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郜元宝(1)
余华的小说，像读者比较熟悉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烟》《呼喊与细雨》《活着》，等等，都密集而刺目地铺陈人间的苦难。浓烈恣肆地暴露和渲染苦难，使余华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一位极具诱惑力也非常令人困惑的作家。
余华确实给世纪末中国文学的苦难之解悟带来了某种独特的可能性。从跨世纪中国小说家族中，我们挑出三位颇有代表性的作家——刘震云、张炜、张承志——和余华稍做比较，就会发现余华小说苦难意识的独特之处。以“官场”系列饮誉文坛的京都俊才刘震云显然更关心社会政治层面上苦难的造因以及克服困难的现实可能。刘震云后来发表的《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意味着他已经同曾经涉足过的“新写实”挥手告别，重新汇入中国文学神远脉长的“讽刺”传统。只有在这个传统中，刘震云的才华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同辈作家中，张炜、张承志思索苦难问题的深入、持久与执着也许无人能比。在我们的印象里，这两位作家一直是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是傲岸强悍的灵魂苦斗者。他们一脸汗尘，满面戚容，难得展颜欢笑。但是，到了《九月寓言》和《心灵史》，张炜、张承志终于成了幸福的归家者，他们关于苦难痴迷的追问似乎都有了比较理想的答案。人世的苦难在这两部长篇中被归家的充实、落定和至乐之情彻底冲刷和化解了。张承志的“家”是心灵的乌托邦，是笃诚的信仰之国。张炜的“家”就在载育万物的大地之上。人只要以大地的尺度为自己的尺度，只要具有格通天地自然的本源的德性，他在大地上的栖居就是任何人世的苦与罪都无法败坏的。皈依“信仰”，守望“大地”，是张承志、张炜在传统的“讽刺”之侧为苦难人生另外开辟的两条文学救赎之道。
不能说余华没有讽刺精神，没有心灵的信仰，没有朴素的大地之恋。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余华小说主要的取向。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刘震云式的强烈的现实讽刺。实际上，现实在余华的文字中只是一个虚化的概念。对于刘震云念念不忘的那个现实，余华甚至不屑一顾。余华也没有张承志那种近乎迷狂的信仰冲动。余华虽然对流俗的现实不屑一顾，但也并没有因此而超越现实，另外建立一个心灵的乌有之乡。余华所关注的毋宁说是被流俗的现实掩盖了的另一种真实。在余华看来，要达到这种真实，不仅不能借助张承志式的灵魂的飞扬和超越，反而应该拒斥悬浮于这种真实之上的一切价值建构，包括日常理性培植起来的所谓“现实”的观念。余华不愿飞升，不想慕远，他的愿望是一种下潜和沉落。沉潜到“现实”平面以下，才能看到他所谓的“真实”。当然，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更感受不到张炜那种亲近大地的栖居之乐，那种与天地自然息息相通的至性至德。读余华的小说，我们只有透过弥漫的阴霾和鬼气，才能依稀看到不太真实的河流、村庄、房舍、道路和街区。大地之上的一切存在物对人来说都是可疑的，充满了危险和阴谋。人只有活在地平线以下，就像《一个地主的死》中那个老人那样藏到茅坑里，才有些许安全。轰动一时的中篇《活着》写“福贵”向作者“我”叙述平生无穷的苦难时，“大地”几乎从小说中消失了。只是到了最后，“我”告别了“福贵”和他的牛们，“大地”才意味深长地被提起：“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大地和黑夜在《九月寓言》中给万千生灵带来了无尽生的意趣，而在余华这里，仅仅是一种死的安宁。余华的大地与黑夜只能合奏出一声喟然长叹。那不是对生命的肯定和保护，而是对生命的一种否定性的解脱。所以我看到《活着》最后这段文字，就很自然地想到左拉《小酒店》结尾收尸者巴苏歇伯伯那段可以用来安慰一切死亡的话。余华小说中的大地，不是生命意义的起源，而是生命意义的终点，是收藏所有泪与笑的永恒的沉默。
