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里的中国形象，自《马可·波罗行纪》开始，历经了7个多世纪的持续变化。从13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被不断美化，成为西方人追逐异国情调和批判现实政治的一种利用工具；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随着启蒙运动的完成和中西权力关系的转变，西方话语里的中国形象转为贬低、厌恶甚至遗忘，正如周宁所说：“西方曾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开放的现代性叙事中赞美中国，又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自足的现代性叙事中批判中国”（2005：105）。这种情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转折。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西方人在精神层面的困惑与迷惘，对物质文明和工具理性的怀疑，进一步产生了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衣俊卿，2004：140）。一批西方知识分子在反省自身文化缺陷的同时，将视角转向了东方文化。比如，罗素在访华后发现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与闲适哲学正是西方人所缺失的，而他的中国观对整个西方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冯智强，2011：191）。与此同时，日本在亚洲发动的战争威胁到西方世界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又想起了曾经是充满智慧与和平的中国形象。而更直接的契机是，赛珍珠的小说The Good Earth（1931）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了美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的关注。但该书描写的是位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生活状态，他们还想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由于此前中国在西方话语里的负面形象，美国读者对中国的认识十分肤浅，头脑里基本上是东亚病夫、孔子、小脚女人、贫穷、鸦片、野蛮等认识，中国和中国人对他们来说是神秘的，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正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下，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恰逢其时，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自身需要。因此，他的作品能产生轰动效应和广泛的影响力便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