车驾发定州。”十一月乙丑朔，丙戌，二十二日；壬辰，二十八日。其诬谮盖在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间，以二十二后数日为尤近是。

刘泊（？—645），字思道，荆州江陵人。隋日官至黄门侍郎。入唐，初为南康州都督府长史。后官至侍中兼太子在座庶子。太宗征辽，留辅太子李治监国，为褚遂良所诬陷赐死。《新唐书》《旧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七四，《新唐书》卷九九。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褚遂良五十一岁。

正月十四日，受诏偕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旧唐书》卷三《太宗下》：“（二十年春正月）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参《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年条下记：“（正月）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其人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上令褚遂良类状以闻，是亲临决，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正月甲子朔。丁丑，十四日。

三月上旬，谏太子旬日一还官，与师傅讲道义。从之。

《旧唐书》本传：“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遂良复上疏曰：“……”参《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年条下记：“（三月）是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上乃置别院于寝殿侧，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请遣太子一还东宫，与师傅讲道义；从之。”三月癸亥朔，庚午乃八日。遂良之谏，或出其后，以中旬初日为是。闰三月初四，诏重修《晋书》，褚遂良偕房玄龄、许敬宗掌其事。

《唐会要》卷六三“修前史”：“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领袖史所更撰《晋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右）庶子许敬宗，掌其事。”褚遂良为中书令，在二十二年九月后，见下谱，是时为黄门侍郎。《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作中书侍郎，误。是中书令者，盖在上《晋书》时之结衔。

房玄龄以谴还第，褚遂良谏以为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玄龄尝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今数十年勋旧，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为非是……’”且系于监修《晋书》之后，二十一年之前。《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记在贞观末年。《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系于本年末。以褚遂良明年检校大理卿，寻丁父忧解职，是谏又结衔黄门侍郎，当以《旧唐书》为是，今从之。

加银青光禄大夫。

《旧唐书》本传：“二十年，……其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八月十一日，随太宗幸灵州次泾阳顿，奉命礼接铁勒回纥、拔野古等十一姓各朝贡使于县厅。《唐会要》卷九六“铁勒”：“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顿，铁勒回（鹘）纥、霸业股、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太宗……见其使至，甚悦，遣黄门侍郎褚遂良引于县厅，浮觞积□以礼之，夜分乃已。”《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记在八月庚午，即十一日。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褚遂良五十二岁。

以本官检校大理卿。十月因父亮卒，罢职服勤。亮赠太常卿，谥曰“康”，陪葬昭陵。

《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卒时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视朝一日，赠太常卿，陪葬昭陵，谥曰‘康’。”

《旧唐书》本传：“二十一年，以本官检校大理卿，寻丁父忧解。”《新唐书》卷二《太宗上》：“十月癸丑，褚遂良罢。”亮之卒，《褚亮碑》记：“二十一年□月一日景申，寝病而薨。”二十一年朔日无景（丙）申者，十月又无癸丑。若为九月癸丑，即三十日，其服勤罢职，盖出同时，亦不可延之久远。《新唐书》及碑当误，俟考。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褚遂良五十三岁。

二月，起复为黄门侍郎。九月二十一日，除中书令。

《旧唐书》本传：“二十一年，以本官检校大理卿，寻丁父忧解。明年，起复旧职，俄拜中书令。”参《旧唐书》卷三《太宗下》：“二月，前黄门侍郎褚遂良起复黄门侍郎。……九月己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九月己卯朔，己亥，二十一日。

议论忠鲠，群议然之。

《唐会要》卷四六“前代功臣”：“先是，有诏追录前代忠鲠子孙，周相州总管尉迟迥曾孙文礼诉言，迥忠于周室，为隋所诛。上遣议之。太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议，皆以迥死节于周，宜有甄录。褚遂良进曰：‘窃窥史籍，咸以敕君难为忠，不敕则为逆。春秋赵穿弒晋灵公，赵盾为正卿，不讨贼。太史书曰：赵盾弒其君。由此言之，尉迟迥受周重寄，既闻隋文作相，称兵邺下，南通于陈，北达突厥，顿兵六十余日，不赴国难，免其罪恶为幸，若谓之忠鲠，臣所深惑。’群议然之。”参遂良去年“丁父忧解”，本年起复为黄门侍郎，而唐置黄门侍郎“凡政之弛张，事之当夺，皆参议焉。”（《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上遣议之”，必在除中书令之前。

《旧唐书》卷七四《崔仁师传》：“二十二年，迁中书侍郎，参知政务。时仁师甚承恩遇，中书令褚遂良颇忌嫉之，会有伏阁上诉者，仁师不奏，太宗以仁师罔上，遂配龚州。会赦还。永徽初，起授简州刺史，寻卒，年六十余”。参同书卷三《太宗下》：“二十二年……二月，……中书侍郎崔仁师除名，配流连州。”一个是“龚州”，一个是“连州”，不知为何？

御馔，褚遂良参撰的《晋书》修成，凡一百三十卷。

《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右）庶子许敬宗掌其事。……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参《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传》：“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相国伊赞千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旧唐书》卷三《太宗下》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记载本年闰十二月癸未（初七日）。闰十二月初七日赐新撰《晋书》，表进全书，必在其前，又《新唐书》卷五八，《艺文二》：“《晋书》一百三十卷。房玄龄、褚遂良……修，而名为御馔。”房玄龄卒于七月癸卯，见《旧唐书·太宗下》。表进全书，盖在其死前。以褚遂良之称中书令推之，抑或在其九月任中书令之后。《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诏藏于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至二十年”当为“二十二年”。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褚遂良五十四岁。

五月二十六日，太宗之病日重，托孤于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诸人，并令遂良起草遗诏。有《唐太宗文皇帝哀册文》。

《旧唐书》本传：“二十三年，太宗寝疾，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又顾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仍命遂良草诏。”《资治通鉴》记在五月己巳，即太宗卒日。五月甲辰朔。己巳，二十六日。《类说》卷五四引《隋唐嘉话》：“褚遂良为，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唐太宗文皇帝哀册文》：“维贞观二十三年，岁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宫之含风殿，旋殡于太极之西阶。粤八月庚子，将迁坐于昭陵，礼也。”八月癸酉朔。庚子，二十八日，遂良之撰述，盖在其前。

六月初一，受河南县公。

《旧唐书》本传：“高宗即位，赐爵河南县公。”参《旧唐书》卷四《高宗上》：“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诏曰：‘……内外文武赐勋官一级。’”褚遂良受爵，盖在同时。昭陵立褚遂良正书，上官仪撰《裴艺碑》。

《金石目录》第六〇四：“《唐晋州刺史裴府君碑》，上官仪撰。正书，姓名残缺。贞观二十三年。”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九引《京兆金石录》：“唐上官仪撰，褚遂良书。”今从之。碑额正书“大唐晋州刺史顺义公碑铭”三行十二字。毕沅《关中金石录》卷二误以为“篆额”。碑主裴艺，《新唐书》《旧唐书》均无传。从碑中“曾祖定，……郡太守……河东郡□□太中大夫”等字样推知，其祖辈曾任郡守之职，碑中又有“授晋州总管”。裴艺曾任晋州总管，殁于国事，卒年四十七岁；从额题可知，裴艺死后，晋州刺史、顺义公、盖并为唐时所赠。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八记“上官仪正书”，盖误撰人为书者。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褚遂良五十五岁。