那么，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除了看到作者尽其所能地渲染苦难之外，还可以看到什么别的东西吗？似乎什么也看不到。我们确实很难断定余华对自己笔下的苦难人生究竟有怎样的想法和感受。事实上，余华越是将人间的苦难铺陈得淋漓尽致，他寄寓其中的苦难意识就越是趋于某种令人费解的缄默与暧昧。余华的小说刻意延迟、回避基至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和人生的苦难明确的价值评判与情感渗透。作者似乎从那些恐怖的图画中抽身隐退了，他在读者眼前留下的面影实在过于朦胧。我们被作品中毫无节制的苦难描写弄得目瞪口呆，茫茫然不知所措，抬起头来，却只能看到作者那副莫测高深的冷面孔，那种遗世独立好像谁也不配与之交流的阴沉之趣。
余华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某种对待世界的态度，或者说，余华的小说所呈现的某种“在世”的方式，一开始确实叫同在人世的读者感到无法理解，甚至难以接受。余华对苦难的情感反应总显得和常人不太一样。该关心的地方他偏偏漠不关心，该愤慨的地方他偏偏无动于衷。该心旌摇荡的地方他偏偏平静如水，该掩鼻而过的地方他偏偏饶有兴味地反复把玩。该悲悯的地方，他又偏偏忍俊不禁，把应该有的万千愁绪化为没心没肺的扑哧一笑。作者这样的态度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压根儿就不准备对笔下的生命表示点属于人世间的态度；他的任务，好像就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叙述一通了事。其他的你爱怎样怎样，与他无关。这种“在世”，更毋宁说是一种“出世”。但是余华根本上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出世”的小说家，我也不想把他和佛家的哲学拉到一起。余华的小说中肯定有佛家“出世”的思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余华果真跳出三界之外，我们谈论余华的方式就应该彻底变一变，或者竟不加谈论。但余华还写小说，而佛教徒中写小说的不多。像余华这样连篇累牍地写，更少。写小说这件事本身不应该是“出世”，而是一桩“在世”的俗事。像余华这样以一种好像是“出世”的方式和态度做这桩“在世”的俗事，肯定大有讲头，不是把余华归入佛家扫进空门就能了帐的。
值得思考的是，余华那种非常沉得住气的描写手段是否隐藏了一种从根本上打动我们的“在世”态度，以至于使我们自己反而沉不住气了？余华的方式何以能够让我们读完他的小说之后，禁不住要长叹一声：此人把苦难写绝了！为什么余华在绵绵“细雨”中几乎无声的“呼喊”，在我们听来却显得特别尖利，回声也拖得特别悠长？
余华的方式，直观地看，就是一种不介入的方式，也就是在苦难人生的呈现过程中拆除我们的文学作品习见的那道理智和道德防线，让苦难以苦难的方式而不是以经过种种解释包装过的形态，不加节制地呈现出来。这样就不仅加强了苦难描写的刺激效果，也使苦难的呈现获得了某种纯粹和透彻。
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抽去小说叙述过程中知性主体和道德主体的方式。小说只给读者无所不用其极地提供种种苦难的场面，却无意对这些场景进行知性解释或道德评判。这种方式确实猛烈地冲击了读者。但是另一方面，余华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我们知道，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在叙述过程中有意避讳主体，往往是一种能够使小说叙述的意义不断增值的有效手段。但是，余华在小说中实践的某种主体虚化，虽然极大地增强了描写的纯度和刺激效果，但是这种虚化主体能否进入读者的深度接受，就颇可怀疑了。余华在密集呈现苦难场景时过分克制主体思想的流露，这既可以让一部分读者鼓舞兴趣，探索作者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也可能让另一些读者心生疑窦：主体思想情感如此暧昧朦胧，会不会就是作者思想空虚单薄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两种阅读进路，余华都不能抗辩。
