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品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
饭塚容(1) 著
我要谈的主要内容是：日本读者是怎样阅读余华作品的，日本学者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动向，还有其作品在日本的翻译出版情况以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戏剧作品的公演情况。
在日本，对余华作品的翻译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作品差不多都有正式出版的单行本。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中日译本超过5部的并不多，据我了解，只有莫言、残雪、张承志、阎连科和余华这5位作家。近几年阎连科和余华尤其受日本读者的关注，一些媒体认为这两位中的一位有可能是下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一、关于余华早期中短篇小说的译介与评论
在日本翻译介绍的第一篇余华作品是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是1990年10月由我翻译的，发表于季刊《中国现代小说》。后来，我陆续翻译了《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都刊载在同一个杂志上。另外，藤井省三编辑的《现代中国短篇集》中收录的《偶然事件》，也是我翻译的。
90年代日本对余华作品的研究不多，只有两篇论文和两篇短评。新谷秀明的论文《关于余华的小说》探讨了余华8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以及9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新谷秀明在这篇论文中总结了每一篇小说的特色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比如说他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四月三日事件》是幻想与现实的碰撞，《一九八六年》以新的视角回顾了“文革”，《现实一种》描写了仇恨与暴力，而《世事如烟》则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揭示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死观。
石井惠美子的论文《怀有恶意的读者——读余华〈偶然事件〉》专门分析了余华的中篇小说《偶然事件》。她认为这篇小说的主要特色有三个：即“信函的引用”“第三人称的多用”和“描述的视点”。她说：“余华在这部作品里用制造悬念的方式将读者卷入到这场推理的游戏，而且他通过摆布这些悬念来榨出每一个人心中暗藏着的喜欢偷窥他人秘密、只要事不关己就盼着它越闹越大的阴暗心理。”
加藤三由纪的《读余华的〈偶然事件〉》谈的是余华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偶然事件》，她对这个作品给予更高的评价。
我也在一篇题为《两位“江南才子”的长篇小说》的小文中评论过余华，这篇文章是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写的一篇书评。我认为格非的这部作品描绘了当代上海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斗争，而相比之下余华的作品背景则是江南小镇的百姓生活。虽然在题材上两部作品对比鲜明，不过，他们的叙述方式都已经脱离了“先锋派”时期的特点，我觉得，这两部作品分别是两位作家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
二、《活着》《兄弟》的出版以及余华的两次访日
2002年3月，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在日本上映。日方电影发行公司是角川书店，他们策划与电影同期出版原作小说的日文版。我记得，2001年年底，余华的版权代理人突然打来电话，要求我马上翻译《活着》。后来，余华本人也打来电话。结果，仅三个月后，这篇小说就翻译完成并由角川书店出版了，这是第一部在日本正式出版的余华作品。
我在该书的“译后记”中说，“福贵这个老人的形象就是在苦难中逆来顺受却又坚强不屈的中国人的化身。同时，我们完全可以排除时代背景的要素而单纯地把它当作一部反映亲情和爱情的作品来读。尽管这部作品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故事，但是，它所描绘的家人之间的羁绊是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产生共鸣的。我想，这篇小说之所以拥有众多的读者，其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这部作品，有多位学者、作家撰写了评论性文章，例如釜屋修（教授）、马场公彦（编辑）、加藤幸子（作家）、和田知久（讲师）等，都反映了日本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切身感受。釜屋修觉得，“余华笔下的中国草民随时要面临不期而至的死亡，他们对生的渴望执着而令人心痛，整部作品贯穿着余华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加藤幸子说，“这部小说就是作者对从中国大地汲取生命力量的祖辈们的敬意。”
2006年8月，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余华与其家人首次访日，走访东京、大阪、京都、奈良、北海道等地。在东京，他和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举行座谈，当时还接受了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的采访。余华说，“这次来日本，看到奈良和京都的建筑和街道，都保存得十分完整。我一下子就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生活的中国南方小城市的风景。”“我很喜欢东京这个城市。感觉到好像是充满了树林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虽然是一个很热闹的城市，但是给你感觉就是很多地方都很安静。”