晋封郡公。十一月二十四日，因监察御史韦思谦劾其抑卖中书省翻译之地，出贬同州刺史。《旧唐书》本传：“永徽元年，晋封郡公。寻坐事出为同州刺史。”同书卷八八《韦思谦传》：“时中书令褚遂良贱市中书译人地，思谦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唐会要》卷六一“弹劾”：“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卖中书译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大理丞张山寿断，以遂良当征（铜）二十斤。少卿张叡册以为非当，估宜从轻。仁约奏曰：‘官市依估，私但两和耳。园宅及田，不存市肆，岂用应估？叡册曲凭估买，断为无罪，大理之职，岂可使斯人处之？’乃降遂良及叡册官。”《旧唐书》卷四《高宗上》记在：“十一月己未。”十一月丙申朔，己未，二十四日。《唐会要》“十月”，盖“十一月”之讹。韦思谦，郑州阳武人，本名仁约，字思谦，以音类武后父名而改称字。武后朝官至纳言。《新唐书》《旧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八八，《新唐书》卷一一六。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褚遂良五十六岁。

传说褚遂良贬同州的本年九月某夜，梦见司马迁之妾平原人隋清娱，并为之撰书铭事。

褚遂良《故汉太史司马迁公侍妾隋清娱墓志铭》：“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夜静坐于西厅，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迁之侍妾也，赵之平原人，姓隋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因迁周游名山，携妾于此。会迁有事去京，妾侨居于同。后迁故，妾亦忧伤寻故，瘞于长亭之西。天帝民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主其他，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铭之。”黄本骥《古志石华》卷五，收有是志，末云：“褚遂良撰文并书。”其有按：“此盖小说家因同州有褚书《圣教序记》，遂托此事，而好事者遂为撰志，用褚法书石以实之，其真伪无足深辨。然其书特工，传流已非一日。湘乡令胡君（钧）既摹《圣教序记》置于褚公祠，因并摹此志。”著录首见王肯堂《郁冈斋墨妙》，刻入《泼墨斋法书》《翰香馆法书》。

《全唐文》卷一四九收有《玉玺记》一文，亦归之于褚氏名下，然其文有称“太宗文武皇帝”，讹误立见。李世民号称“太宗文武圣皇帝”，时在咸亨五年（674）八月十五日，见《唐会要》卷一。此文盖出高宗朝后人所作。

陆增祥《金石祛伪》记有褚遂良赝品二通：《褚遂良造像》，有题“贞观二年四月五日褚遂良造”，系好事者所为；《蜀王祭酒萧胜墓志》，永徽二年（651）八月二十三日入窆，末署“刺史褚遂良”五字，为后人添加。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褚遂良五十七岁。

正月十一日，征还，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七月，兼太子宾客。

《旧唐书》本传：“三年，征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其月，又兼太子宾客。”参《旧唐书》卷四《高宗上》：“三年春正月……己巳，同州刺史、河南郡公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丁巳，立陈王为皇太子……乙丑，左仆射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右仆射张行成兼太子少傅，侍中高季辅兼太子少保，侍中宇文节兼太子詹事。”褚遂良兼太子宾客，当在东宫置设佐吏之后，或与太子三少同时。《旧唐书》“其月”，盖“七月”之误。正月己未朔，己巳，十一日。

奉诏偕太尉长孙无忌、弘文馆学士古纳律等二十四人刊定孔颖达《尚书正义》。有称古纳律“九经库”。

《新唐书》卷五七《艺文一》：“《尚书正义》二十卷。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奉诏撰。……太尉扬州都督长孙无忌……吏部尚书褚遂良、中书令柳奭、弘文馆学士古纳律、刘伯庄……等刊定。”参《旧唐书》卷四《高宗上》：“（永徽三年）三月辛巳，……中书侍郎刘奭为中书令。……（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尚书正义》乃《五经正义》之一，褚遂良等奉诏刊定，盖在本年三月刘奭任中书令后。

《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古纳律，魏州昌乐人。……淹识群书，褚遂良尝称为‘九经库’。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褚、谷交游，拟在刊定之前。

报复韦思谦，出贬清水令。

《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传》：“及遂良复用，思谦不得进，出为清水令。”

构诬御史大夫李乾佑，出为邢州刺史。

《旧唐书》卷八七《李昭德传》：“父乾佑，……擢拜御史大夫。乾佑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竟为遂良所构。永徽初，继为邢、魏等州刺史。”参崔仁功《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公（爽，字乾佑）墓志铭》：“诏授御史大夫。……君以天资刚直，权豪惧惮，中书令褚遂良贸易之间，交涉财贿，既挥霜简，因触时蠹，遂良出为同州。寻而缘隙兴嫌，厚成诬毁，君坐迁邢州刺史，孙除魏州。”李乾佑，盖韦思谦上司，弹劾褚遂良贱市人宅之支持者。

李乾佑（592—668），名爽，以字行。京兆长安人，武后相昭德之父。官至司刑太常伯。《新唐书》《旧唐书》有传，附见《旧唐书》卷八七，《新唐书》卷一一七《李昭德传》中。总章元年七月四日卒，年七十六。崔行功撰有墓志铭志之。

诬尚书左丞卢承庆，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寻又谮迁为简州司马。

《旧唐书》卷八一《卢承庆传》：“俄历雍州别驾，尚书左丞。永徽初，为褚遂良所构，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遂良俄又求索承庆在雍州旧事奏之，由是左迁简州司马。”卢氏为尚书左丞，唐置左丞“御史有纠劾不当，兼得弹之”（《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三》）。其为遂良所构，或亦出卢氏纠劾之支持者。

卢承庆（595—670），字子余，幽州范阳人。官至高宗相，《新唐书》《旧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八一，《新唐书》卷一〇六。赠幽州都督，谥曰“定”。

昭陵立褚遂良正书高宗撰《房玄龄碑》。

《金石目录》第七四二：“《唐房玄龄碑》，撰文姓名残缺，褚遂良正书。”参碑文其：“今上……仍特降旨，虚为制碑。”盖出高宗御撰。《金石萃编》卷五〇：“碑连额高一丈二尺九寸，广五尺。三十六行，中段磨泐。每行约八十一字，正书。额题‘大唐故左仆射上柱国太尉梁文昭公碑’十六字，篆书。”

《宝刻丛编》卷一引《访碑录》记齐州有“《房玄龄神道碑》，唐褚遂良书，在龙山镇”，或即昭陵碑之重立者。

碑主房玄龄（579—648），字乔，一作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望出清河。房彦谦之子，官至尚书左仆射、司空，封爵梁国公，为贞观良相，《新唐书》《旧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六六，《新唐书》卷九六。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二十四日卒。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褚遂良五十八岁。

二月，驸马都尉房遗爱伏诛，褚遂良因素与江夏王李道宗不协，谮言其交结于房遗爱。李宗道因之坐事，配流象州，卒于途中。

《旧唐书》卷六〇《宗室》：“江夏王道宗……（永徽）四年，房遗爱伏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上言道宗与遗爱交结，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旧唐书》卷四《高宗上》：“二月乙酉，遗爱、万彻、令武等并伏诛……戊子，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配流桂州……”《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记房遗爱伏诛在甲申日。二月癸未朔，乙酉，初三日；戊子，初六日；甲申，初二日。褚遂良之诬枉，盖在房遗爱伏诛前后几日间。

江夏王李道宗（600—653），字承范，李唐宗室，武德元年（618）封略阳郡公，贞观十二年（638）改封江夏王。官至特进。因褚遂良所谮，配流象州，未至州而卒。《新唐书》《旧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六〇，《新唐书》卷七八。《旧唐书》卷六〇称：“道宗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益地势凌人，宗室中惟道宗及河间王孝恭昆季最为当代所重。……史臣曰：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泊、吴王恪（无忌所陷）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九月二十五日，除尚书右仆射。