究竟应该如何切入余华式的苦难描写呢？我觉得要想真切地接近并且理解余华，首先必须弄清楚余华这一类作家和古典型作家（比如刘震云那一类讽刺型作家）完全不同的写作处境，以及由此造成的文本构造上的特点。
像“讽刺”这类传统的写作样式，总是依托着对作家来讲颇为有利的一种写作处境。我的意思是说，“讽刺”作家无论如何看待苦难，总不缺乏他的“隐含读者”，不缺乏他在现实中的同情者。他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信。隐含读者是作家的知音也罢，是作家的反对者和所要讽刺的对象也罢，在讽刺作品中，作者和读者的交流和对话，换言之，作者和现实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总是完全的。讽刺小说的文本是充分交流性的文本，交流的双方都在一种完成形态的交流语境（叙述话语）中趋于到场。因此，不管作者的观点、感情如何隐晦曲折，这类小说都具有不容怀疑的文本确定性。
我们如果细心体察一番便会发现，在余华的叙述话语中，作者并没有为读者留下适当的位置。余华的叙述是把读者晾在一边的独语。余华和现实之间的对话时常发生中断，他的小说是一种不充分、不完全的残缺型文本。要想理解这个文本，必须把余华所拒绝的“现实”和“读者”找回来，必须把余华小说文本残缺的另一面找回来，在阅读过程中加以积极的拼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余华一再回避、一再省略的东西获得确定性的理解。不仅余华是这样的，我觉得整个先锋派小说同现实特别是同现实中的读者进行对话的热情都特别低落。这和讽刺型作家总是渴望与现实中的读者进行直接交流，确实有根本上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先锋派小说的叙述，就是一条逃离现实读者阅读兴趣的孤往之路。“先锋”不是时间概念上的超前，而是价值、感情和思想方式上的一种孤独取径。说白了，“先锋”就是暂时找不到读者的那些孤独的叙述人。既然余华们不以我们为对话人，我们也就很难进入确定性的对话语境去理解他们。
因此，关键是要弄清余华逃离了什么样的对话者，弄清余华在呈现苦难时究竟回避了哪些思想和情感方式，而不必急于在孤立的小说文本中探索余华到底流露了什么。这就要求我们把余华的小说置入余华的写作处境，把余华残缺不全的文本置入某个客观的对话语境，尤其是置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人文精神的背景中，将不充分的语言补充完全。
从先锋派作家的年龄段来看，他们出生、成长、心性趋于稳定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是中国人文传统积贫积弱的颓败历史达到顶峰之际。极度匮乏的精神世界恰如一片荒原。但是，那时候的文学家们很少接触到这一世纪性文化演变造成的可怕的现实。荒原之上覆盖着掩饰和无视荒原的文学。这种现象更加剧了荒原所固有的荒凉与匮乏。余华这一代人可能是对这种存在和历史的荒原特征最为敏感的觉醒者，所以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就回避了荒原之上种种掩盖荒原的道德习惯、话语体系以及由这一切所培植起来的荒原意识形态。对余华们来说，文学的起点和可能性只能是对荒原真诚的回忆。他们绕不过这种回忆。如果真的绕过去了，他们的写作也就无可挽救地落入荒原意识形态的牢笼。这是世纪末作家最不愿看到的结局。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回忆才可能使他们免于那样的结局。
回忆在世俗时间上是一种返回的行为，但是在存在的根本指向上，回忆又是一种归于本源的回溯之举。只有回溯到某一种处境的开始处，回溯到某一段历史的源头，才能弄清楚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因此，回忆对余华来说就犹如一条必须勇敢穿过去的黑暗隧道。在回忆的尽头，比如，在小说反复描写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场景中，某种真实的存在感受才有可能复活。这时候，小说就可能成为无尽的时间隧道中偶尔出现的存在的光亮处。