后来，余华写了一篇文章《在日本细节里旅行》。他说，“我终于有机会来到日本，然后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细腻，而且这细腻又是如此丰富的日本文学，因为对细节的迷恋正是日本的独特气质。在我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充满了巧妙细节的国度，我在日本的旅行就是在巧妙的细节里旅行。”
2008年6月，文艺春秋出版了《兄弟》的日文版，译者是泉京鹿。文艺春秋为了搞宣传活动，邀请余华再次访问日本。在这次访日期间，余华接受了包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东洋经济周刊》《PRESIDENT》等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的采访，他不仅谈文学，还谈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日文版《兄弟》的书评有很多。我也写了一篇，我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涌现了很多像李光头那样的暴发户。拜金主义横行，道德沦丧。作者用一种极端戏剧化的手法为我们展示一个轻薄的、浮华的社会现状。不过，作者虽然毫无保留地揭示世间的丑态，但却并没有对其做出任何批判。我想，这恰恰是余华有意地在摆脱长期被强加在文学身上的所谓教育性功能。所以，那些仍然重视文学的社会性功能的评论家自然不会赞赏这部作品。”
上村幸治（教授）则从另外一个视点分析了这部作品，他觉得，“‘文革’期间的中国为社会主义理念而狂热，如今的中国因拜金主义而狂热。小说中兄弟二人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形成作品的两条中轴线，作者让两个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许正是要向读者说明，不同的时代却有着同样的疯狂。”
三、《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的出版
这三部作品也都是由我翻译的。2012年10月，余华的随笔《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由河出书房新社出版。我在“译者后记”中这样说：“余华是一位拥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作家，他可以比较公正地分析中国的现状。而且，他在‘文革’中度过少年时代，对‘文革’的深刻记忆是他思考所有问题的原点。所以，他不会单纯地用所谓进步史观来讴歌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他善于准确地把握在表面的激变背后绝对保持不变的东西。……现在在日本，‘中国的奇迹’被转换成‘中国的威胁’，让很多日本人不觉中对中国产生反感。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有40周年，但是，与我们的邻邦增进理解的难度却越来越大。我相信，这样的情况之下，这部作品会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人的本质、倾听中国人的心声。”
桥爪大三郎（社会学者）的书评说：“作者选择了十个关键词，以随笔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度的剖析。……余华的作品描绘的都是被时代捉弄的市井小民，笔调中悲情与幽默并存……他是目前世界上最被关注的作家之一。”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销量不菲，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希望乘胜推出余华的其他作品。在我的建议下，余华的另一部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和当时的新作《第七天》相继与日本读者见面。
为让《许三观卖血记》拥有更多的年轻读者，2013年12月日文版发行时，我在“译后记”中对日本和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百姓为生计而卖血的历史进行补充说明。我希望读者了解，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曾发生过同样的故事，所以，余华在作品中揭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藤井省三在书评中指出，作者为主人公取名“三观”意图在于“描写中国老百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它是余华作品中的杰作。”
泉京鹿在书评中说：“虽然日文版的问世距原作的发表时隔二十年，但是，二十年后鲜血一样强烈的印象丝毫没有褪色。”
日文版《第七天》是2014年6月出版的。我在“译后记”中说，“对海外读者来说，这部小说可以当作一部学习中国现状的教科书。余华在把这些年发生过的各种社会事件写进他的小说时，安排了一场主人公的意外死亡，他在死后的七天里对自己人生的回忆和走向另一个世界时的所见所闻构成了这部小说。情境亦幻亦真，笔触悲怆与幽默并存，其中还包含着神秘色彩。社会充满了丑恶，有时甚至是疯狂的，而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的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和一对出身贫寒的恋人，他们之间的无条件的爱却让人感到一种无瑕的美。我觉得这部扎根于中国底层现实的作品是值得赞赏的。”
吉冈桂子（朝日新闻记者）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最有独到之处。她说：“余华虽然以死者的冷眼看待此生的绝望，却用家人、情人、友人的情感奏出温暖的旋律。而对充满差距和不公的社会现实的强烈讽刺又在暗中推动着作品的行进。”
