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和琼·德鲁兹艺术风格的比较
伊内莎(1) 著
一、创作方法和写作手法的比较
余华与琼·德鲁兹在写作风格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两位作家对民间文化的追求相近。他们的作品并没有采用宏大和复杂的叙事结构，作者通过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示当时的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同时也描述了老百姓悲苦而艰辛的生活。
他们的创作都是偏于现实主义风格，为了能接近对现实的真实反映，他们并没有采用过多的文学技巧，但朴实的语句呈现的细节却很生动，他们笔下的故事非常吸引人，这与他们对生活的深刻的认知程度有关。两位作家的创作的主要特征在于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他们的作品与真实很接近，并关注真实生存场景中的主体人生。余华作品中的人物，如福贵、许三观等小人物以及琼·德鲁兹作品中的人物如欧娜可·卡拉布什、米尔卡·莫拉鲁、汀库塔、卢塔、哈拉兰比亚等，都是某一文化类性的代表，特定的一代人生命的象征。他们表达出对类性的文化思考，揭示的是人的某种整体的文化属性和生存状态，探寻的是某一文化群体的出路，并展示个人生存的原生态。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的层面上，两位作家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
他们两位在这一点上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琼·德鲁兹的现实主义风格是他从创作之初就有的追求，而余华则是在经历先锋文学实验之后才开始自觉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首先，德鲁兹的现实主义风格充满着民间文化的特色，缺乏复杂性，故事单纯，叙述简洁，节奏明快，因此他的创作从始至终都保持着现实主义的风格。余华的现实主义创作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在细雨中呼喊》开始，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可以说是“从此前的先锋漫游终于走向民间‘回归’。”(2)余华早期的小说以冷漠的风格来表现阴谋、死亡、暴力以及混乱和充满悖理的社会现实，以极端化的风格来表达作者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生存的苦难成为他1990年以后所有小说的基本主题，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中先锋的创作方式消失了，叙述的重心转移到对人物命运的重视。这个时候的余华更“接近真实”，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像余华自己说的：“我用一种很直接，很准确的叙述方式写，反而更有力量。我的阅读也是这样，我越来越爱读那些非常简洁的作品，那种绕来绕去的作品，我就不太喜欢读，几乎所有的大作家，我发现，无一例外，刚开始时先锋，慢慢地都变得朴素，都是走着这样一条道路。我指的是20世纪的那些作家们，他们经历过一种复杂以后，又变得简单了。”(3)因此，余华90年代初的小说叙事体现了一种整体的转向，从精英意识转向民间立场。他也放弃以往喜好的宏大叙事并开始追求日常化及生活化的低调叙事，同时也开始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叙事和想象。而过去先锋小说中所创造的形式上的努力，所谓人物的符号化、结构的迷宫化、叙述的感觉化等，都消失了。
两位作家在文本操作中采取了不一样的叙述方式和结构。余华的叙述采用的最重要的手段是重复和人物的对话。“重复”是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余华的两部长篇小说都使用了“重复”的技巧。《活着》里福贵的亲人不断的死亡成为该小说最明显“重复”的表现。《许三观卖血记》描写了许三观的几次卖血经历，循环不止的卖血成为他命运的主要特征。“重复”还表现在叙述语句上。比如《许三观卖血记》结尾的一段描写，“他无声地哭着向前走，走过城里的小学，走过了电影院，走过了百货店，走过了许玉兰炸油条的小吃店，他都走到家门口了，可是他走过去了。他向前走，走过一条街，走过了另一条街，他走到了胜利饭店。他还是向前走，走过了服装店，走过了天宁寺，走过了肉店，走过了钟表店，走过了五星桥，他走到了医院门口，他仍然向前走，走过了小学，走过了电影院……”(4)“重复”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呈现了很大的艺术力量和审美韵味。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采取对话的叙述方式，但这两部作品也有一定的区别。《活着》中虽然也有大量的对话，而且也不缺乏精彩之处，但是其叙述最深刻的部分仍然来自福贵自身的讲述；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几乎所有故事情节的发展、对人物矛盾冲突的处理以及对社会历史环境的描写，基本上都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对话不仅是人物的发言，同时还具有叙述情节、描绘现实场景、创造心理与想象世界的艺术功能。连“时间”也是由对话展示的。比如说第十八章中，通过五段“许三观对许玉兰说”的对话，以“说”的方式来呈现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办食堂等历史事件。
作品中的声音主要来自主人公而不是叙述者。小说以这样在叙述方面上很简单的表达方式为开头，“许三观是城里丝厂的送茧工，这一天他回到村里来看望他的爷爷。”(5)此后，该小说全部由人物本身的发言和外在的行动来表现，人物获得了非常大的自主性。正是“这种叙述方式使小说具有朴素单纯中蕴含丰富的古典意味，而这种叙述方式也恰恰是我们面对现实世界的最原始也是最真实的体验和感知方式。”(6)