余华的《呼喊与细雨》正是游荡在人文荒原上的弃儿关于自己“早年”经历的一部存在性的回忆之作。余华的回忆，代表了整个先锋小说某种典型的说话方式。一个人的回忆，通常总是抚今追昔，总是凭借今日生活处境所提供的语言、立场，带着今日的心情和观念，遥想已逝的世界。可是，在余华的大部分作品包括这部自传性很强的长篇《呼喊与细雨》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回忆。回忆成了单向度地追溯往昔并沉溺于往昔，“今天”被有意省略了。在回忆中，余华只有“昨天”，没有“今天”。这并不是因为过去的生活中有什么特别温馨的东西可以抚慰小说中那个“我”的心灵，使他乐不思蜀。事实上，“我”的过去谈不上有什么快乐、幸福、甜蜜和温馨。也许我们可以说，童年和少年人对于世界总有那么一份与生俱来的好奇和憧憬，而这就够了，因为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生命根本性的欢乐。但是，即使这种幸福，这种欢乐，在“我”早年苦难的重压之下，也实在算不了什么。与其说余华是在过去中找到了某种寄托，某种启迪，某种精神上的补偿，还不如说他是无可奈何地任凭灵魂穿越时光的隧道，在过去的荒原中浪游，恰如这颗灵魂曾有过的那段浪游经历一样。余华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他在小说中似乎满足于这种浪游，沉溺于痛苦生活的回味，而很少站在这段生活之外稍加评说呢？为什么余华一点也不想利用“今天”的认识立场对昨天说点什么呢？在回忆性叙述文本中，为什么要对“今天”讳莫如深呢？回忆过去这个行为本身难道不是现在进行时的吗？我们的回忆难道仅仅是为了过去而与“今天”毫不相干？如果说“今天”的省略在小说文本中意味着主体的退场，那么这种退场果真彻底吗？余华果真遗忘了“今天”吗？用今日一片空白的心境去重温当时就已经荒芜而如今更是烟雨凄迷的往昔，难道可能吗？在余华关于过去单向度的述说中，果真没有一点指涉今天的意味？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余华在小说中竭力省略的“今天”，恰恰是他在当前的思想中试图澄清而又不能澄清因而只好用省略的方式默默念叨的一个在场者。省略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的呈现，甚至是一种特别的强调。沉默本来就是另一种言说的形式，是不说之说，不写之写。不过余华如此指涉“今天”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写作上的策略，很大程度上乃是逼不得已。对于今天，我们往往会惊奇地发觉，尽管自己说了许多话，归根到底，还是等于白说。关于“今天”，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要有这种心理经验，我们对余华在“今天”这个话题上三缄其口，就不难理解了。
我认为，余华之所以不愿意站在“今天”审看“昨天”，之所以放弃了根据今日之我述说昨日之我那种常见的小说回忆和叙述模式，并不是因为余华要以此逃离“今天”，逃入“昨天”——“昨天”并不美妙。这中间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余华在小说中没有写出来的对今日生活的一种积极的判断。在余华看来，今日之“我”仅仅是一个暧昧模糊的主体，他的认知与情感，他的语言，都是暧昧模糊的。这样的“我”不能充当回忆昨日的起点和根据。相反，这个“我”还指望通过回忆来让那个失去的世界和那段作为起点的生活对自己有所启迪，根本不存在站在今日的立场评说、领会、诠释“昨天”的奢望。“今天”正有待于被启迪，它无力去启迪别的日子。“今天”没有光，它需要光来照亮自己，不能去照亮别的时间。
