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州圣教序》又名《三藏圣教序并记》。楷书，29行，行58字，414厘米×113厘米。唐太宗李世民撰序，唐高宗李治撰记。唐龙朔三年（663）六月刻立。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一九七四年移入西安碑林。《雁塔圣教序》分两石刻，此则共刊一石。螭首四方座，座四周浮雕力士等人物，形象生动。额篆“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后题有“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倅厅”11字，当是后人所补。此《序》碑和《记》碑合刻一石，碑末题识两行：一行是“龙朔三年岁次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己建”，一行是“大唐褚遂良书于倅厅”。著录首见《金石录目》。

此碑所传无可信宋拓本。最旧拓本要数明拓，有题签“明拓同州本圣教序记，丙辰之春蓝钰题首”，钤“惜阴堂记”“石乐门人”“饮冰室藏”印，为梁启超藏本，后有梁启超跋一则。此拓本凡26开，每半开4行，25.5厘米×13.2厘米，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褚遂良逝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此碑为龙朔三年（663）刻，这时他已去世五年，所以，此碑是否为褚书，尚有争议。有两种意见可供参考：一说是此碑为褚遂良的另一个写本，是他逝世后别人刻上的；另一种意见是说后人仿《雁塔圣教序》摹刻于同州。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至龙朔三年，则遂良之亡已五年矣，恐是后人追刻。”说“追刻”，也并未否认褚书。又有人认为是《雁塔》的翻刻，但也有疑点不好解释。欧阳辅说：“《记》中‘能’字、‘显’字、‘鹫’字皆小于《塔本》，而‘伽维’‘伽’字作‘迦’，亦与《塔》字异，又似非《塔本》翻刻，或为临本，亦未可知。”那么，《同州》与《雁塔》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褚遂良《同州圣教序》（局部）

现代学者徐无闻先生认为，《同州》是《雁塔》的翻本，但是个不很高明也不很忠实的翻版。龙朔三年（663）正是拥戴武则天的许敬宗、李义府执政，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等人的家族和同党遭到打击迫害的时候，偏偏在褚遂良贬居的同州翻刻《雁塔》，可能暗中含有追念这位冤死的忠臣的意思。由于政治压力的存在，就空着末行的地位而不翻刻褚遂良的名字。因此，现在末行“大唐褚遂良书于倅厅”是唐以后的人妄加。翻刻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把《雁塔》和《同州》逐字校读，并一一临写便可明白。《雁塔》可以肯定是褚遂良直接书石，不会另留秘籍，同州翻刻者是据《雁塔》的拓本摹写上石的。墨拓术在当时已流行，敦煌发现的唐太宗书《温泉铭》拓本，背面有永徽四年（653）的题字便可证明。这位摹写者用一块块的白纸覆在拓本上，一个一个地依次摹写。他没有采取双勾态内廓的方法，而是凭手写去，如现在的小学生描红那样。一块块写好后，对照着碑文，依次粘贴在由石匠画好了界格的碑石上，再由石匠刻成。这样，《同州》就把《雁塔》的两碑合为一碑，并改变了行次，但字的大小和结构仍与《雁塔》相同。除了前引欧阳辅指出的几个字和最后年月一行外，《同州》和《雁塔》的字都可以重合。由于当时摹写用纸的透明度不强，更由于摹写者原有的水平不高，所以，《同州》基本上保存了《雁塔》的字形结构，而《雁塔》极富于变化的精妙的笔法，却丧失殆尽了。

此碑历来被不少人看作是褚遂良书，甚至还有人认为比《雁塔圣教序》还好。明赵崡《石墨镌华》即谓“此以序记并书一碑，在同州，遒逸婉媚，波拂处如铁线。后署龙朔三年书，似胜慈恩本”。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云：“《同州》意在矜严，例以《孟法师》则失之于峻。”清孙承泽评曰：“《同州》饶骨，《雁塔》饶韵，如出二手。《同州》尤有坠石惊雷之势。”这可能是因刻手不一，有数字与雁塔本不一，但线条点画都较《雁塔》有笔力，所以有学者认为此碑为唐精摹本。

从此碑实际来看，确有与《雁塔》相近之处，尤其在结构上许多字可以重合。但其用笔之精妙，笔性之神采，与《雁塔》相比，相差甚远，其所呈现出来的雍容华贵、从容典雅之境界和楷书抒情达意之境界，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故学者有了《雁塔》在手，《同州》就只能作为参考而已。但《同州》毕竟基本上保证了字形结构不走样，仍不失为名碑，对初学楷书的人还是可做练习间架结构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