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评余华《呼喊与细雨》
陈晓明(1)
当代文学史上最奇怪的事例，莫过于人们对近些年文学发生的历史变故保持充分的麻木不仁；当余华怀着最后的疯狂，向着不可能的领域冲刺的时候，人们是否还能冷眼旁观呢？不管余华是怀着怎样的动机去写作《呼喊与细雨》，在我看来，这是一次绝望之作——所有的感觉与幻想，表达的欲望，内心的焦灼，语言和想象力，等等，全都登峰造极，我们时代最狂妄的挑战者已经扔下他的白手套了，我知道他注定了要被冷漠的子弹击倒，而且再也爬不起来。我不是预言家，更不想诅咒刚刚交上好运的朋友，但是，我却又不得不认为，《呼喊与细雨》在某种程度上是近几年小说革命的一次全面总结，当然也就是一次历史献祭。这样的作品，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一个鲜为人知的私下场合，余华不无狂妄地对朋友夸耀他的《呼喊与细雨》，说：“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杰作”。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余华，无从证实（听说他一直隐藏在一个温馨的角落），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拙劣的自我吹嘘，它听上去更像是垂死挣扎的响亮呼喊，因为它注定要被这个时代众多的文化垃圾迅速淹没。
一、超越绝望：坦诚而令人震惊的心理自传
余华对少年儿童心理一直有着特殊的偏好，崭露头角之作，如《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等都可看出这方面的特色。对于余华来说，关注少年儿童心理却又并非是在写作“儿童文学”，实在是提取一种“非成人化视角”，这种视角更主要的是被运用于提供那种反抗既定语言秩序的感觉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这种“视角”更多的是一种“叙述视角”而不是人物或角色的真实的生活视点和心理时空。
《呼喊与细雨》确实表达了回到真实生活中去的愿望，那些纯粹的叙述视点，为儿童的心理生活所包裹，过去被余华压制在幻觉、语感和叙述视点之下的故事，浮出了叙述地表，这与其说是与长篇小说的艺术手法有关，不如说余华确实是把重心移植到讲述故事上，在这里，余华讲述了一个绝望童年的心理自传。
这个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的故事，现在还无从考证是否是余华童年生活的真实记录，也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余华第一次写出了为经典儿童故事所掩盖的童年生活。在经典的（为意识形态权威话语所规定的）儿童故事中，儿童少年是“祖国的花朵”，他们在五月灿烂的阳光下，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奔跑，或者捧着五月的鲜花，站在五星旗下，白衬衣扎在蓝西裤里……这就是五六十年代，乃至70年代经典的少年儿童生活画面，他们的故事沐浴着健康、幸福、欢乐的阳光。显然，余华改写了这个“经典故事”。
余华一向擅长描写苦难兮兮的生活，我曾说过，他那诡秘的目光从来不屑于注视蔚蓝的天空，却对那些阴暗痛苦的角落沉迷不已。余华对“残酷”一类的情感态度有异乎寻常的心理承受力，他的职业爱好使他在表达“苦难生活”的时候有如回归温馨之乡。“苦难”这种说法对于余华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它就是生活的本来意义，因而，“我”这个名之为“孙光林”的孩子，生活于苦难中乃是理所当然的。余华如此冷静，娓娓叙述这段几乎可以说是“不幸”的童年经历，确实令人震惊。在这里，极度贫穷的家庭、不负责任而凶狠无赖的父亲、孤苦的祖父、屈辱的母亲、经常的打骂、被冷落歧视，然后是像猫一样被送走，又像狗一样跑回来……