文学家的“今天”往往如此。他们总是要向即逝的往昔凿壁借光。对于他们来说，“今天”往往是一种价值混乱的日子，是“立场”消失的世代，是不断向虚无之境坠落的无名深渊，是等待命名令人烦躁的阶段，是缺乏根据和判断可能性的乱糟糟的局面。比起“今天”，余华所追忆的“昨天”，他的童年和少年，尽管也充斥了苦与罪，却并不缺乏存在的亲切感和可命名性。《呼喊与细雨》中“我”对早年的苦难满不在乎，漫不经心只晓得在生活的荒原上自寻乐趣，那份人道的自然倾向，那种对生命本身只有少年人才有的新奇和兴奋，更是今日极度敏感脆弱又极度苟且麻木的生活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如果说余华有意在小说中省略了“今天”，那么，这种省略所包含的意味，正是力图以沉默和空白的方式对今日的某种言说。余华在展示昨日的苦难时排除了今日的立场和认识，排除了今日仍然对大多数人有效的道德习俗、情感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许诺与权威解释，因而使苦难场面之展示显得缺乏节制，并且由此产生了某种“残酷”效应，好像他无论面对怎样的苦难，也能保持一言不发，无动于衷。有些评论据此认为，余华是在追求小说的某种“情感的零度”。事实上，与其说余华是在某种“情感的零度”上叙述人间的苦难，不如说他是把无以名状的情感涵容在平面化的叙述中。我们读《星星》，读《十八岁出门远行》，读《呼喊与细雨》，甚至读《现实一种》和《世事如烟》，都不难感到冷漠的叙述底层汹涌着一股心灵的潜流，呼之欲出，却又无以名之。这股心灵的潜流无疑就是余华所发掘到的人类特有的情感世界。但是，余华并没有用今天我们熟悉的一套语言系统去张扬、传达、转译和诠释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感情，而是把他的感情之火凝固在不事张扬、无须传达、不可转译的某种“前诠释”的原始状态，还放置到某种身在其中的“在世”、在“……之中”的生存原状，这是“情感的零度”解释不通的。我觉得，这种情感方式和生存境界，用余华自己的话讲，就是“活着”。“活着”是一切情感之源。“活着”就是一种最本源性的感情状态，这就不必再把“活着”分解成各种各样习俗的情感形式了。“活着”用一种无言的涵容述说着身在其中的人难以述说的情感。这就像一个满腔热情的哑巴要求表达自己的感情，激动得哇哇乱叫，手舞足蹈，最后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世俗的言辞实在非他所能拥有，就只好按照原来的样子平平静静地“活着”了。尽管情未尽，心未死，说话表达的欲望依旧那么强烈，但是外表上，他很可能给人一种无所用心的印象，似乎对一切都不动感情，不想评说了。余华的状况有时候就跟欲言而难言终于只好无言的哑巴非常相似。
我们看《呼喊与细雨》中那个男孩，“我”，他对于养父养母的感情，对生身父母的感情，对自家兄弟的感情，对儿时玩伴的感情，对女性的感情，对周围世界所有人和事的感情，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余华并没有将这些感情从“我”直接当下的生存中分离出来，或者转换成世俗流行的情感方式，转换为某种滥熟的情感话语。“我”的复杂情感彼此交融汇合，成为混沌的整体，保持在未经主体意识诠释的本源性的生存状态中，以至于表面看来，男孩“我”在苦难的生活之中似乎有点没心没肺，茫然无知，只知道一味游荡玩耍。余华这样写人的感情，正符合生活本来的样子。男孩子“活着”，就是一种前诠释的“在……之中”，即身在一种存在性的情感世界之中。生活是充满各种复杂情感的生活，情感是渗透生活每一角落每一瞬间的情感。情感和生活合而为一，这就没有必要在生活世界之侧另外竖立一套言语系统来反射和诠释这个弥漫性的情感世界。《活着》正是循此路径，充分展示“活着”本身包含的情感的本原性状。在余华看来，本原的情感未必非要表现出来不可。表现出来的情感往往已失去本原性。余华的情感是非表达性的，它完全流淌在作者关于苦难平静如水的讲述中了。情感与整体生存完全化合为一，以至于表面上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情感的浪花。唯其如此，余华对情感的描写才达到一种返本归元的逼真性；唯其如此，在生活的细雨中发出的情感的呼喊，虽然初听起来似乎含混无声，细细品味，却能品出发自生活底层和深处的厚实性。这是一种“在之中”的呐喊，它比一切含有主体过多解释成分和现实指向性的呼声，更能从四面八方把我们笼罩进去。
对于人间的苦难，余华不是不动感情，而是动了更具本原性的感情。或者说，余华的目的，不是要把自然生发的情感张扬出来，付与消耗性的无谓呼叫，而是要把人的情感内敛和聚摄到“在之中”的本原性生存，使之化为不事张扬的无声的呐喊。这种无声的呐喊，是真情实感非表达的表达，不在场的在场和无语的言说；它拒绝今日世界文化的各种诱惑，拒绝意识形态化的转译机制，由此为这个日益虚假的时代保留最后一份真实：“残酷”的真实。