《旧唐书》本传：“四年，代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依旧知政事。”参《旧唐书》卷四《高宗下》：九月“甲戌，吏部尚书、河南郡公褚遂良为尚书右仆射，依旧知政事”。九月庚戌朔，甲戌，二十五日。

十二月十日，京兆慈恩寺立褚遂良正书唐太宗序、高宗记《雁塔圣教序》。

《金石萃编》卷四九：“《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文皇帝制，中书令臣褚遂良书。……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万文韶刻字。”序，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记，四年十二月十日，其书，盖在立石即十二月十日前。著录首见《金石目录》第六一八、六一九。

又有《同州圣教序》，龙朔三年六月立在同州。著录首见《金石目录》第六一五。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褚遂良五十九岁。

正月初三，谏昭陵侧寺不宜大于弘福寺，迟建亦无妨。

《唐会要》卷四八“寺”：“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侧置一寺，尚书右仆射褚遂良谏曰：‘……陛下昔尝语宏福寺僧云：我义活苍生，最为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准禅定寺则大弘福。寺自不可大于弘福。既有东道征役，此寺亦宜渐次修营，三二年得成，亦未为迟。’”

有请千牛不简嫡庶。

《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千牛”：“永徽元年，尚书左仆射褚遂良请千牛不简嫡庶，上表曰：‘……至如昨来检责粗人，公孙武达及崔仁师等儿，多是嫡子，故知善恶由乎积习，邪正宁限嫡庶，必然之理，不言可明。”参《旧唐书》卷七四《崔仁师传》：“（贞观）二十二年……时仁师甚承恩遇，中书令褚遂良颇嫉妒之。会有伏阁上诉者，仁师不奏，太宗以仁师罔上，遂配龚州。会赦还。永徽初，起授简州刺史，寻卒，年六十余。”且遂良四年始为仆射，其“左仆射”，乃“右仆射”之讹。“永徽元年”，乃“六年”之讹。

与长安令裴行俭友善，其前曾私议立后事，行俭以为国家之祸必自此始。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时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行俭以为国家忧患必从此始。与太尉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褚遂良私议其事，大理袁公瑜于昭仪母荣国夫人谮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立后事，《资治通鉴》系在本年八月。

裴行俭（619—682），字守约，绛州闻喜人。玄宗相光庭之父，官至金牙道大总管。赠幽州都督，谥曰“献”。《新唐书》《旧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八四，《新唐书》卷一〇八。以工书知名，《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称：“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行俭尝谓人曰：‘褚遂良非精良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惟余及虞世南耳。’”这一点论述与虞世南对褚遂良书法的论述是一致的。

九月初三，因谏阻立武则天为后，出贬潭州都督。

《隋唐嘉话》卷中：“高宗之将册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谋于赵公无忌、英公，将以死谏。赵公将先入，褚曰：‘太尉，国之元舅，脱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请先入。’褚曰：‘司空，国之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无汗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当不讳之时，躬奉遗诏，不效其愚忠，何以下见先帝？’”《新唐书》《旧唐书》不用，或其不合时宜。

《旧唐书》本传：“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及遂良以筹其事。……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佳儿佳妇，今以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遂良致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命引出。……翌日……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参同书卷四《高宗上》：“九月庚午，尚书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以谏立武昭仪，贬授潭州都督。”九月戊辰朔，庚午，初三日。“谏立”应为“谏阻立”之讹。《唐会要》卷五二“忠谏”记在“五年”，误。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褚遂良六十一岁。

二月，有《湘潭偶题诗》。

《全唐诗补逸》卷一引《槐庐丛书》之《金石录补》卷二二褚遂良《湘潭偶题诗》：“远山酉萃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游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槐庐丛书》之《金石录补》以为“贬潭州都督时所作”。陈继儒《佘山诗话》上记：“咸淳（1265—1274）中，邑令赵必穆于池（洗笔池）中得断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题诗》。”若是，盖在本年二月间。

五月初八，有《潭府帖》。

褚遂良《潭府帖》：“潭府下湿，不可多时，深益愦顇。……五月八日，舅遂良报薛八侍中前。”“侍中”，盖“侍郎”之误。薛八乃薛元超，秦府十八学士记室薛收之子。是帖著录首见《淳化阁帖》“历代名臣法帖第四”。黄伯恩《法帖刊误》卷上以为伪。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褚遂良六十二岁。

三月十六日，转桂州都督。八月十一日改爱州刺史。

《旧唐书》本传：“显庆二年，转桂州都督。未几，又贬为爱州刺史。”《资治通鉴》分别记载“三月甲辰”，“八月丁卯”。三月己丑朔，甲辰，十六日；八月丁巳朔，丁卯，十一日。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褚遂良六十三岁。

爱州任上，有表自明，不省。

《新唐书》本传：“显庆二年，徙桂州。未几，贬爱州刺史。遂良内忧祸，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废，岑文本、刘泊奏东宫不可少旷，宜遣璞王居之，臣引义固争。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龄、及臣定策立陛下。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哀大告，内外宁谧。臣力小任重，动贻伊戚，蝼蚁余齿，乞陛下哀怜。’帝昏懦，牵于武后，讫不省。岁余，卒，年；六十三。”参《资治通鉴》亦记上表在贬爱州之后。从“岁余，卒，年；六十三”当知此表作于显庆三年，褚遂良去世之年。也有人说是表当作于初贬桂州之际。重贬爱州，或因是表而益为武后所嫉妒。

卒于贬所，年六十三。殡于爱州日南郡北五里处，与二子一孙合葬。

《旧唐书》本传：“明年，卒于官，年六十三。”参《新唐书》本传：“岁余，卒。……安南观察使高骈表遂良客窆爱州。二男一孙祔焉。”《唐会要》卷四五“功臣”：“咸通九年正月五日，安南观察使高骈奏：爱州日南郡北五里，有故中书令河南元（文）忠公褚遂良墓，前都护崔耿，大中六年，因访丘坟，别立碑记云：显庆三年，殁于海上，殡于此地。二男一孙祔焉。”二男，即彦甫、彦冲。一孙，无考。

有子三人：彦甫、彦冲、彦季。彦甫为秘书郎，彦冲为城门郎，彦季未入仕。彦甫、彦冲随父流配爱州，三子彦季年幼得免。后二年，彦甫、彦冲被杀。弘道元年（683）二月，高宗卒后，彦季放还本郡。

《新唐书》卷七二〇，《宰相世系二下》：褚遂良有子三人：”彦甫、彦冲、彦季。彦甫，秘书郎；彦冲，城门郎；彦季，无职事。”参《元和姓纂》卷六“河南阳翟褚氏”条下记：“遂良，中书令，河南文忠公，生彦甫、彦冲、彦季。彦甫，秘书郎，生侨、休。彦冲，城门郎，生伦、俨。彦季，千牛将军，生如松，司农少卿。”《旧唐书》本传：“遂良卒后二岁余，许敬宗、李义府奏言长孙无忌所构逆谋，并遂良扇动，乃追削官爵，子孙配流放爱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遗诏放还本郡。”参《新唐书》本传：“后二岁，许敬宗、李义府奏长孙无忌逆谋皆遂良驱煽，乃削官爵，二子彦甫、彦冲流爱州，杀之。帝遗诏听其家北还。”

后四十七年，即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遗制褚遂良等子孙亲属皆赦之，咸令复业。

《旧唐书》本传：“神龙元年，则天遗制复遂良及韩瑗爵位。”参同书卷六《则天皇后》：“神龙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则天将大渐，遗制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其王、萧二家及褚遂良、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咸令复业。”十一月丁丑朔，壬寅，二十六日。

