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西方文化语境的需要之外，中国文化自身也有走出去的需要。直到19世纪，汉籍外译工作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垄断的。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也对西方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立场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片面理解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与偏见。因此，中国的学者也在为纠正这种误读与偏见做着种种努力，这种努力在林语堂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林语堂之前，在西方译介中国文化并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主要有陈季同（Tcheng Ki-tong）和辜鸿铭（Ku Hung-Ming）等人。陈季同是最早以法文来译介中国文化并在欧洲产生影响的中国人。他的成名作是1884年出版的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中国人自画像》），该书讲述中国的社会生活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其中还包含了数十首中国诗歌的翻译，相当于对中国文化元文本的翻译式写作。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巴黎引起轰动，一年内再版了五次以上，并于次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也受到热烈欢迎（黄兴涛，2000：43）。此外，他还翻译了《聊斋志异》里的26篇作品，以Les Contes Chinois（《中国故事》）（1884）为名发表，这本书很受读者欢迎，一年内就再版三次（同上：42）。正如法国学者巴斯蒂（M. Bastid）所说：“陈季同是巴黎文艺沙龙里很受欢迎的人，他用法语把许多富含魅力的中国民间风俗和文学作品介绍给法国人”（陈学恂、田正平，1991：266）。继陈季同之后，西方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传播者当属辜鸿铭。自1898年开始，辜鸿铭先后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等儒家经典完整翻译成英文，是第一位独立翻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译本在国外一经出版便极为畅销，“当年销路之佳，罕有其匹，泰西购者近百万部”（杜英穆，1998：112）。同时，他创作的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1915）以一种文化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一问世就引起西方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先后被译成德文、法文、日文，广为流传（黄兴涛，1995：242）。陈季同的影响力主要在法国，时间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辜鸿铭的影响力主要在欧洲，以德国为最大，时间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而林语堂于1935年在美出版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是和前两人的代表作一脉相承的，都是在向西方讲述中国文化。可以说，这二人为林语堂在20世纪30~60年代在西方进一步译介中国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林语堂在著书的数量和质量上均超越了前两者，又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这80年间里，陈季同、辜鸿铭和林语堂以流畅、地道的英文，向海外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以一种积极的文化输出的态度，消除西方话语里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偏见，削弱西方的话语霸权，努力构建我者形象，同时也对抗了不对等的中外翻译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