余华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简单地去罗列那些“苦难的”生活事象，而是去刻画孤立无援的儿童生活的绝望感。追忆童年生活采用的第一人称视角，给“内心独白”打开一个广阔无边的天地。一个被排斥出家庭生活的儿童，向人们呈示了他奇异而丰富的内心感受，那些生活事件无一不是在童稚奇妙的目光注视下暴露出它们的特殊含义。被家庭成员排斥的孤独感过早地吞噬了纯粹天真的儿童心理，强烈地渴望同情的心理与被无情驱逐的现实构成的冲突，使“我”的生存陷入一系列徒劳无益的绝望挣扎之中，而“呼喊”则是生活含义的全部概括或最高象喻：“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那个孤独之子的令人震惊的人生写照。
我把余华讲述的故事称为“心理自传”，乃是因为余华讲述的故事是以主人公“我”（一个孩子）的心理感受的形式来表达的，它打上了心理经验的强烈印记。儿童的无知与敏感，天真与不幸，欢乐与恐惧等总是被置放在一个尖锐对立的关联域中来表达。这个孩子被父母送给别人时，却“以为前往的地方是一次有趣的游玩”，甚至还有些得意扬扬。这种强烈的反差显然映衬出更加不幸的生存境遇，儿童对自己生存处境的错误体验油然产生“黑色幽默”的精神。然而，更经常的则是对那种孤独心理的细致刻画，当他的养父死后，独自一人回到南门，“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感觉，似乎王立强和李秀英才是我的真正父母，而南门这个家对于我，只是一种施舍而已”（着重号系引者所加）。正是对“感觉”和“感受”的强调，使这个回忆童年经历的故事带有很强的心理经验特征。
当然并不仅仅是故事的叙述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事实上，余华花费大量笔墨去发掘埋藏在童年记忆中的心理经验，那些故事情境，或者说故事的内在动机，总是以童年的“心情”为中介环节加以推动。这种孤立无援的“心情”当然构成全部心理经验的内核。当“我”被父亲绑在树上殴打时，村里的孩子兴致勃勃地站在四周观赏，而“我”的两个兄弟神气十足地在那里维持秩序。这次殴打之所以是“终生难忘”的，不仅因为蛮横的父亲，可能孩子世界里的阴谋、陷害以及冷漠和欣赏痛苦的爱好，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此不足为奇，他小小年纪就学会记仇，在作业簿上记下殴打的标记。那种孤立无援的心情总是不断从叙事中浮现出来，它是整个童年经历的深挚记忆：“时隔多年以后，我依然保存着这本作业簿，可陈旧的作业簿所散发出来的霉味，让我难以清晰地去感受当初立誓偿还的心情，取而代之的是微微的惊讶。”
这种“心情”不仅仅表现在对外部世界的各种感受上，它同时被表现为绵延不绝的“自我意识”。如果说前者表达了外部世界对“自我”的压迫、排斥、拒绝的话，那么，后者却把“我”抛入“本我”的深渊。即使回到内心，这个可怜的自我也为内心涌溢出的种种欲望弄得惊慌失措，那些不断增长的内心经验勾画了逃避“本我”的长长的跑道，在“本我”与“超我”的夹缝中求生的“自我”，走上了从童年到少年的无尽的生命苦旅，每前进一步都是令人绝望的挣扎。确实的，作为一部杰出的“心理自传”，《呼喊与细雨》以它少有的坦诚笔致，写出幼年生活的怪异行径和全部心理秘密。这是一次尽可能透明的人生坦白：第一次的颤抖，拙劣的欲望，无处藏身的少年，奇妙的幻想，无法拒绝的恐惧，莫名其妙的罪恶感……丰富而狂乱的少年人心理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然而，超越绝望却是从不幸的生活中不可抑制地滋长起来的强烈愿望，不管是叙述人还是年轻的主人公都始终从真实的生活中体验到那种令人欣慰的游戏精神。在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中，在对自我的体验中，那种孤立无援的“绝望”却始终透示出一种奇怪的“幸福感”。正如叙述人所说的那样，“从童年起就被幸福和绝望这两个事实纠缠不清了”。