后九十年，即天宝六年（747）正月十二日，玄宗诏褚遂良配飨高宗庙。

《旧唐书》卷二六《礼仪六》：“天宝六载正月，诏：……太庙配飨功臣，……高宗室加褚遂良……”同书卷九《玄宗下》记在正月戊子。正月丁丑朔，戊子，十二日。

后一百三十年，即贞元五年（789）九月二十三日，德宗诏褚遂良图形于凌烟阁。德宗追赠太尉。文宗时，诏以遂良五世孙虔为临汝尉。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下》：“（贞元五年）九月壬戌，诏以褚遂良已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图形于凌烟阁，以继国初功臣之像。”九月庚子朔，壬戌，二十三日。《新唐书》本传：“德宗追赠太尉。文宗时，诏以遂良五世孙虔为临汝尉。”

后二百一十年，即咸通九年（868），归葬阳翟，谥曰“文忠”。孙加八品官。

参《新唐书》本传：“咸通九年，诏访其后护丧归葬阳翟云。”梁章钜《楹联三话》卷上：“严问樵云：‘杭之褚塘，有褚河南祠，土人以助圣庙呼之。’案公谥“文忠”，见《唐会要》。又《唐彦卿集》言，褚河南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归葬阳翟。其时以平徐肆赦，赐其孙八品官，扶护以归。盖“文忠”赐谥，亦在此时，而《新唐书》《旧唐书》不载，故后人莫考。”《唐会要》卷四五“功臣”：“咸通九年正月初五，安南观察使高骈奏：爱州日南郡北五里，有故中书令河南元（文）忠公褚遂良墓，前都护崔耿，大中六年，因访丘坟，别立碑记云：显庆三年，殁于海上，殡于此地。二男一孙祔焉。伏乞寻访苗裔，护丧归葬。从之。”褚遂良归葬，出自高骈之奏请，其奏上引《唐会要》记载正月初五，若是，其赐谥“文忠”，赐孙八品官者，及扶护归葬，盖在其后。《新唐书》卷七二《宰相世系二下》，“褚氏”条下记褚遂良有孙“松”，《元和姓纂》卷六：“河南阳翟褚氏”作“如松”，官至司农少卿。其孙加八品官，或即其人。无文集传世。

《全唐诗》卷三三记褚遂良有文集二十卷，后人亦有说《褚遂良集》二十卷。今查《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褚亮集》二十卷。”并无《褚遂良集》。参《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四》亦作“《褚亮集》二十卷”，也没有《褚遂良集》。《褚遂良集》二十卷疑《褚亮集》二十卷之误。

临习书法艺术，必须要注意两点：一为点画用笔，一为字形结构。前者为各个点与画的用笔方法，后者为各个文字点画的组合，因而点画用笔是基础。

1.基本点画和运笔方法

先讲一个钟繇训斥宋翼的故事。宋翼是钟繇的弟子。宋翼曾经作书（方正齐平稳之字），钟繇见后即训斥之，宋翼三年不敢见钟繇，乃潜心改变作风。每作一波（即平捺）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点画（即所有的笔画）常隐锋（藏锋）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同列阵之排云（虽有平但不是完全平的状态），每作一戈（斜钩）如同百钧之弩发（必须有力有势），每作一屈折如同钢钩，每作一牵如同万岁之古藤。这里所说的“三过折笔”，自古就称“三过法”，不只是捺的笔法，横、竖、点也必须经过起笔、行笔、落笔三个过程。宋翼得到这个启示后，发奋改变笔法，最终成为名家。所谓点画用意的妙用，就必须知道是其在书法艺术上起着奠基性作用。

下面具体谈一谈《阴帖》的点画用笔问题。

《阴帖》的点画，潇洒流动，对比强烈，方圆兼容，隶意可辨；运笔上除了常规方法外，多用侧锋取势，一波三折，常在率意中存有法度。现择要说明如下：

（1）《阴帖》中的点，圆满凝重，流落自然，尤其是侧点，更有“高峰坠石”之势。这不只说它的形态有立体感，而且运笔也有一种节奏感：凌空取势、爽然侧下、急速铺毫、轻捷收结。用富有弹性的运笔动作写出的点画，自然含蓄而有重量感。

（2）《阴帖》的横，短横取逆势较多，长横具有特色：一种是从右上落笔，大多承上笔而来，翻笔得势，取逆涩行笔，越勒越紧，收笔圆重有顿挫。此种横画，线条劲练挺拔，略带弧形，如“要”“听”。另一种是点笔着纸，顺笔而行，辅之提按起伏，线条柔润生动而带波折，如“圣”。当然也有较为平直的。

长横大多是字中的主笔，能反映一个字的精神面貌，这样顺逆互用，刚柔相济，字就有变化，神气也旺足了。

（3）《阴帖》中撇常带“掠”势，长撇尤为明显。“掠”不是纯弧形，而是上部稍直，中间以下轻快左扬，掠出部分，肥满厚重而又飘逸自然。古人把这种动作比作用梳篦掠发，下拽斜拉；或比作飞燕捕虫，俯冲横掠。

写长撇时，落笔后，笔锋稍稍提起，手腕随之内擫，顺势掠出；或取逆势下行，轻轻一压，用腕推出。

（4）《阴帖》中捺，一波三折，有明显的隶意，厚重而含蓄。一方面可体会其古雅的情调，同时也可窥见褚书的渊源所在。运笔时，直落轻提，下行铺毫，沉着，出锋靠腕肘拎起；切忌“甩指”逸出，以免轻薄。

（5）褚书的钩有宽、满、短、锐的特点，有人把它比作玫瑰花刺，十分形象。《阴帖》中的钩，写得随意，大多用侧锋取势，中锋收结。如直钩，右向横落笔后，再轻轻地往左推转，取得侧锋笔势，下行至预定位置，稍作停驻蓄势，用腕力朝左上方轻捷提起，即得锐满含蓄的钩画了。写好直钩的关键是在落笔取得侧势，立笔下行，钩趯时才能势到锋出；反之，若将笔毫平铺纸上，则很难顺利钩出。又如写浮鹅钩时，横落轻提，侧锋下行，圆转拐弯后适得中锋，最后借助腕部的运转，趁势向上趯出。其他戈钩、背抛钩等，若是取势得法，也大多能沉着痛快地钩出。

（6）《阴帖》中的左侧竖画和回锋撇的上端，常出现S形笔迹，这反映了褚书调锋铺毫的运笔特点。其实这种形迹在褚遂良之前早已有之，王羲之《兰亭序》中就不乏其例，只是褚书中出现得更多更明显罢了。用S形落笔方法，能使笔势连贯畅顺。说它连贯，是承上笔而来，故从右上落笔着纸，留下的痕迹实际上是放大了的牵丝。说它畅顺，是经过“锋回路转”的运行，笔锋恰好朝左下方自然逸去。此时或撇，则出锋中正；或挑，则钩锋锐满，即如回锋上行，也笔顺势畅。

但是这种写法，只是调锋手段，不可盲目追求，只能顺乎自然，切忌矫揉造作。

（7）《阴帖》的转折，大多圆转暗过，不留圭角，但顿挫仍然分明，略无浮滑气。这样更显得笔画圆润又有骨力内涵。

王羲之在卫夫人的《笔阵图》中题道：“夫欲书者，先于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平直相似，状若算子，上下方正，即是书。”仅得其点画，只不过是字形，还不能称之为书法。

中国书法艺术自古以来就先解释点画用笔，再解释字形结构。唐人重视楷法，有关结构方面所述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借欧阳询之名的《三十六法》和明代李淳的《大字结构八十四法》。两本书的目的在于从字的重心、偏旁、逊让比例来说明点画分布的原则。点画分布首先学习平正，再进一步摆脱平板，追求变化。所谓变化是指除俯仰、向背、分合、聚散、端正、欹斜之外，还有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相关联的部分。字的结构表现出来的精神、意态、韵致、神理如同见到其人本身一样被体现着。因此最高的书法艺术，其人的生命和所写的字一体化，反映着整个人的个性。

