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从书法史上讲，隋代虽立朝很短，但书法上承北朝碑刻，下启唐楷诸家，为唐代楷书法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褚遂良志学之年，当时留心翰墨者，都是齐周余烈。天下一统，南北书家云集京都，周旋交流，互为影响，虽然铭石之书，多袭齐周遗绪，尤其楷书，无论平画宽结或斜画紧结，几乎全从北朝而出；而稿行之体，又意在轻捷，南朝士人莫不善加保守，但至大业年间已趋平和，敛入规矩，融为杨隋之品，其间尤以欧阳询最具代表性。他博涉多体，综合运用，既融大令之展蹙，又参刘珉之瘦挺，最后能悟化索靖之峻险，能传六朝精华，启三唐奇峻，名高一代。隋朝时为太常卿，与褚遂良的父亲褚亮并官太常礼院。

褚亮颇具文采，入隋时为东宫学士，太常博士。受父亲影响，褚遂良从小就博涉文史，工于书法，可谓家学渊源深厚。除受家学的影响，他自幼从史陵学书。稍长便受其父的朋友欧阳询和虞世南两位名师的指点。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褚亮与欧阳询奉诏与其他大臣一起编撰《魏书》，他们私下很要好，交往甚密，亦常一起探讨书法。当时欧阳询看到年少的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就非常赏识、器重他。大业七年（611）褚亮任太常卿时，褚遂良已经十六岁了，正值志学之年，参其早年楷书多具隶笔，与欧阳询同调，并出自章草法。由此可知，褚遂良早期的隶书多受欧阳询影响。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隋时官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他是由陈、隋入唐的书家，初学王羲之，后渐变其体。张怀瓘《书断》中说：“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风旋雷激，操举若神。”欧阳询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劲，世无所匹，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他创造了楷书用笔和结体十分严密的程式，成为后学的楷模。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人（今属浙江）。初为隋炀帝近臣。入唐后，为弘文馆学士，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虞世南身体文弱，沉静寡欲，精思读书，尤善书法，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友善。智永精王羲之书法，虞世南在智永的精心传授下，妙得其体，浑圆融通，外柔内刚，继承了“二王”书法的传统，论者以为虞书如裙带飘扬，而束力矩步，有不可犯之色。虞世南志性刚烈，当政得失，直言敢谏，深得唐太宗器重。唐太宗非常喜欢虞世南书法，并经常临写。唐太宗称赞他，“世南一人，而兼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辞藻，五曰忠直。”人如果有他的一种特长，就可以称得上名臣，而世南五种美德兼备。虞世南对行书和草书特别擅长，本来他就向智永和尚学过书法，到了晚年，他的字体更加刚健飘逸。他的隶书、草书、行书都入妙品。

