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提高文化软实力方面也加大了力度。比如，在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增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又系统地通过汉籍外译的方式，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参与国际文化对话。莫言在2012年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更是让国际文坛和普通读者将视线再度转向中国。正如潘文国所言，汉籍外译工作正面临百年以来的最好机遇（2007：30）。而林语堂的英文译创活动为当前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

首先是多元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的启发。林语堂始终以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世界眼光来看待中外文化，追求的是中西文化的互通与融合。面对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话语，林语堂既没有妄自菲薄，也没有盲目崇拜，而是与西方话语展开互动，通过中西比较来凸显中国文化的特征。比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性格》）（1890）一书是19世纪末有关中国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正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言：“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破灭了，这在一本名为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著作中得到了证明”（2002：7）。面对西方“中国形象”的强势话语，林语堂在其著作中做出正面回应，修改了西方关于中国话语的负面成分，同时又借助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进行客观的陈述和评价，力图更加真实地呈现我者形象。例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在内容上体现了对明恩溥观点的回应，书中提到的中国人的特点如圆熟、忍耐、和平、知足、保守等看法，就与明恩溥有相似之处，而对于西方人的“黄祸”情结、对中国妇女的悲惨描述等负面话语则进行了反驳（陈金星，2006：77）。在陈季同和辜鸿铭的译介态度上，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文化融合意识和文化自信。陈季同曾对曾朴表达过如下的观点：“我们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而自足，要推广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就要先去隔膜。要去隔膜，就要大规模的翻译，不但他们的名作要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要译出去”（曾朴，2003：807-809）。辜鸿铭虽然对西方现代文明持否定态度，但并不盲目排斥，他希望将东西方的长处相结合，消除彼此的界限，并以此作为最大的奋斗目标（龚书铎，1996：2）。可见，这三人都是以一种世界文化的融合观，带着对中国的情感和文化自信，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下，独立走上了东学西传的道路，既向外输出中国文化的优势，也从西方的话语当中反思自身文化，为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文化在西方中心的话语世界里争取一席之地。也正是这种客观、真诚地输出我者形象的立场，使得他们的译创活动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以林语堂的影响为最。这种文化国际视野和文化自信正是所有从事文化输出活动的译创者（包括译者和翻译式写作的作者）首先应该具备的素质。

其次，林语堂在译创选材上的全面性、趣味性和严肃性也是值得借鉴的。笔者在第3章3.2林语堂译创内容部分已经分析过，林语堂英文译创作品有30多部，体裁非常广泛，包括了小说、散文、诗词、传记、论述等，既有古代经典哲学著作的译介，也有他本人更为钟爱的表现幽默、闲适和性灵的抒情哲学的译介。一国进行文化输出通常都是从对经典著作的翻译开始的，比如1995年立项的“大中华文库”工程，就是从先秦至近代在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译成英文，面向世界的。对经典著作的翻译，可以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精华部分介绍给西方读者，但是经典著作尤其是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往往比较深奥，西方读者单从这一个视角来理解中国文化可能会有难度，对接受情况会有影响。而一些处于文学系统边缘地位的文学作品不一定意味着其文学价值低，林语堂对这些作品的译创虽然是和他本人的文学性灵观有关，但客观上增加了选材的趣味性。这些诗词、小品文和短篇小说篇幅较短，内容通俗易懂、怡情养性，正是可以作为床头读物的，最易为读者理解、也最受读者欢迎的那种类型。这些作品的翻译主要收录在The Importance of Living、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Retold by Lin Yutang和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这三本书里。从前述的出版发行和读者评论情况来看，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译创效果。这一情况提醒我们，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选材上的全面性和广泛性，既能够将中国文化的精品输送出去，又要注意到内容上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以获取一个更好的接受效果。此外，林语堂在译创选材上的严肃性主要表现在对版本的选取上。中国古代文本是记录在竹简上的，而竹简是用皮条串起成捆保存的，皮条年久易断，因此经常有误排的时候。同时，古代汉字的演变加之各种政治动乱的浩劫，也使得古代文本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因此，林语堂在译创古代文本时对版本的选取十分谨慎。比如，在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一书里，他对《中庸》《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翻译在每一章的导言里都交代了所选取的他认为最好的版本，并说明了原因，足见林语堂作为学者严谨治学的态度。这一点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翻译古代经典著作时，译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版本学常识，可以在不同版本之间加以甄别，从中选择一个高质量的原文本进行翻译。

最后，林语堂灵活多样的译创手段对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是最有启发性的。首先，“译创”这一概念就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此前，翻译研究学者考虑的主要是通过译什么和怎么译来输出中国文化，而译创理论将翻译式写作纳入了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写什么和怎么写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翻译和写作的界线被打破了，二者共同服务于“翻译”中国文化元文本这个更大的话语空间里。在这一点上，林语堂的翻译式写作，如The Importance of Living、Moment in Peking等作品就成为可资借鉴的范本。其次，林语堂在语言和文化视角下各个层面的译创手段之丰富之多样，以及各种译创手段的交叉使用，对于当代的跨文化交流更是有着重要的价值。总体上来说，这种主调对话特征是以译创中国文化为主，又伴以西方文化在场，形成中西对话。通过唤起西方读者的文化共鸣，以获取本族文化在异族的良好接受。这种对话意识对当代文化传播者的启示是：译创者在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在整体意识上不能只是考虑到本族文化如何输出，还要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即考虑异族文化的接受情况。当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西方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主调的部分——即中国文化的输出在对话里的比重可以占得更多一些。在具体的译创手段上，林语堂在80年前就在作品里采用以音译为主的方式大量输出中国英语，而且很多是他首创的，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英语本身也正在成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通用语言，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地发出中国英语的声音，既是传播中国文化特色，也是为英语增添一份中国元素。林语堂对古代文本的译创主要以对原文本的解释式翻译和评论式翻译为主，同时又辅以各种副文本和互文手段，形式上也有全译和节译等多种方式，力图让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透彻的理解。辜鸿铭对古代文本的译创也和林语堂相似，比如《论语》英译本副标题就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Ku，1898）。从良好的接受效果上来说，这种解释式和评论式翻译无疑是有助于减少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国古代作品时的困难，特别是一些深奥复杂的哲学著作。但是，在使用这种译创方法时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不同的时代语境下解释和评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辜鸿铭在翻译古代文本时，为了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感，去掉了大部分的专有名称，如把孔子的学生曾子按其身份译成“a disciple of Confucius”（同上：2）。林语堂则大多采用了“音译+解释”的方法，既输出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元素，又能够让读者理解。在语篇层面，林语堂也比辜鸿铭的解释和评论要少，主要是针对特定术语的解释和帮助读者理解古人思想的发展。在如今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文化语境下，林语堂的方法显然更为可取，而且解释和评论的程度还可能更少一些。此外，林语堂在翻译式写作里所使用的各种译创手段也对如何书写中国文化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比如，音译了大量的文化专项词来输出中国英语，引用并翻译中国文学里的作品，通过携带冗余信息来翻译中国文化里的各种传统、制度、风俗习惯等。传统译者面对的只是如何处理原文本的问题，而译创者从文学译者拓展到文化自译者，原文本只是成为一种信息来源，译创者面对的是如何处理文化元文本的问题——即着眼于“如何向他者展示本民族的形象”（张春柏，2015）。这既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也为当代译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这一点上来说，林语堂在译创手段上的丰富性和灵活性，以及从中展现出来的为真实地呈现我者形象而不是一味迁就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文化自信，都是值得研究和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