古人赞誉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极言其字体的端庄俊美。可见他的字除了点画圆熟流畅外，结构上也于自然中见匠心。《阴帖》大致是体现了褚书结构方、宽、巧的特点，而又有其自身的面貌，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结构宽绰，形疏气连：《阴帖》字体较方，多取横势，甚至还有长字短写的，故在视觉上给人以宽容大度之感。又笔画之间，部分之间俯仰呼应，配搭合度，所以气息贯串，疏而不散。

（2）笔画舒展，对比强烈：《阴帖》撇捺开张，捺脚厚重；横画错落，长画特长；时而纤巧时而旷达；疏密参差，波折起伏；轻重变化，相映成趣。

（3）隶情草意，似欹而正：《阴帖》笔势清晰，隶意可辨；欹侧俯仰而不失重心；寓巧于拙，饶有情趣。

3.临习注意事项

（1）褚书不只是外形妍美，更是风神高雅，学褚者应深入体察，才能形神兼得；绝不能片面追求俊美的外形而忽略了高雅的神韵，否则即便貌合却神离，甚至越走离褚越远。

（2）褚字笔法多变，中侧兼采，顺逆并用，所以能写出骨力洞达而又妩媚多姿的字来。故学褚应从运笔入手，参以结构，两者结合，才能形正气旺，不致纤弱疲软，流于肤浅。

（3）临习《阴帖》，作为学褚的入门。如前所述，具有诸多优点，但此书写得随意，笔势外露，尤其于起结处更为明显，如果在这些地方一味追求或夸大，必将导致浮滑而走反面。初学者尤当慎之。

（4）值得一提的是，潘伯鹰先生临写的《大字阴符经》，已下了一番去粗存精的功夫，甚得《阴帖》的神理，如能参照临习，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倪宽赞》点画的形态特点

综观该帖的点画，粗细变化很大，但自然交融。精细笔画如筋脉流转、铁丝萦结，形态妍美，流转回荡，取势却又收控有度，点画联系与字廓控制都不致偏于放肆，故而风韵丛生，气格清雅，萧散劲炼。有人评其“以筋取胜”，是很有道理的。

（1）撇笔往往收敛，细如游丝，而对应捺画则宽势作出，多富有隶意又控势有度，绝不过度放纵，长撇波动，出撇常振频迅疾完成，如“库”“奉”等。

（2）纵放的长横往往一波三折，锋势起伏较大，露锋起笔也均暗逆得势，收尾圆蕴，形态隽美，短横首尾也粗细变化，有仰卧、直冲，长短交错变化，精细笔致较多，都呈瘦硬面貌，收势亦不失法度。

（3）竖势稳健流畅，较长的竖势则中段提势，显示流美中蕴严谨，为欧体风韵之余绪，竖笔多内擫，少外拓。

（4）点势的变化，无论是承上启下的，还是多点关联，纵横牵带的都以映带呼应态势作出，并运笔起落，走势清晰，笔意分明，形态是点势圆润，小点细琢如细珠露滴；大一点的亦饱满温润，显现出运笔功底扎实。

（5）折势多以内擫紧收势态调锋转势，对于该帖的流丽风姿起到了遏止流散，防止妖艳化，并收控于温雅含蓄格局之内的调节作用。

（6）钩势尤显形态特色，往往以啄势造就，出钩较小，除右耳旁之钩有纵笔大势外，均以逆势筑锋而出，有的甚至只见钩意，不见钩出，是其钩法所常产生的实际形态，却显出俊逸内美特色，耐人赏悦，观照“虏”“蒲”“东”“桑”等字，即可领略个中风味。

2.《倪宽赞》的结构与章法气韵特点

《倪宽赞》由于其“外拓取姿”，却又“中擫有法”即屈曲回荡，取姿变化，并运笔控势有度，紧凑结体，笔势酣畅，造就了玉貌锦衣的风采，透出闲逸清雅、风流绰约的神韵。审视全篇，可以看到纵横交构，较为整肃，点势散落却收控于严谨的字廓之内，放纵之笔绝不在字形格局上过度夸张，点画虽有回曲，粗细夸张，却连势谨慎，尤其折竖与竖钩笔皆以内擫向心收敛之，往往恰当地形成对严整字廓的勾勒成形作用，造就构架造型的严谨，这些也正兼有欧、虞踪影。部首偏旁比例适当揖让互补，变化开合，均是既活跃变化形态神韵，又顾及全字形势。点画的分间布白，位置经营，黑白的视觉分割当属均衡平正一路，没有反差强烈、奇肆怪异的现象。这些都是临习与赏阅中应该把握的。

在章法布局上较为齐整，隐约可见格线规划，然而这种格线丝毫没有影响作者驰骋的运笔走势。由于是横卷形式，上下幅度完全在腕、肘、臂的悬、转、挥运最佳控制之内，故而有利于全篇一气呵成，造就气贯始终、畅达回荡、天衣无缝，脉络搏动清晰的韵律。全篇起初较为舒缓，节奏平和，起伏从容有序，渐至中段起旋律加快，以至运笔越发心手畅达，节律急速，神韵气势越发焕然弥漫而进入化境，犹如一曲旋律起初流转委婉，进而清亮回荡，接着推向激越跌宕的高潮。这看似笔法笔势之技，实质正是在精通笔法前提下，如唐孙过庭《书谱》所说的“五合”，才能达到的艺术境界（即通常所说的心境、情感、时令、笔墨纸砚以及创作状态、灵感等高度融合，形成最佳创作状态所造就的艺术结晶）。因此在褚遂良书法形成之际，除褚遂良之外别人是很难造就此杰作的。

以上分析可体验到该帖通篇交织缜密、灵气流动的总体章法和气韵特色。

（1）点画。技法：逆锋向左上角起笔，折笔向右作顿，围转向右下行，略驻，稍提笔向左上方回锋，略驻，向左出锋。提示：侧锋峻落，铺毫行笔，势足收锋。

（2）横画。技法：折起，衄落成点，提走，力行，住、挫、顿，向右下作围，向左回锋提收。提示：逆锋落纸，缓去疾回，不可顺锋平过。

（3）竖画。技法：垂露竖，折锋向右，衄落成点，顿笔转锋，向下力行，顿笔向左上或向右上围收，微呈露珠状即可。悬针竖。向下力行后缓缓上提收锋，呈针点状。提示：作竖画时要直中有曲势，不应僵直无力，呆板无神。

（4）撇画。技法：逆锋向左上角起笔，折笔向右下作顿，转锋向左下力行撇出，末锋逐渐提笔送出。提示：起笔要用直画，出锋劲力，笔要送到。如一往不收，则易犯飘荡不稳之病。

（5）捺画。技法：逆锋起笔，轻转向右下徐行，笔毫开展至下半截，略带卷起意，至捺出处稍驻，再提笔捺出，捺脚宜稍长。提示：作捺笔时要逆锋轻入，折锋铺毫缓行，力顿出锋，重在含蓄。

（6）竖钩。技法：起笔同竖法，顿笔转锋向下力行，至钩处，轻顿作围，转笔向上，稍驻蓄势，向左提趯。提示：驻锋提笔，突然趯起或顺势送出，力集于笔尖方可。

（7）挑画。技法：逆锋提笔，折笔向下，顿笔，然后提笔向右上角趯锋。提示：要仰笔提锋，用力于发笔，得力在画末。

（8）折画。技法：起笔同横画，行笔至转折处稍驻，笔向上微昂顿笔，提笔向下力行。提示：注意折处棱角，顿笔适当，避免右角太出。

（1）独体字。它指没有偏旁依靠或其他部件构成，而是以基本笔画组成的字。书写独体字时要掌握重要笔画的位置，使重心平稳，笔画分布均匀。如“来”字，中竖不偏不倚，平衡左右分量；“生”字的笔画间隔排比，疏密匀称。