与余华不同的是，琼·德鲁兹采用了叙述人介入的方式叙述故事，他的作品中人物直接的对话并不多，作者更关注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如果说余华采取白描的方式客观地展示社会的动荡多变，为让人物说话而尽量减少作者自己的声音，所以，他的小说中对人物主观的心理呈现并不多，更多的是让读者自行判断。与之相反，德鲁兹则采取通过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的剧烈变动，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和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则比余华小说中多得多，作家的主观意识非常强，并采用丰富的艺术手法展现人物心理活动的变化。可以说，德鲁兹通过心理描写来展示人物对生活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会出现人物的内心独白，人物经常会沉思冥想。另外，德鲁兹很注重对故事时代背景的介绍，把外在的历史以及民间的事件分析得很清晰，并强调这一系列的外在因素跟人物的命运的直接关系和巨大影响，这都跟作者强烈的历史政治参与感有关。
相反，在余华的作品，尤其是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几乎感觉不到静止的行动描写与人物心理描写，人物的所有行为都是可听可见的。“说”与“走动”是《许三观卖血记》提供给主人公们的两个基本的行为方式，而“流泪”也是主人公们共同而唯一的表达情感的动作。余华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的艺术气质接近于“海明威和法国作家的单纯和明净，而不是托尔斯泰和俄罗斯作家的繁复和浊重。可以说余华是一位以描写而不是叙述，以艺术性而不是思想性取胜的作家。”(7)
余华极为重视细节描写，因此，他叙述最重要的特色在于生动、丰富、准确的细节描写以及语言的简洁。余华把细节描写提到异常重要的位置：“如果细节不真实，那作品中就没一个地方是可信的了，而且细部的真实比情节的真实更重要，情节和结构可以荒诞，但细部一定要非常真实。我认为能表明一个作家洞察力的，其实就是对细部的处理。”(8)
相比之下，琼·德鲁兹则很重视叙述。在文本操作中也没有采用复杂的表达方式，他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展示生命中最深厚的精神力量。他的写作语言方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方面是人物的语言，另一方面是作者的叙述法。两个方面都反映了民间文化的特色和追求，但是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有一定的差异。他笔下人物的话语不复杂，甚至缺乏修辞性，采用的词汇都属于口语，另一方面他的叙述风格既简单又复杂。他的叙述风格充满着许多艺术效果：隐喻、修饰语。他的叙述有抒情的意味，并有着丰富的隐喻意义，这些都符合摩尔多瓦乡村社会的基本生存观念。比如：“土地一片一片地慢慢失去了生命，种子一粒一粒地枯死，山峰、峡谷都相继枯竭。在经历了两个没有一丝云迹、没有雨水的酷热夏天，索罗卡峡谷（Soroca）毫无生机可言，她正在慢慢地失去生命的光彩，即使缺乏生机，她依然高贵。只有一小滴晨露将会让她焕发新的生机。”(9)这句话以色彩丰富的方式来表达一个自然的现象：干旱的发展。作家对死的描述采用多种比喻，从而赋予土地很生动的特点，土地的生机与死亡的强烈对照下，让我们更深刻地感觉当时灾难的悲剧。作者借助一些富有修辞意义的表达方式，正是这些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者很有效地让我们意识到每个生活中的事物的最深内在力量，并且在其文学创作中形成一种高雅而充满着审美观的写作风格。为了解这一美学风格，我们可以再看一段富有隐喻意义的话：“土地是欧娜可最诚挚的爱，是他最美丽的歌谣，一首需要细细品味的怀旧歌谣。土地也是他最深切的痛，他深坠其中而对她的神秘了解甚少。土地就像一个对他许下诺言却让他苦等整个寒冬的女人，而这寒冬在他看来如一个世纪那么久远。”(10)这些语言本身很简单、很淳朴，符合民间文化最基本的特点，但他叙述得很有抒情味并富有诗意的话语，使得文本的叙述也变得丰富多彩，由此产生了很有价值的意象，很生动的想象力，也呈现了既独特又深刻的审美效果。
二、语言艺术的比较
接下来我们对两位作家小说的语言艺术进行比较。在这个方面两位作家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的语言都很简朴，都贴近民间生活，这与他们的经历及他们对普通民众的关注有关。
余华90年代之前的创作，采用的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叙事，他“使用一种完全背离现实世界秩序和逻辑的形式，将作品中主体的人退化为叙事符号，脱离了具体历史时空的个体生命。”(11)90年代初发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代表着余华语言创作出现了转变，他开始“将关注的目光从具有符号意味的道具人转移到真实生存场景中的主体人身上，尊重人物自己的声音并重视他们在特定历史时空里展开的活动。”(12)这一点在《活着》中表现尤为明显，民间语言与知识分子言说同时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作者把文本分为两个部分，主体部分是福贵的叙述，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一生，采用的是来源于民间的本土化语言，明快又简洁；而另一位叙述者“采风人”的叙述采用了余华过去的小说语言，使用了大量的描写、抒情和议论，反映出知识分子的言说习惯。福贵的自我叙述很易懂，因为他使用的语汇、句法都不复杂而且都配合着他的农民身份，即使偶尔他也使用几个比喻，但它们都很通俗直白，如“爹说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脑袋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13)这两个比喻与福贵身份相符，“刀”和“盐”都是农民生活里日常用的东西，余华把它们放在福贵的讲述里，既生动又真实可信。因此，在福贵的自我复述中出现了一种最朴素、最简洁的审美特征。这简化了整个叙事，而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这种朴素且完整的叙事方式饱含着丰富深刻的人生经验，从而极富感染力，这种简单却不乏深度的审美效果往往最能打动人。