四、话剧《兄弟》的两次演出
2014年11月，东演剧团演出了根据余华小说《兄弟》改编的话剧。东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牌剧团，他们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研究和实践后，将创作宗旨定为写实主义和对现代社会的关注。而且，他们与中国话剧颇有渊源，早在二十年前就和中国的剧作家、话剧团开始有演出交流，采用中国剧作家的剧本，在日本各地演出日文版。东演作为剧团创立55周年的纪念作品选择了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邀请文学座（日本著名的剧团）的松本祐子来担任编剧和导演。她将上下两卷一共50万字的大长篇改为两个半小时的话剧，这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我在演出说明书里谈过我的感受，“余华的《兄弟》由日本剧团东演搬上舞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据我了解，曾经在日本改编为话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仅仅有几篇鲁迅的小说而已。所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
导演松本祐子说：“在改编的过程中，小说里的很多情节不得不放弃。动人的细节太多，我只好忍痛割爱，戏剧材料的取舍取决于这两个主轴：一个是重视人的本能性欲望，另一个就是对健忘这种人性弱点的愤慨。……我们日本人只知道中国是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是言论受政府限制的国家。但是，当国家走向经济至上的道路时，个人的欲望就会被打压，弱者就会遭受苦难，这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我们有着同样的金钱欲、食欲和性欲，我们生活的社会同样充斥着一大批把有说成无的政治家。”
大笹吉雄（著名的戏剧评论家）的剧评说：“剧本在整体框架上忠于原作。能够在有限的时空里把这部巨作忠实地表达出来需要编剧的功力。编剧的功力之一，就是借鉴昆曲等中国传统戏剧中对时间跨度和多场面的处理。通过撤换桌椅等简单的舞台道具和改换人物扮装让观众想象时空的变换。另一个，就是安排小说中的人物刘作家和赵诗人穿插出场，以旁白的方式有效地推进故事的行进。”
2016年3月，东演重演这部戏时，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都没有变动。首演是在剧团的小剧场演出的，重演时的剧场规模更大一些。演员表演的水平也有明显的进步，场景转换的节奏也好得多。东演为庆祝这台戏的重演，特意邀请余华来日本观看演出。演出结束以后，余华还给观众致了辞。余华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这台戏很满意，他说：“虽然我不懂日语，但是，我觉得看懂了。改编非常成功，从一个情节到另一个情节的转换很巧妙。虽然原作中的不少情节被省略了，但是，舞台上依然保持了故事的流畅。”
五、新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说，在日本对余华作品的翻译介绍是比较踊跃的，相比之下研究论文却寥寥无几。20世纪90年代一直没有专门探讨余华作品的论文。最近，有两位年轻女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应该在这里介绍一下。
一位叫森冈优纪。2016年11月，她出版了一本书《从历史的边缘——先锋派作家格非、苏童、余华小说论》，这本书的第二章和第八章分别讨论了余华的小说。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余华的经历、《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四月三日事件》这两部作品以及余华所受到的卡夫卡的影响，第八章谈了《活着》对国共内战的描写，并且将《活着》与格非的《边缘》进行了比较，书的最后附有一篇“余华采访记录”。
另一位叫远藤佳代子，是我的博士生。2014年2月，她发表的论文《余华实验小说中的叙述者的作用》探讨分析了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死亡叙述》和《偶然事件》中使用的叙述者的视角和被焦点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她指出，“余华的实验小说的一个特色，就是叙述者和焦点人物之间在距离上的灵活性。……可以说，正是这种灵活性促成了与描写和叙事之间的复杂多样的关联性，从而进行有效的控制。”这篇论文后来成为她的博士论文“‘先锋文学’中的叙述技巧”里的一部分。
结 语
日本将要出版两部余华的作品，一部是中短篇小说集，收录的是我以前翻译的四篇中短篇和新译的两个短篇，岩波书店将于近日出版；另一部是随笔集，书名暂定为《毛泽东很生气》。前面提到的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那以后他们一直希望出一部续编。我向余华转达了这个计划，他欣然同意，亲自选择了28篇曾经在国外报刊上发表过的随笔，其中最多的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这部随笔集的每一篇都很精彩，体现了余华一贯的幽默诙谐的风格，也反映了他对中国近几年社会现实的独到见解。
我相信这两本书在出版后会有一定的反响，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增进日本读者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喜爱。
（2017年5月21日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华名作家国际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1) 饭塚容（1954—），日本人，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日中演剧交流协会理事，神奈川文学振兴会评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