但余华的“残酷”实非世人之所谓“残酷”。现时代人们已经越来越远离情感的本原状态；现时代对苦难的情感反应，都是高度技术化了的，离不开流俗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语言的诠释和包装。正因为现时代人已经习惯了这种非本原的情感表达方式，所以无法理解余华描写的这种本原形态的情感，反而自作聪明地认为余华没有感情，断言余华是一个在苦难面前脸不改色心不跳的“残酷派”。
其实，余华的残酷不在于他对苦难无动于衷（这恰恰是那些大惊小怪感叹余华“残酷”的人们对待苦难的习惯方式）。余华的残酷在于他残酷地剥夺和撞碎了世人习以为常的领悟苦难的方式。余华确实是把现时代领悟苦难的所有流俗的可能性全部阻塞了，他要我们毫无心理准备，赤裸裸地投入苦难的人生，从而在超道德超文化超人道主义超理性主义超习俗的本原存在的层次上唤起对苦难与罪恶的一种“畏”，用余华的话来说，就是某种存在性的恐惧和战栗。《呼喊与细雨》中反复提到“恐惧和战栗就是人的至善”这句名言，其意盖在此乎？
人间之所以有罪恶和苦难，之所以难以消除罪恶和苦难，是因为缺乏趋于至美的良知。人间之所以缺乏良知，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直面苦难时的那种“畏”，那种足以唤起良知足以使人趋于至善的恐惧与战栗。人们之所以不知此恐惧与战栗，是因为文化习俗中包含了太多的欺骗和蒙障之物，使人看不到真实的苦难。余华的目的就是要在小说中把这些欺骗蒙障之物统统揭除，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正视苦难。这才是余华小说的残酷性所在，他要我们真真切切地“看”，从而真真切切地“畏”。
余华的确是够残酷的。他不仅在世俗情感的可视性层面（即“看”的层面）极度刺目地展示人间的苦难种种，还进一步展示世俗情感在承受和解释苦难时根本上的虚伪、诬妄无力与不可能。这就使我们无所依凭，不得不有所“畏”，不得不堕入深刻的恐惧和战栗之中。
余华的小说，特别是余华小说表现的某种苦难意识，我不敢说确有把握讲清楚了。我说余华将主体的苦难意识融入本原的未经知性和习俗道德分离的一种“身在其中”的情感和存在状况，融入不特别张扬苦难意识但无疑把苦难意识和苦难情感涵摄其中的存在意识，融入“活着”这种最直接最朴素的生存感受，让一切都在存在的平面上趋于混沌化——这其实也是一种不说之说，不写之写。唯一可以肯定的，或许还是上面一段文章最后所分析的余华对情感非表达化非符号化非意识形态化非“今日”化非“当前”化的那么一种还原。在还原式的回忆和叙述中，不仅呈现出所回忆和所叙述的那个时代生存的荒原性特征，更呈现出回忆者和叙述者正在回忆正在叙述的当下此刻某种文化价值上的虚无意识。余华一面叫人看太多的苦难和制造苦难的罪恶，一面又提醒人们，对苦难和罪恶试图加以解释和克服的一切努力都是如何的不可能。最后，余华还要他的读者承认，在苦难面前，我们甚至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我们能够说的和能够做的，只能是面对苦难，不说不做，像余华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一遍又一遍亲尝苦难的人生，经历难逃的劫数。
余华就是这样一位复杂而又简单的作家。余华对苦难场景冷静客观的描写使他的形象在20世纪末中国青年作家行列里显得异常出众也异常单纯。但是，余华以其浓烈刺目的苦难之呈现，对以往文化中所有苦难之领悟进行虚无主义式的排斥和拒绝，又使他自己的苦难意识终究归于复杂而暧昧。我们只知道余华拒斥了什么，并不知道余华树立了什么。余华为我们呈现出如此清晰而单纯的世界图画，他自己关于苦难的观念却并没有显现出来，反而不得不趋于某种令人困惑的含混暧昧。谁也不知道余华到底在讲些什么。对作家来说，这是否也有某种残酷的意味呢？
1994年1月28日写
1994年2月22日改
（原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1) 郜元宝（1966—），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