如果说《活着》里余华还保留了些许的知识分子言说方式，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则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语言模式，而且采用纯民间话语，文字简单而有力，没有复杂的句子，几乎不用修辞，三观在故事结束时说的那一句话是整个小说最复杂的一句话：“这就是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14)《许三观卖血记》全篇基本上由人物对话构成，而人物的对话完全采用口语化的语言，甚至连描写福贵所使用的简单比喻也没有。该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话的重复，故事情节的发展用重复的对话来完成。但是，余华文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许三观的话语宽容、幽默，许玉兰的话语精明，李血头的话语自私，周围群众时而幸灾乐祸、时而同情怜悯，所有这一切创造了民间话语的“多语”性，同时，这也是暗示了民间生活的丰富多彩。
在许三观不断地卖血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民间记忆中的当前历史形态。余华在小说中采用了大量的对社会的反讽，作者很独特地采用政治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的交互，成功地表达出小说话语的幽默讽刺色彩。如“后来，毛主席说话了。毛主席每天都在说话，他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人们放下了手里的刀，手里的棍子。毛主席接着说：‘要复课闹革命。’于是一乐、二乐、三乐背上书包去学校了，学校重新开始上课。毛主席又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许三观去丝厂上班，许玉兰每天早晨又去炸油条了，许玉兰的头发也越来越长了，终于能够遮住耳朵了。”(15)余华的作品的语言富有时代特色，他多使用社会主义初期特有的一些话语，他的语言反映着当时的历史形态，如阶级斗争、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走资派、人民公社、队长等跟政治有关的词汇在余华的小说中多次出现。
与余华一样，来自民间的琼·德鲁兹也没有采用复杂的表达方式，他同样通过最朴素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他在《善意的负担》所描述的历史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间语言的构成。德鲁兹虽然采用了当时的摩尔多瓦语，但由于20世纪复杂的社会历史，德鲁兹小说中的语言也受到斯拉夫语系的影响，他的写作语言除了民间中的罗马尼亚语之外，还有许多俄语里面的词语以及某些斯拉夫语的句法。这也使文本的民间话语更自由活泼，文本的叙述也变得更丰富多彩。《善意的负担》中人物的语言不复杂，很简朴，句法也很简单，他们通过纯粹的“民间修辞”来表达深刻的观点，因此他们更多采用的是简单的比喻和对比。“这片土地依然荒凉，如果没有一块可以供心灵栖息的土地，要知道这是一块经受我们祖先血肉滋养，并由我们来继承，在我们死去后能传给我们的子孙的土地。”(16)人物使用的语言和作家的叙述话语由于采用了抒情的表达方式及对隐喻的使用而显得极富诗意，这与上流社会华丽高雅的语言无关，直接而简单的表达方式依然极具民间色彩，它们来源于普通老百姓对他们生存的环境和对生命本身的诗意感悟。
另外，两位作家的作品在语言方面的差异还在于对宗教词汇的使用上。在德鲁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跟宗教有关的词汇和比喻，因为文化差异余华的作品缺乏直接跟宗教有关的词汇。仔细一想，两位作家的语言艺术最明显的差异源于他们采用不一样的语言，基于语言的不同，两个作家在写作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审美效果。
综上所述，与现实主义的表现风格相呼应，两位作家并没有过度追求叙事复杂性，而是运用一系列简单化的叙事规则，来呈现生命中最深厚的精神力量。他们作品中的故事看起来很简单，无论人物、情节和结构都相对单纯明朗，并不存在十分复杂的叙事技巧，两位作家运用传统的民间叙事的技巧，表达出对生命、人性、世界和历史的独特感受。正是因为两位作家运用简单的叙事方式表达出了他们对人生、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使他们的作品极具感染力，从而打动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
2013年3月
(1) 伊内莎（1984—），摩尔多瓦人，文学硕士，现定居美国。
(2) 黄艳芬：《许三观卖血记：先锋漫游后的真正民间回归》，《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10页。
(3) 洪治纲：《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5) 同上。
(6) 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的意义》，《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 旷新年：《论余华的小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8) 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4期。