也许是幸福与绝望相互穿插，或许更为主要的是幸福与绝望相互混淆重合，在孤立无援的日子里，不仅仅是“我”，还有那些同伙，在那些绝望的生活境遇中却不可抑止地滋长出一连串的希望，在绝望的每个间歇的片刻都能找到微不足道的快乐。也许儿童或少年人那些友谊变得弥足珍贵，但是更重要的依然是那种反抗绝望的精神，在绝望的生活世界里却能盲目生活下去的倔强态度。确实，余华讲述的那些令人绝望的故事并不黑暗，相反，却有一种奇怪的信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余华对全部生活阴暗的正视，生活无可挽回地全部破碎，所有的希望都将落空，那么，还有什么比正视这一切可能获得更加真实的幸福呢？真正的幸福就存在于绝望的边界，恰恰是那破碎的生活敞开的时刻透示出的几缕光线，给予无望的童年生活以无限慰藉。那种对绝望生活的“绝望”戏弄，例如打碎了收音机上的小酒盅却公然威胁身强力壮的养父王立强，如此拙劣的自卫显然有一种夸张的少年英雄气概；而事实上，在郊外田野“发现”王立强与“阿姨”时，那种慌乱的奔跑其实就掩盖了一种欣喜；甚至连自虐式的绝食都是一种自娱的游戏，与其说从这里走向童年的末日，不如说走向自我更新。“至福”的境界随时都可以从绝望的生活缝隙中敞开，因为生活是如此令人绝望，只要稍微不那么绝望，就是尽善尽美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主人公真正有一种西西弗的精神，加缪称之为悲剧，在我看来那也是一种幸福，孙光林，这个倒霉的孩子不就是经常这样向绝望的生活掠夺幸福吗？
因而，那些本来令人悲痛的事件，却经常变得感人至深，它们洋溢着一种奇怪的“至福”情调。当养父自杀身亡，病魔缠身的养母也悄然离去时，12岁的“我”突然成了孤儿，唯一的财富就是养母李秀英遗留的那把小凳子，这个真正的孤儿把凳子重新扛到了肩上，“然后哭泣着走出码头”。随后发生的故事是两位少年朋友悲壮的送行：
刘小青则是憨厚地替我扛着那把凳子，跟在我们后面。可我后来却遗忘了这把凳子，就像李秀英遗忘了我一样。轮船驶去以后，我看到国庆坐在那把凳子上，架着二郎腿向我挥手，刘小青站在一旁正向他说着什么。他们置身其上的堤岸迅速地消失了。
我想，任何人读到这一段都不会无动于衷的，一个12岁的少年被抛到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给予他支持和慰藉的只有同样不谙世事的少年朋友，他们全然不知，也不理会前面生活的凶险，这次绝望的送行就像是随便举行的一次游戏，那把凳子使不幸的生活变得生机勃勃，兴味无穷。正是这种幽默精神，这种盲目的幸福感，生活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令人绝望，相反，人们总是生活在绝处逢生的“喜悦”之中。因此不难理解，余华讲述的这部绝望的心理自传，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拼合摆弄破碎生活的游戏，那些微不足道的快乐，笨拙的欲望，盲目的欣喜，纯朴的友情，可笑的失败等，都使“绝望”变成一次幸福的体验。
二、反抗父法：非成人化视角
作为一部讲述幼年故事的心理自传，《呼喊与细雨》不仅仅写出了幼年生活中那些令人绝望的生活事实，而且给出了反抗绝望（或超越绝望）的“幼年精神”，这种精神当然不仅仅来自那些特殊的幼年生活情调或情趣，它更重要的来自反抗父法的那种非成人化视角。余华过去惯用的那种非成人化叙述视点，在这里首先还原为幼年主人公的生活视角，正是在幼年人的视野中，成人的世界无可挽救地被倾覆或自行解构。