（2）左右结构。它指由左右两部分组成的合体字。书写时应按字体各部所占位置，确定其比例。结构形式可分左右相等、左宽右窄、左窄右宽。如“独”字，左窄右宽结构，窄部位之比例大致占三分之一；“秋”字左右结构相等，位置比例各占二分之一。

（3）左中右结构。它指由左中右三个部分横向排列组成的字。书写时应按各部所占位置，确定其比例。结构形式可分左中右相等、左窄中右宽、左中窄右宽、左中宽右窄。如“渤”字，左窄中右宽，窄部位置比例大致占五分之一，中右各占五分之二；“術”左中右相等，位置比例大致各占三分之一。

（4）上下结构。它指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的字。书写时应按字体上下、高矮、宽窄位置，确定相应的比例，力求做到“上称下载”。结构形式可分上下相等、上窄下宽、上宽下窄、上短下长、下短上长。如“昆”字，上下相等结构，位置比例大致各占二分之一；“崇”字上小下大结构，位置比例上部占三分之一，下部占三分之二。

（5）上中下结构。它指由上中下纵向排列组成的字。书写时注意每一部分要写得扁些，以避免字显得太长。上中下结构三部分所占比例因字而异，灵活掌握，要疏密均称。如“慕”字，是上中下结构，上窄中下宽，窄部位置比例大致占五分之一；“霊”字中窄上下宽，中间窄部位置比例大致占五分之一。

（6）包围结构。它可分为两面包围、三面包围及全包围等几种形式。书写时要注意外框与内涵部分的关系，外框应平整饱满，内涵部分要匀称，重心摆稳。如“巨”字，三面包围，左包围；“固”字，四面包围，全包围。

《雁塔圣教序》的基本点画、笔法在表现时有着相当丰富的变化，因此给人变化莫测的感觉。同一种点画，呈现出不相同的面貌。例如，横画或仰或俯，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或直或曲，互不雷同。横画起笔有方有圆，有折锋、裹锋或搭锋，下笔的切角也没有一定的方向，长横画的中段行笔往往稍快也较细，收笔也是方圆皆可，笔画具有明显的弧度。此碑用笔方圆兼备，笔画纤细而劲健，其波捺的强调与欧阳询有所不同，有明显的隶书笔意。这正是后来颜真卿、柳公权捺画的先导。褚字笔画极具特色，即横直画大多有明显的态势变化。竖画的姿态以背势为主，这是王字的特点，但比王字更妩媚。如“门”字的右竖先往右，再往左，再往右，再往左，呈“S”形的细腻的曲线变化。这种写法虽源于他的老师虞世南，但褚字更显得婀娜多姿。这也是褚字韵味之所在。故唐代张怀瓘称其为：“美人婵娟，似不胜乎罗绮，增华绰约，甚有余态，欧虞谢之。”褚字笔画含金之柔，文具玉之刚，虽疏瘦绵柔而绝不软弱无力，其钩剔之处劲利如箭镞，其圆转柔韧之处似钢丝，体势生动多变，富有动感。

下面是《雁塔圣教序》具体笔画写法：

（1）横画：笔朝左下藏锋入笔，折向右下轻按，并向左轻轻推挤后向右行笔，渐行渐轻，最后再向右下轻按，回锋收笔。

（2）垂露竖：笔朝左上方藏锋入笔，折向右下轻按，并向上轻轻推挤后向下行笔，中段行笔较轻，收笔时先稍向左下方轻按，再将笔转至右下回锋。与横竖笔法相同，唯运笔的方向不同。

（3）悬针竖：起笔同垂露竖，收笔时不须回锋，直接向下出锋收笔。

（4）长撇：起笔后，行笔先向下再往左下，先轻后重，出锋收笔。重点在于中段开始需较丰腴舒展。

（5）短撇：起笔后向左下方行笔，渐行渐轻，出锋收笔。

（6）斜捺：起笔后先向右行笔一小段，再向右下渐渐加压行笔，至末端先停笔后，再向右方慢慢出锋提收。

（7）平捺：运笔方向如斜捺，唯收笔较重些，中段斜度较小。

（8）挑：和撇正好方向相反，起笔后向右上方行笔，渐行渐轻，出锋收笔。

（9）右点：笔朝左上方藏锋入笔，圆势向右下方轻按后，向左上提收。

（10）竖点：起笔同右点，往下行笔一小段后，即刻回锋收笔。

（11）竖钩：运笔方式如垂露竖，完成后笔锋向左或左上轻轻挑出，不可太长。

（12）搭锋竖：随着上一笔的映带，顺势落笔，再完成竖画，搭锋处形如新月。

（13）横折：就是一横加上一竖，横折转折处要提笔再压，以转换笔锋方向。

（14）竖横：起笔同竖画，转折处直接将笔锋向右，如“七”字，或提笔换锋后再向右行笔，如“出”“仙”。

（15）竖挑：起笔同竖画，转折处提笔换锋后再挑向右上方，出锋收笔。

（16）长点：写法同右点，唯笔向右下方轻按时，需拉长点的长度后再收笔。

（17）左右点：先完成左点后，再将笔势运到右点，以左右相互呼应，右点若有出锋，亦应先完成点后，再从点中出锋。

（18）上下点：先完成上点后，从点中出锋，笔势接连写下点，完成后即可，或点中带笔出锋，或上挑。

（19）三点水：三点一体，笔断意连，映带而成，注意三点起收笔的连贯性，需互相呼应。

（20）烈火点：横向四点，自左而右，从第一点起出锋，顺势往下一笔带，最后一点稍大些。

（21）竖横钩：起笔后，先竖再转横，转折处稍细，笔至横画末端，稍停后往上出锋提收。

（22）左弧钩：起笔后向右下弧线行笔，中段稍细，到定位后稍停，再往上出锋提收。

（23）右弧钩：写法同竖钩，唯竖画稍弯曲，行笔需逐渐加压。

（24）横左弧钩：先写横画后，再提笔换锋完成左弧钩。

（25）横撇：先写横画，至末端提笔再压，蓄势向左下出锋提收。

（26）下弧钩：轻轻起笔向下弧线行笔，渐行渐按，最后稍停，向上出锋收笔。

（27）横竖钩：先写横后，再提笔换锋完成竖钩。

（28）横撇钩：横画完成后，再提笔换锋往下偏左行笔钩出。

下面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与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基本笔画写法比较：

（1）点的写法。点分为侧点、挑点、竖点、垂点和撇点五种。

侧点：欧字的点是顺锋向下行笔，稍顿转锋向左上，提笔回锋收笔；褚字的点直下起笔铺毫，再提笔回锋收笔，顿笔比欧体轻，收笔略快，显得轻松。

挑点：欧字先藏锋起笔，向右下略顿再转锋向右上挑出，写得应比褚字凝重；褚字的挑点落笔轻，落笔后略按，提笔后向右上方挑出，速度比欧体略快，应写得比欧体轻松。

竖点：欧字的竖点藏锋逆入向右顿笔，转锋向下回锋收笔；褚字的竖点是尖锋入纸，重按笔后迅速收笔，出锋较尖，这是与欧字有区别的。

垂点：欧字顺着笔锋下行，转锋向左上，提笔处转锋向右上，提笔处圆中带方，有方劲感；褚字的垂点与欧字的垂点有相同处，褚字写得轻松活泼一点，落笔快，收笔也快，有的垂点还带有曲弧。当然还有些垂点，褚字用了短撇，这在欧字中是没有的。