欧阳询长褚遂良三十九岁，虞世南长褚遂良三十八岁，三人交往始于武德四年（621）四月。欧阳询、虞世南并入唐留任秦王府参军之后，当时褚遂良二十六岁，为秦王府铠曹参军。欧、虞两位大师与褚遂良同朝为官，并在太宗身边先后二十年和十七年。三人共同喜爱书法，想必一定有书法上的交流和切磋。加之虞世南敢言直谏的性格与褚遂良相似，所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书法艺术上，褚遂良后期受虞世南影响更大一些。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问虞世南：“我的书法和智永禅师比怎么样？”虞世南回答说：“我听说他的一个字值五万钱，你的字难道也值这么多吗？”褚遂良又问：“和欧阳询相比，我的字怎么样？”虞世南说：“听说欧阳询写字不挑剔纸和笔，无论用什么样的纸和笔都能写出满意的字来，你能够这样吗？”褚遂良说：“既然如此，我还下这么大功夫学它干吗？”虞世南说：“假如你拿到合适的纸笔，又遇到合心意的人，写出的字也是相当不错的。”褚遂良听了大喜，高兴地走了（《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着褚遂良。事实上，这段话可能是有问题的，欧阳询长褚遂良近四十岁，与其父褚亮为朋友，欧阳询很器重褚遂良。以常理而论，褚遂良也不会在虞世南面前那样愚妄。但他与虞世南的对话，说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褚遂良当时书法追求是有远大目标的，他的目标一个是智永，一个是欧阳询。而且褚遂良之所以提出与智永、欧阳询比，说明当时他的书法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否则他也不敢在自己的老师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轻狂的人。第二，褚遂良在老师虞世南那里受到了批评，也得到了肯定和鼓励，因此“他高兴地走了”，为他下一步的学习和提高坚定了信心。特别是虞世南指出他“拿到合适的笔，又遇到合心意的人，写出的字也是相当不错的”的话，使他明白了书法艺术最关键的两点，一是情感——合心意，二是条件——纸和笔。他高兴地走了，是因为他从根本上明白了书法是什么。这两点或许正是他后来创造出寓情于法度之中的唐楷艺术高峰的奠基石。第三，可知褚遂良所用的笔和纸是非常讲究的。《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称，行俭尝谓人曰：“褚遂良非精良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惟余及虞世南耳。”褚遂良对纸笔之讲究，我们从其晚年书碑上也可得到证实。褚遂良所用的笔是制作精良而笔毛较长的硬毫。如果用长锋羊毫之类的笔来临写褚书，即使手艺很高，也难以达到原作的风神。第四，说明褚遂良与虞世南真挚的师徒关系和真诚亲密的情感。在古代，书法的传承是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褚遂良的天分、为人和努力，使虞世南看到了他的发展前途，看到了自己教授他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虞世南才可能把书法艺术中最核心的问题巧妙地提出来，使褚遂良得以领悟。褚遂良从史陵那里学到了什么，我们尚难以说清楚，但褚遂良从虞世南处，学到了为人，学到了技艺，更学到了书法艺术的真髓。

李嗣真的《书后品》曾记，褚遂良与唐太宗及汉王李元昌“皆受之于史陵”。史陵之书，今虽不可见，然唐、宋人所评，当类似欧、虞隋朝时的风格。褚遂良书法疏瘦劲练处，或即出自史陵。李嗣真所记褚遂良先师虞监，然后学史，因唐太宗同学之，乃嘱史氏“此法更不可教人”云者，意以为盖有所本，其先后之说，乃李氏囿于声名地位而有所倒置。褚遂良早年作品有行书《枯树赋》、楷书《伊阙佛龛》《孟法师碑》，这些作品基本反映和证明了褚遂良中年之前的学书脉络和个人追求，以及个人天赋和智慧。

褚遂良的书法，《书断》称：“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虞世南虽为褚亮好友，隋时曾与褚亮并官东宫学士，唯其书名未隆，褚遂良年且尚幼。以褚遂良贞观十五、十六年所书《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其古雅峻严处异于虞书，加上平画宽结的特点相推测，褚遂良志学之年，当时留心翰墨者，都是齐周余烈。所谓“服膺虞监”者，或许始于贞观初年，因为贞观元年（627），虞世南和欧阳询奉皇帝之命入弘文馆教示楷法，虞世南既“教示楷法”，又辅助和接替魏徵负责四部图书的缮写工作，他的书风对于楷书书写必有相当大的影响。褚遂良时为弘文馆主，作为分判课写工程的秘书郎，其书法亦必受当时楷书书风的影响。《唐会要》卷三五记载，贞观六年（632）的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真迹，使他大开眼界。而褚遂良书法艺术真正“祖述右军”，则在贞观十三年（639）以起居郎“监掌装背”，即负责经籍装帧审查工作之后，并著有《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但体会王羲之书法艺术是一个十分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其后两三年所书的《三龛记》《孟法师碑》尚难以看到王书遗迹。所以，严格地说，褚遂良书学的学术渊源，即学习书法的过程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少学欧阳询，长则服膺虞世南，最后祖述王羲之，其间还学过史陵，最后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突出体现于其代表作《雁塔圣教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