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本书在补充林语堂研究的内容、翻译理论探索以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或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与启示，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范围的局限。受篇幅与研究目标的制约，本书主要考察了林语堂大部分英文译创作品，对其英译汉翻译作品则涉及较少，如果能通过译创方向上的双向对比，可以从更为广阔的范围来全面理解与认识林语堂的译创活动。

第二，研究方法的局限。本书主要采用了文献调查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林语堂的不同作品进行分析，虽然可以深入考察林语堂译创活动的过程，但囿于此种研究方法，无法对同一译作下其他译者的不同版本进行横向对比研究。

第三，材料的局限。受海外资料收集方面的限制，译创效果部分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出版情况的数据收集可能不够完全，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数据，这可能会影响结论的说服力。

关于林语堂的英文写作研究，本书只是揭示了冰山一角，还有许多有待挖掘的领域，在研究视角、资料收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待后来者进一步探索和超越。具体来说，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性：

第一是海外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林语堂大多数英文作品都是在海外出版的，而且部分作品再版时还有修订，他本人的创作手稿和资料也尚未完全公开，其他人对他英文作品的研究资料也都散落在国外的报纸、期刊和杂志上。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资料散佚于各种机构或个人。这些是目前在资料收集和整理方面存在的主要困难，有待后来者进一步探索和挖掘。

第二是林语堂英译汉翻译作品和早年中文作品的研究。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有英译汉作品7部，包括《卖花女》（1929a）、《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1929b）、《新的文评》（1930b）等。本书只是分析了林语堂的“译出”翻译，而“译入”翻译也是考察其翻译主体性和翻译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译入”角度研究其翻译过程，并同“译出”翻译相互比照，有助于对林语堂翻译活动的全面理解与认识。此外，林语堂在译创思想上所体现的语言观、翻译观、文学观和文化观在其早年中文作品里多有体现，且其中的部分作品直接被改写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因此，对其早年中文作品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译创思想以及其创作和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是研究范围及理论视角的拓展。本书在文本分析方面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来考察，但由于林语堂作品数量的繁多和译创手段的丰富，每个视角仍有深入展开的必要。尤其是对文化视角的解析，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此外，还有必要继续拓展理论视角，要借鉴语言学理论、翻译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和新方法，为翻译研究提供跨学科理论视角，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开辟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