撇点：欧字的撇点为逆入向右下略顿后，再向左下提笔出锋；褚字的撇点“劳”“舜”“寂”“帝”“空”字中的垂点都采用了撇点的写法。

（2）横的写法。欧字是逆锋起笔，直下或斜下，原地笔锋提起，引笔锋向右行，由顿到提，由提到顿，再顿笔挫下，然后向左回锋收笔；与褚字的区别，褚字细挺，欧字厚重，褚字的横画逆锋起笔，然后向下轻，原地提笔要快，笔锋在纸面不像欧字接触面大，因此要写得细挺，回锋收笔略顿，应写得细挺有力并饱满，富有弹性。

横分为凹横、左重横右重横（短横）两种。

凹横：欧字的凹横露锋起笔，中锋右行，锋毫朝下，上凹下弯；褚字的凹横用笔方法同欧，但提按程度有别，欧体略重，褚体略轻。

左重横右重横（短横）：欧字的左重横起笔藏锋逆入而重，行笔渐提出锋，右重横起笔露锋顺入而轻，行笔渐重，回锋收笔；褚字的短横起笔有尖、圆、方三类，顺锋入纸末端，不作回锋状，自然随意，短横一般为次笔，收笔不可过于强调，不能喧宾夺主，影响主笔。

（3）竖的写法。欧体的竖逆锋向上，落笔后在原地提起向下行笔，由按到提，由提到按，至尽头处，回锋向上收笔。竖分为垂露和悬针。垂露指回锋向上收笔，像露珠下垂状；悬针指收笔时提笔露锋，似针悬空中。此竖看上去没有褚字挺拔，但内含千钧之力，仅是笔力表现形式不同。

短曲竖、腰细竖：欧体的短曲竖顺入起笔，向右下行，不要太快，逐渐提笔；腰细竖起笔，收笔同垂露竖，只是中锋行笔略轻提变细。

短竖：褚字的短竖，起笔可分两种：一为顺入顿收，一为重按轻出，变化多端，切忌死搬硬套。短竖一般为次笔，其收笔往往草率，不像欧字那样强调。

左弧竖、右弧竖：欧字左弧竖与右弧竖是藏锋逆入，行笔中根据字的结构需要可向左或右稍微弧弯，使竖画具有向背之势；褚字的左弧竖与右弧竖多数向左稍微弧弯，具有相向之势，而欧体的左弧竖与褚体恰恰相反，但有些字具有向背之势。

（4）撇的写法。欧体的撇用笔，逆锋先左上折，顿笔后，回转笔锋向左下方撇出，到尽头处，回锋收笔；褚字的撇汲取了汉代隶书笔画的长处，多用逆势起笔，重按轻提出锋，这种写法在欧体中是没有的。当然，褚字的撇与欧体的撇也有相同的地方，不过褚字写得比欧字轻松潇洒一些。

撇分为兰叶撇（弧撇）、平撇与短撇、回锋撇、直撇四种。

兰叶撇：欧字的兰叶撇是顺着上一笔尖锋入纸，下行至撇中段略用力，顺弧势渐提出锋，形如兰叶；褚字的兰叶撇用笔方法同欧，但写得比较轻松、细挺，出锋要快。

平撇、短撇：欧字的平撇逆锋向左上，折锋向右稍顿按，再向左撇出，平而有力；短撇用笔同平撇，撇的方向往左下，运笔可用侧锋；褚字不像欧字有平撇，它多采用短斜撇，多数是落笔后，马上折锋起笔向左迅速有力撇出，撇画出锋尖厉处，要做到笔笔送到，不可率然直出而成鼠尾病笔，有些字的短撇往往是钝笔收锋。

回锋撇：欧字的回锋撇主要在出锋时驻笔向左上方回锋呈角状，有隶意；褚字的回锋撇书写速度比欧体快，讲究一个力度。

直撇：欧字的直撇先以中锋入笔，就像写竖画的起笔一样，然后顺势慢慢地向下撇出；褚字的直撇需注意不可收笔过尖或有较明显的偏锋。它的提按、粗细及速度的变化极为丰富。

（5）捺的写法。捺分为斜捺、短捺和反捺、平捺三种。

斜捺：欧体的斜捺是顺势起笔向右下徐行，渐用力顿笔，向右出锋成捺，出锋应有力迅速，做到力到笔尖，不能拖笔而行；褚字的斜捺起笔轻入重按，一波即成，偶作弯曲之态，活泼轻盈，楷中寓行，有回锋轻收与出锋之分。

短捺、反捺：欧字的短捺用笔与斜捺相同，行笔由轻变重，短而有力，反捺要向右，边行边捺，呈弧状后向左上收笔，下端斜平；褚字的短捺与欧字相同，有正反之分，起笔方法与斜捺基本一致，但形态却各不相同，粗细长短亦变化多端。

平捺：欧字的平捺逆锋起笔，呈方头状，再往右平向行笔，顿按有力，捺脚尖圆；褚字的平捺在不同字中有不同的写法，笔画的起收无固定格式，但要注意其形态、轻重以及起伏变化。

（6）折的写法。折分为横折、竖折、横折撇、斜折、撇折五种。

横折：欧字的横折顺锋起笔，渐用力至折处稍驻，调锋下行，折转处内方，最后回锋收笔；褚字的横折，横画起笔轻入，到末端稍提轻顿，再提笔转为中锋，完成竖的写法。此笔与欧体相同，不同处是要写得轻松一些，要提笔轻按。有个别字在转折处采用转锋，显得活泼。

竖折：欧字的竖折先竖，中锋缓行，逐渐暗转向右，不必用力顿按；褚字的竖折在转折处将竖的末尾轻收笔后，立即暗转向横，没有欧字的转折明显，有时是断而再起。

横折撇：欧字的横折撇顺锋向右，转锋折笔向左下，出锋要尖有力（撇较短）；褚字的横折撇基本写法同欧字，但褚字在转折处有时提笔后落笔很轻，不显示折，有时候横画被转笔代替，显得轻松简单，有时撇画是回锋收笔。

斜折：欧字的斜折是由短撇与反捺组成，先斜撇，边行边提，至折处调锋作反捺。褚字斜折的用笔方法与欧字基本相同。

撇折：欧字的撇折是撇和提的组合，侧锋重顿顺势而下，轻提重按，向右上渐提收笔；褚字的撇折轻顿顺势而下，在出锋处接下再轻顿，而顺势提笔向右上方出锋。

（7）挑的写法。欧字的挑从左下行笔，折锋向下顿笔，转锋后轻快出锋；褚字的挑运笔时要注意切笔，直下后要有提笔的动作，不然会出现偏锋病笔。同时要笔笔送到，不可一挑即出。

（8）钩的写法。欧字的钩按竖的写法行笔到钩处，原地提起，向左前方用力平推而出，做到力到锋尖；褚字的钩也是按竖的写法至末端时收笔聚锋，轻回，按笔迅速向左挑笔出锋。钩的用笔需稳健、干净、利落。褚字出钩多短促有力，需按笔深，提笔快。

钩分为平钩、斜钩、心钩、竖弯钩四种。

平钩：欧字的平钩略弧至钩处，顺势折锋向左前方钩出，力求重心平稳，钩脚要平；褚字的平钩多数具有隶书的钩法，同时还有些弧度的变化。

斜钩：欧字的斜钩向右下斜直行笔，至末原地提起，向右上方推出，钩脚向上；褚字的斜钩写得轻松随意，不像欧字那样露锋落笔，行笔轻提，速度较快，求一个力度，到底即提笔顺势推出。

