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作品在海外的成功也和赛珍珠夫妇的积极策划和准确定位密不可分。赛珍珠夫妇有意将林语堂打造成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要求林语堂在写作中要突出“中国性”。比如，在赛珍珠写给林语堂的一封信里，提到对一部作品的意见，“对我来说，这部小说的四分之三是衍生的（derivative），读者可以看出林语堂读过Poe、Longfellow和James Joyce。但是，如果这部作品出自中国来源才有价值，因为我们太熟悉西方来源了，读者会感觉不够新鲜（stale）。中国来源是西方读者所未知的，只有是中国人所想的，出自中国智慧和中国哲学，才让人感到新鲜独特（fresh and original）”（Buck，1942）。华尔希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你的写作显然受到了尼采和惠特曼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只出现在部分段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整本书的思想或者风格都是在西方影响之下，我认为你就犯下了大错。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在美国的声望是建立在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达中国人的观点的基础上的，即使你用英文写作”（Walsh，1942）。可见，赛珍珠夫妇认为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利用，因此他们希望林语堂在作品里减少同西方经典的联系，尽可能多地呈现中国文化，给读者更纯粹的阅读中国的感受。当然，赛珍珠强调突出异质性也和她自身的中国情结和翻译经验相关。她翻译的《水浒传》就采取了以译出语为取向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语言文化的异质性特征，显示了赛珍珠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尊重（唐艳芳，2010：226）。译作一经推出就登上了美国“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销售情况非常好，而且多次再版（同上：3）。赛珍珠将她的自身经验应用于对林语堂的图书策划上，从接受效果来看，将林语堂定位成“为美国中产阶级服务的中国哲学家”（the Chinese philosopher for millions of middle-class Americans）（Qian，2011：178）还是比较准确的。在林语堂的全部英文作品里，凡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构成的著作，无论是创造性翻译还是翻译式写作，都更为畅销。比如，The Importance of Living、The Wisdom of Confucius、The Wisdom of Laotse等作品销路和评价不错，而像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里的印度部分以及On the Wisdom of America（《美国的智慧》）（1950b）一书的销量和反馈则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