显然，这是一次对“父法”的无情嘲弄，“父亲”的形象在这里绝无神圣、尊严、慈悲的权威性，相反，却是一个凶恶而卑劣或虚伪而狡诈的迫害狂。孙广才，这个主要的“父亲”毫无疑问是一个十足的无赖，压迫无辜的子们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寡妇那张已经毫无诗意的床上，他的主要功绩是把贫困的家庭搞得一塌糊涂。这个父亲是不幸的，某种意义上他是更加不幸的，那次令人悲哀的虚荣心的损伤，可能是他破罐子破摔的出发点。孙广才的儿子孙光明（年仅9岁）舍己救人，成为英雄，县里广播站做过短暂的报道，“英雄的父亲”这种称谓令孙广才陶醉，然而他却异想天开以此来作为“脱贫致富”的机遇，他幻想政府会因此给予奖励，信心十足的等待迅速破灭之后，严重的失落感使他铤而走险，甚至于发展到去向被救者家庭进行勒索。贫穷加上愚昧自然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子，轻而易举就剔除了“父亲”身上的任何尊严和自信。而那个幻想的政府救济奖励，显然不仅仅嘲弄了父亲的愚蠢，同时是一次政治之父对真实之父的愚弄，这是一次最寻常而简单的愚弄，也是一次最高的和最根本的愚弄，“父亲”就如此轻易地被否定了。说到底，它们都是“父亲”世界里的事，否定也是自我否定。非成人化的视点似乎更加真实地观看到“父亲”的拙劣品性，或者说这个视点本身就是对“父亲”形象的漫画化变形。
改写“父亲”形象已经不是什么惊人之举，早在1986年，洪峰就写下《奔丧》，“父亲”的神圣性就丧失大半，随后洪峰的《瀚海》像莫言那样揭开父辈的隐私，而且变本加厉。余华1987年之后的小说，虽然没有明确的“父亲”形象，但是《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难逃劫数》中的“老中医”，都是依稀可辨的“父亲”，他们或者罪孽深重，或者阴险狡诈，总之不是什么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然而，如此清晰而彻底地“污蔑丑化”父亲的形象，暴露父亲的虚弱、无耻而荒谬的面目，《呼喊与细雨》当推顶峰之作。当然，孙广才作为一个普通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况且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安分守法的群众，绝非什么罪恶累累的恶棍，在当代小说中比他丑恶凶残的人物多如牛毛，问题在于，他是作为“父亲”被书写，他是“我”的父亲这一视点，则给予这一形象以特殊的象征意义，它表明“父亲”权威的丧失和子们对“父亲”的蔑视和背叛。
因而，在这种“非成人化”的视野中，“父法”不再是合理的秩序和公正的惩戒。“我”的父亲本身就在猖狂地背离父道，他非但不能以身作则，就是在行使父亲权力的时候，也是胡作非为，他对他的父亲和对儿子都同样蛮横无理。小说中写到的第一次殴打，就是一次错误的惩罚。这次来自成人世界的迫害，却是邪恶的子们与昏庸的父亲合谋的结果，它给予“非成人视点”以敌对的定位。那作业簿上记载的当然不仅是复仇的心情，而且是对“父法”的否定。在另一方面，代表着“父法”的“师道”，同样洋溢着迫害的热情。这个见到老婆就低声下气的老师，对付小学生却是驾轻就熟，观看那些学生被处罚搞得垂头丧气的模样，是他的职业爱好。他那不动声色的惩罚，掩饰着一种猫玩耗子的惬意和满足。在这里，“父法”显然不是给子们以教育、培养、关怀等，而更经常的是纯粹的惩罚和迫害。那个唯一能给“我”以一点温情的养父王立强，却又死于非命。这一死亡事件，不仅完全打碎了“我”的幼年生活，也彻底打消了“我”对“父法”的最后一点希望。
非成人化视角促使“父亲”形象漫画化，促使“父法”显得荒谬而不合理，然而，更重要的在于，“非成人化视角”给出了“我”的倔强的孤立存在。“我”的孤独感不仅仅是成人世界排斥压制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我”无法自觉进入并且融合于欢乐的群体中，其根源在于“我”的主动拒绝和逃避。饱受排斥的“我”也只能用拒绝来愤怒反击，尽管这种反击披上了羞怯、胆小、恐慌的外衣。试图游离于这个世界，是这个孤独之子保持幼小心灵完整性的唯一方式，回到内心生活深处，使这个“非成人化视角”具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内在力量：
