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译创者，林语堂既是文学译者又是文化自译者，这种双重身份消解了原文本和原作者的概念，将其置身于中国文化元文本的“翻译”这个宏大的语境之下。由此，林语堂在译创动机、译创内容以及译创思想上体现出来的主体性，超越了传统译者的“隐身”，凸显了译创者更为主动的“自我再现”。

译创者是运用翻译和写作并存的方式表达自身文化的人，包括进行创造性翻译的译者以及进行翻译式写作的作者。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译创者研究同译者研究既有相似，又有相异。其一，译创者在主体身份上是独立自主的，从文学译者扩展到文化自译者。当译创者是从事创造性翻译的译者时，原文本只是一种信息提供，不再是唯一、确定的；当译创者是文化自译者时，原文本变成了文化元文本，他进行的是对本族文化的翻译式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文本和原作者的概念被消解了，译创者置身于一个更大的文化元文本的语境之下。其二，译创者的译创动机主要在于两点。首先是表达自身文化。译创理论脱胎于后殖民语境之下，因此译创者处于两种不平等文化之间，其译创活动成为弱势文化争取话语权力、重塑文化身份的途径。其次，译创者作为作者的身份也在起作用，这使得他的译创动机又带有强烈的个人诉求，追求自我实现。其三，译创者虽然在译创过程中同传统译者一样，也要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的制约，但他的双重身份给予了他更大的话语权和自由度，因此他同时也在挑战，甚至颠覆、引导着这些制约因素。由此可见，译创者主体性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自我再现”，这里的“自我”包含双重含义：既指对自我文化的再现，也指对译创者本人的再现。

本书发现，作为译创者的林语堂，正是通过创造性翻译和翻译式写作两种模式，对中国文化进行个性化重构，在向外展示我者形象的同时也在追求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具体来说，林语堂作为译创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创动机、译创内容以及译创思想三个方面。首先，本书发现林语堂的译创动机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从最初的纠正此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偏见，到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传播中国文化，再到表达构建多元文化的文化理想。一方面试图打破文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向他者展示中国文化的真实形象，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进行个性化重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其次，在译创内容上，本书发现林语堂重点译创了经典哲学和抒情哲学两大主题下的英文作品，对经典哲学的介绍以道儒为主、兼以论佛，对抒情哲学的译创则以闲适、幽默、性灵题材为主。这既和他传播中国文化的译创动机相关，也体现了他本人的文学性灵观以及中西合璧的女性观。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输出，以弱势文化进入强势文化，本身就是对目的语文化下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挑战。尤为难得的是，对处于中国文学系统边缘地位的闲适、幽默、性灵题材的选取，又是林语堂对源语文化下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一次挑战。正是译创者的身份，使他比传统译者拥有更多的自由度和更大的话语权，才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发起双向挑战。与此同时，林语堂对读者群体的高度重视以及赞助人在文本策划、帮助作者获取酬劳和社会地位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影响了译创内容的选择。再次，译创思想又是译创者主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译创者对译创活动体验和思考的结晶，同时新的译创活动又反过来进一步完善译创者的译创思想。本书对林语堂的译创思想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进行探讨，发现其译创思想在宏观上体现了翻译艺术观、语言文化杂合观、文学性灵观的有机统一，微观上则针对不同文体和不同读者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提倡句译、解释式和评论式翻译以及意境翻译的翻译方法。可以说，他的译创思想自成一个完整体系，并与其译创动机和译创内容紧密相关。具体表现在：“翻译是创作”的观点将翻译和创作融合起来，正是译创理论的体现；“译学无成规”决定了译者要考虑译创动机、译创语境以及读者因素再就其如何译创作出考量；“文学性灵观”直接影响了林语堂的译创内容；“语言文化杂合观”是译创理论的内涵之一，但是林语堂的杂合观比译创理论追求差异性又有所超越，在追求文化杂合的高度上既存异也求同；解释式和评论式翻译直接指导了他对古代文本的译创。最后，林语堂作为译创者，其贡献和价值就在于他在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选择了“中学西传”，主动承担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和责任，并为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一个译者“隐身”的时代凸显了译者的“在场”，对文学原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对文化元文本进行翻译式写作，由此完成了译创者的“自我再现”。此外，他在译创内容上的首创性、独特性和学术参考性，以及在译创思想上的开拓性、前瞻性和创新性，都对当下的翻译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林语堂的译创手段自成体系，综合了翻译策略和创作手法，具有多层次性、丰富性、首创性和巧妙性，其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是“主调对话”：以输出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基调，以西方语言文化作为伴奏在场，在对话中既完成了其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又使文本获得了目的语读者的共鸣。