心钩：欧字的心钩顺锋落笔，向右下弧弯至钩处稍驻，顺势向左上内钩；褚字的心钩没有欧字平，有一定斜度，笔锋提高，写得细挺，钩也写得略长。

竖弯钩：欧字的竖弯钩先写竖，由顿到提，略带斜势（向左）再转锋向右行，在行笔过程中边行边按至钩处，向右上出钩，不宜拖得太长；褚字的竖弯钩的圆转处需注意，不可呈直角，起笔、行笔多用中锋，也要注意它的形态变化。

《雁塔圣教序》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在于字体的动态，以及似欹还正的结构之美。若以欧字《九成宫醴泉铭》来相比较，更可能看出其字形姿态已跳出初唐楷书的制式结构，在字体的粗细、倾斜度、曲线、正斜的表现上，均没有固定的法则可循，而是随心所欲，成竹在胸的自在取势，有成熟书家的雍容柔美及刚劲的笔力，相信是褚遂良穷其一生之力达成的。

此碑结体紧密，中宫收紧，然而紧而不板、密而不闷。其横、竖画以及撇捺的长舒，向四方散的趋势，显得极为舒展大方。而中宫虽紧结，然由于笔画的瘦硬劲挺，故又显得极为松灵而不板实。再加上每个字重心的或前俯后仰，或上提下移，又增加了动态的美感，犹如舞蹈动作的变异一般显得格外的清俊飘逸。此碑的章法也与其笔画、结字的风格协调一致，它是以学问的疏秀明朗来表现一种仙逸之气的。这种艺术的形式美，恰恰与内容的佛学空灵语融为一体，而相得益彰。

此碑的字体重心及中心都不固定，却飘逸得隐若泰山，如“昔”“者”“慈”“梦”“常”字的上左下右排列，上半部和下半部的中心线均非在同一直线上，笔画虽错落，但字的动态却是明显的。《雁塔圣教序》其行笔快慢的变化远大于魏碑、欧、虞等楷书，像褚字中常出现的带笔或搭锋，即是行笔相对较快的情形，而起、收笔的逆锋造势，则需略有驻笔的动作才能完成。因此，临习褚字，运笔的节奏需长时间去磨炼、体会，才能确实掌握，但是只要肯持之以恒地去仔细推敲，定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下面把该碑的字形结构分十一种方法来进行讲解：

（1）间隔平均法：“三”“川”“形”“后”“无”“训”的横画与横画之间、竖画与竖画之间、点画与点画之间、斜画与斜画之间的间隔大约相等。

（2）向背俯仰法：“二”“言”的短横，笔势稍微上仰，长横笔势下俯。“性”的左右两竖，笔势相向。“非”的左右两竖，笔势相背。“力”的左右斜画，笔势相背。“物”的左右外围，笔势相向。

（3）外形法：每个字都有不同的外形，如“月”“自”是瘦长型，“四”“西”是宽扁形，“国”“同”是长方形，“田”是正方形，“上”是正三角形，“下”是倒三角形，“天”“百”是梯形，“夕”是斜形。

（4）中心法：“十”的竖画偏右。“中”中间竖画偏右。“至”的中间竖画位置要在中心线上。“者”下面的“日”字偏右。“常”下面的“巾”字偏右。“玄”的上横长而笔势下俯。“五”的下横长而笔势下俯。“文”字最后两笔的交叉点，要和上面的点画在同一垂直线上。“天”的最后一笔，要在第二、三笔交叉点的左上方下笔。“斯”左高右低。“明”字上面齐平。“细”字下面齐平。

（5）左右关系：“邦”字上面齐平，左右同宽。“地”字下面齐平，左窄右宽。“时”字左短右长，左窄右宽。“弘”字左长右短，左右同宽。“往”字左右等长，左宽右窄。“对”字左右等长，左宽右窄。“劫”字左右同宽，左高右低。“瞻”字左边的“目”要往上缩，让长撇伸展。“林”字左小右大，左低右高。“抑”字左右长，中间短，左高右低。“徽”字左右窄，中间宽，“系”字稍大。“凝”字左、中、右三个宽度不同，最后一笔要伸长。

（6）上下关系：“宗”“宙”的“宀”部要宽，盖住下面的笔画。“金”“令”的第一、二笔向左下及右方展开，盖住下面的笔画。“忍”“思”的“心”部要偏右。“罪”字上短下长，上宽下窄。“云”字上下均分，上宽下窄。“晨”字上短下长，上窄下宽。“要”字上下均分，上窄下宽。“莫”字上、中、下三部分均分，“曰”字稍大。“灵”字上、中、下三部分不等长，中间要紧密。

（7）变化法：“癸”“次”的最后一笔，原为捺笔，变为长点。“及”“爰”的左撇要斜直，右撇弯而圆。“孤”字右下部分的笔画，简化为三点。“晨”字的中间，两短横之间的短撇，是带笔现象。“幼”的第三笔原为圆点，变为长撇。“德”字“心”的上面省略一横。“坤”字的右下方增加了一点。“拔”字右半部分的“犮”，省写为“文”。“学”字上面中间的“爻”，改写为“与”。“得”字左侧的写法是由“彳”变化而来。

（8）接笔法：“口”的下横要超过第二笔的收笔。“日”字第二笔的直画要长过下横。“大”的捺笔，要在第一、二笔交叉点的左上方下笔。“木”字的捺笔，要在撇画直笔的下方下笔。“当”的第三笔，要朝着第四笔起笔的位置撇出。“蠢”字第五笔的起笔，要对着第二、四笔交叉点的左上方，向右下伸展。

（9）渐增法：“月”“而”“阳”“仰”“无”“慈”的横画和横画、竖画和竖画、斜画和斜画、点画和点画之间的间隔渐增渐大。

（10）轻重法：“乎”“也”“人”的最后一笔，笔画最长，是字的重心，要写得粗而有力，其余的笔画要轻。

（11）脉络法：“之”“分”“以”的点画之间的线条虽断，但每一点画之间的笔势仍然相连。

3.临习注意事项

《雁塔圣教序》是瘦硬通神之作，其纤细的点画既瘦劲飘逸，又浑穆圆润。而难点就在于圆润，要达到此效果，则要求笔力入木三分，点画筋肉齐备，书写流丽洒脱，这不是初学者一上来就能达到的。因此，我们不妨如褚遂良的书法历程一样，经历一个由粗到细的过程，即可先将点画写得粗壮一些，力求中锋行笔，使线条饱满，字形丰润，待有笔力之后再逐渐收敛，使线条细挺、圆浑，以避免纤弱浅薄之弊。

（2）间习汉《礼器碑》

《雁塔圣教序》从笔法到结体，都保留了明显的隶书痕迹，如作品中的部分横、撇、捺等笔画，都有明显的隶书写法。宋苏东坡评褚书“清远肃散，微杂隶体”，现代沈尹默经多年研习褚书后，认为《雁塔圣教序》主要得力于《礼器碑》。因此，适当地参临《礼器碑》，对学好《雁塔圣教序》是有很大帮助的。

（3）书写速度不宜太快

《雁塔圣教序》的书写速度不是很慢，这从字帖上很容易看出，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书写速度却只能由慢入手，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褚遂良那样的功力，而褚遂良也是经过了由慢到快的一个过程，才达到这种境界。如果我们没有很强的笔力和对毛笔的控制力，那么写出来的点画就会显得轻佻流俗，从而离褚体越来越远。

除了上述三点，我们在临习时还可参看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和《倪宽赞》。由于它们是墨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笔的运行轨迹，以帮助我们对刻本《雁塔圣教序》在点画用笔、笔势呼应、整体气韵等方面的理解和把握，使得临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