(9) Ion Druţă, Scrieri 2, Povara Bunatăţii Noastre, Literatura Artistică, Chişinău, 1990, 217：“The land is dying very slowly, piece by piece, seed by seed, it dies hill after hill, valley after valley, but it still dies, and the Soroca's Valley, after two hot summers, remaining with no trace of clouds, with no drop of rain, finally started to die. It was dying slowly, in a dignified manner, but it was still dying, and only the small drops of the morning dew were giving it another day of life....” „Pamânturile mor greu. mor bulgăre cu bulgăre, sămânţă cu sămânţă, mor deal după deal, vale după vale, dar totuşi mor, şi Câmpia Sorocii, după două veri fierbinţi, rămasă fără umbră de nor, fără strop de ploaie, în cele din urmă, a prins a se stinge. Murea încet, destoinic, dar murea, şi numai rpua ce se lăsa în zori peste văile spuzite de arsură îi amâna sfârşitul de azi pe mâine.
(10) Druţă, Ion. Scrieri 2, Povara Bunatǎţii Noastre. Chişinău: Literatura Artistică, 1990：147：“The land was the biggest love of Onache, was his most beautiful song, a song which had to be memorised word by word. The land was his big pain, because as he was more in it, he was even understanding less its mystery. The land was like a woman who was keeping him in promises and was leaving him waiting painfully for a whole winter, which seemed for him as long as a century.” „Ţărâna era cea mai mare dragoste a lui Cărăbuş, era cel mai frumos cântec al lui, un cântec ce se cerea cântat cu măsură şi trebuia ţinut minte cuvânt cu cuvânt. Ţărâna era marea lui durere, căci cu cât mai mult se ânfundau el în ea şi ea în el, cu atât mai puţin îi înţelegea taina. Ţărâna era o muieruşcă ce tot îl purta cu făgăduieli şi-l făcea să-i poarte dorul o iarnă întreagă, cât un veac.”
(11) 黄艳芬：《许三观卖血记：先锋漫游后的真正民间回归》，《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2) 黄艳芬：《许三观卖血记：先锋漫游后的真正民间回归》，《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3)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4)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15)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16) Druţă, Ion. Scrieri 2, Povara Bunatǎţii Noastre. Chişinău: Literatura Artistică, 1990：46：“And still the land is just a desert, if our soul doesn’t have a piece of land for ourselves, which is soaked with the blood and the sweat of our ancestors, which is inherited by us, and after living pur life will pass to our children...”, La urma urmei, globul pământesc nu este decât o pustietate dacă sufletul nu are un petic de pământ al lui, stropit cu sudoarea, sângele străbunilor şi lăsat moştenire nouă, pentru ca şi noi, după ce ne-om fi trăit veacul, să-l trecem moştenire urmaşilor noşt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