一直以来我都担忧家中会再次出现什么。我游离于家人之外的乖僻，已被村里人习以为常。对我来说被人遗忘反而更好，可是家中一旦出事我就会突出起来，再度让人注意。看着村里人都向河边跑去时，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我完全可以遵循常理跑向河边，可我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让家人和村里人认为是幸灾乐祸。这样的时刻我只能选择远远离开，那天晚上我半夜才回到家中……
如此复杂微妙的内心独白，给出了拒绝外在世界的绝对态度，敏感而乖戾的心理在逃离外部世界，逃离父法的同时，也摆脱了父法的统治支配力量。这个年幼的孤独孩子，如此执拗地回到自己的内心，因为他已经全部洞察了以父法为核心的外部世界的凶险、冷漠和谬误。因此，当他被诬陷（写反标）和被虐待（挨打）时对来自成人世界的威胁和迫害给予了坚决的抗拒，甚至不惜以自虐的行径（绝食）来表达不可屈服的态度。
当然，余华并没有把“反抗父法”的意识处理成自觉的斗争，在每一个被父法压制和迫害的位置上，这个孤独之子都被愚弄。恰恰是“非成人化视角”在叙事中始终保持的那种童稚的单纯、善良和天真无邪，并且父法总是愚弄孩子的善良和天真，由此构成的强烈反差产生反讽意味，父法自行解构。被诬陷写了反标的“我”，依然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立即遭到老师的嘲弄：“你在这里干什么？”孩子被弄得不知所措，然而孩子固有的纯朴天真则使老师的精明老辣的手段和自鸣得意的神情变得丑陋不堪，它可以划归到人性最低劣的栏目之下。
尽管孩童世界一再遭受“父法”的侵犯和压迫，也不可避免地被同化（例如多次的陷害和同谋），但是，孩子的世界依然有着它那脆弱而倔强、透明而纯净的存在：那种内心的敏感与孤独，那种颤抖与恐惧，那种情趣和快乐……种种迹象表明孩子的世界里有一种不可驯服的力量。而在另一方面，成人世界则充满欺诈和危险：父亲愚蠢的幻想，老师阴险的处罚和逼供，恶毒的窥探跟踪，铤而走险的报复，可怕的政治牵连，等等，父法统治支配下的成人世界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他们（成人）除了穷凶极恶压迫孱弱的子们之外，还能找到其他什么有效的途径确认自我的权威呢？
三、胜过父法的写作
罗兰·巴特后来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文学观点：“最大的问题是去胜过‘所指’、胜过法律、胜过父亲、胜过被压制者，我不说驳倒，而是说胜过。”巴特的话显得很费解，他这里所说的“所指”、法律、父亲，大概是指为意识形态确认的权威意义和语言秩序，而“被压制者”则是指写作者处在常规位置，他总是作为被经典意义和规范秩序压制的角色而写作。因此，巴特主张不是去“驳倒”——直接对抗，论辩式的较量，其结果必然是一个权威代替另一个权威。而“胜过”则意味着真正的超越，层次上的跃进，对原来的法规秩序的智高一筹的跨越。因而写作既是超出权力界域的“永久的语言革命”，又是宽厚从容的“永久启示”。
余华的写作一直有一种退回到非成人感觉中去的愿望，而摆脱既定的美学规范和语言秩序则与这种感觉状态相辅相成。《呼喊与细雨》讲述的心理自传，并不仅仅在故事的层面上给予父法以绝对的抗拒，那种感觉方式和心理状态同时归结于反抗“父法”的写作方式，在这里，叙述视点和叙述句法使写作具有这种反抗的象征意义。这部心理自传的线性时间被最大程度破坏，叙述人的回忆视点，不断侵入被叙述人（主人公）的行为、感觉、经历和自我意识，它给出心理历史中那些深刻的环节。这部心理自传表示了回到内心生活深处去的最大愿望，它是回忆、反省和忏悔的混合体，因而叙述视点（叙述人的视点）代表了新的叙述法则和新的世界视点，它明显属于新一代的写作者。在相同的意义上，个人的心理经验被余华加以重新编码，严重过剩的心理经验以大量过多的形容词、定语、状语以及各种补充结构表现出来。就写作角度而言，当然是语言和语法的过剩造成心理经验的不断深化、反复叠加甚至扭曲、变形和延伸。