本书表明，由于译创兼具翻译和创作两种表达方式，因此在手段上结合了翻译策略和创作手法，如解释、杂合、互文等手段，比传统的翻译方法更为复杂、自由和多样。本书运用文献调查以及文本对比与分析的方法，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考察了林语堂的译创手段。语言视角下的译创手段从正文本、副文本和互文本三个层面展开。本书发现，正文本层面的译创手段主要表现在：词语的译创以音译和直译为主；句子的译创以再现原句总意义为原则，按照英语的语法规范对句子的结构和顺序作出相应的调整；风格的译创使用雅健的英文和添加冗余信息。同时，词语和句子相结合所形成的语言杂合特征，体现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话，使读者一方面感受到由文化专项词所带来的异域情调，另一方面又不会因为句法不通顺而产生过度的阅读疲劳和障碍。雅健的语言风格体现了林语堂个人的语言观和创作观，冗余信息里包含的是对中国文化特色元素的翻译。副文本层面下林语堂运用了题记、献词、卷首语、前言、导言、导读、标题、注释、附录、图画、照片等各种手段，既丰富了正文本的生产，又引导了读者对正文本的接受。互文本层面下使用了引用、暗示、戏拟、仿作、自译和改编的译创手段，打破了翻译策略和创作手法之间的界线。各种译创手段统一于每个作品之下，为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而服务。同时，副文本和互文本层面又体现了两种（或多种）文本之间的对话。文化视角下，林语堂采用了对话式的译创手段，具体表现为：在中国文化内部的对话里，儒家内部以孔子思想为主，孔子弟子的思想为辅；道家内部以老子思想为主，庄子思想为辅；儒释道之间道家是主旋律，儒家和佛家是伴奏。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里，中国文化是主旋律，西方文化是伴奏。本书发现，“主调对话”是林语堂在译创手段上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即以输出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基调，以西方语言文化作为伴奏在场，在对话中完成其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和文化输出，同时也体现了译创理论的核心思想：翻译是一种文化创作，创作是一种文化翻译。

本书发现，林语堂的译创手段本身自成一个体系，具有多层次性、灵活性和对话性，是译创实践里经典又罕见的一个案例，对同类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同时，其译创手段具有首创性，表现在大量中国英语的输出以及多种译创手段的交叉运用，打破了翻译策略和创作手法之间的界线，拓展了以往单一的汉籍外译的思路，又体现了文化杂合的多元文化意识。此外，其译创手段的巧妙性在于，通过培养读者的信任，在对话中转换文化视角以及引导读者反思自身文化的问题，林语堂既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个人重构，又使文本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在二者之间取得了平衡。

第三，林语堂系统而全面地向西方译创了中国文化，其英文译创作品在海外具有跨时间、跨地域的持续广泛的影响，获得了读者的认可。良好的译创效果表明，林语堂实现了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译创动机，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也获得了认同。同时，这种译创实践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开辟了翻译式写作的新思路，在译创内容和译创手段上为如何展示我者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书发现，林语堂一生译创的英文作品超过30余部，涉及散文、诗词、小说、传记、论述等多种体裁，系统而全面地向西方译创了中国文化。因此，有必要从译创效果上对其译创活动加以分析和总结，同时这又是对译创主体研究和译创手段研究从接受美学角度作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本书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出版发行和读者接受两个角度来考察林语堂的译创效果，其中，对海外出版发行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尚属首次。本书表明，林语堂的英文译创作品在海外具有跨时间、跨地域的持续广泛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自1935年在海外首次发行至今已逾80年，其主要作品仍在出版；从地域上来看，除了众多英语国家之外，许多非英语国家也将其作品翻译成该国文字出版，涉及的语种约有十多种，足见对林语堂作品的重视。从读者的反馈情况来看，目的语读者肯定了林语堂在向西方传播和阐释中国文化方面的重大贡献，并对其语言功底和文体风格加以赞赏，也表达了对解释式翻译以及副文本层面下各种译创手段的认可，同时还提出了少量的建议和意见。从译创效果可以看出，林语堂实现了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译创动机，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也获得了认同。这种有效传播既是西方文化语境自身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们努力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展示本国真实形象的必然结果，还与赞助人对林语堂“中国文化代言人”的准确定位密不可分。同时，林语堂译创活动的成功经验是一笔宝贵财富，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诸多方面的重要启示。首先，林语堂译创实践本身就是集合了创造性翻译和翻译式写作两种模式，拓展了传统翻译实践的空间，为中国文化向外输出开辟了翻译式写作的新思路。其次，林语堂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既没有妄自菲薄，也没有盲目崇拜，而是始终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国际视野与西方话语展开互动，在“以西衬中”的理念下来彰显中国文化的特点，这种多元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正是当代译者和文化传播者应该具备的素养。最后，林语堂在译创内容上的广泛性、趣味性和严肃性以及在译创手段上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对话性，都为当代译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为如何向他者展示中国形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