作为一部心理自传，个人经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也到了极端的地步，在这里，不可规范的语言句式，过量的心理经验，过剩的欲望表达，乃是对父法秩序的一次不容置疑的超越或“胜过”。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的那样：“写作将是冲动（其中最具特征的是死亡冲动）的移位、推进、释放、性能的辩证法在象征秩序中的记录，它作用着并构成着能指，但也超过能指；它将通过运用意指过程（移位、压缩、重复、逆反）的最基本法则使自己并入语言的直线秩序中去；它将支配其他辅助网络并产生一种超意义”(2)。对于那些遭受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文明中的主体来说，文学正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这种异化和困厄时时都被人们以特殊方式加以反抗。
然而，对于余华来说，以及对于当代中国小说来说，这种写作姿态及其技法已经不是什么破天荒的创举，这部心理自传中无可比拟的心理经验和革命语法，毋宁说是最完全彻底的，因而也是最后一次叛逆。对于当今的小说形势而言，余华的写作更像是负隅顽抗，语言革命的景象已经失去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余华的《呼喊与细雨》作为长篇小说、作为准自传体小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向人物和故事，并且向真实的生活回归的动向，但是其主导方面依然是极端个人化的心理经验、自我意识和语言风格，使得这部作品更像是关于语言的写作，关于写作的写作，与其说它在讲述“反抗父亲”的故事，不如说它更像是在演示“胜过父法”的写作。在文学常规化的趋势中，显得格外桀骜不驯，落落寡合。当先锋派的革命性已成为明日黄花的时候，余华的这次集大成写作却像是老树着花，虽无丑枝，也尽善尽美，然而它却难有青春年华的风骚，难有挑战者的勃勃生机。尽管这非常不公平，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父亲”还健在，并且有一大群合谋的子孙，“胜过父法”的写作过去是，现在就更加是一次未遂的叛乱。当代小说会从（而且实际已经从）这次叛逆中掠夺大部分成果，而反叛者则变成落荒而逃的不速之客。
也许这是余华的最后一次冲刺，当代小说不会在极端个人化的心理经验和乌托邦世界里找到出路，如何与这个变动的社会现实对话，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迫切的美学难题。不仅是回到自我的内心生活，而且是回到更为广大无边的真实的生活中去；不仅是“我的”故事，而且是“我们的”故事，不仅是“他的”存在，而且是“他们的”现实——这已经是难以阻遏的潮流，余华（及其同道）如果不愿到中流击水，那就为泥沙俱下的大潮吞没吧！但与其说我在预言他们的失败，不如说我在惋惜一个时期的夭折。尽管我的祈祷已经无济于事，然而，我依然认为《呼喊与细雨》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心理自传，它触及内心生活一个片面，当然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片面，它当之无愧标志当代长篇小说、心理自传小说所达到的一个高度。这部作品令人回味无穷，它如此经得起反复解读，以至于我毫不怀疑需要写作一部像巴特的《S/Z》那样的专门著作才能深入其内，而这篇拙文不过随意触摸一下皮毛而已。
1992年4月12日于京西郊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1) 陈晓明（1959—），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参见J．克里斯蒂娃《语言中的欲望》。中文译文参见《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