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书评文章，多为评论家和学者所写，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主要可分为语言、内容和选材、译创手段三个方面。

5.2.1.1　语言

大多数读者高度赞扬了林语堂的语言功底和文体风格。例如，夏洛特·泰勒（Charlotte Tyler）谈道：“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用一种清晰、有力、优美的英文散文形式写出的（in a clear，strong and frequently beautiful English prose），林语堂的选词是专家级的（with an expert use of a word），该书最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一种直率的心贴心的谈话风格（a straightforward heart-to-heart talk）。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本写得最好”（Tyler，1936：271-272）。厄尔·克兰斯顿（Earl Cranston）认为Moment in Peking是一部杰出的小说，语言简单优美，呈现出一种对称感（a sense of symmetry）（Cranston，1940：240）。伍德布里奇·宾汉姆（Woodbridge Bingham）指出，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一书文风流畅，令人愉悦，对专家和一般读者都极具价值（Bingham，1948：111）。

5.2.1.2　内容和选材

读者讨论最多的是林语堂作品中所阐述和翻译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方面。例如对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的评价，“林博士是中国的解释者（China has such an interpreter in Dr. Lin），是具有幽默感的爱国者（a patriot with a sense of humour）。他并不隐瞒中国的问题，有时还带点炫耀，认为中国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作为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他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运动，葬礼是一件喜事，为什么中国人很有耐性但缺乏勇气等。他对于中国问题的诚实而不是粉饰（whitewashing）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同情”（Edwards，1937：1125）。泰勒说道：“该书讲述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异以及原因，虽然林语堂不是每个领域的权威，但关于‘文学生活’的部分显然是他所擅长的。这本书如同一个矿藏，布满了林语堂翻译的中国散文和韵文的小珍珠（a mine of small jewels of Chinese prose and verse which Dr. Lin has put into English），这些内容就足够值得一读了”（Tyler，1936：272）。皮特·弗莱明（Peter Fleming）认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总体上是诚实、深刻、公正的（incisive，dispassionate，and above all honest），此前的中外作家对于中国的讲述都是有问题的，外国作家完全不了解中国，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以一种恳求的口吻，只有林语堂试图展示中国人真实的样子，他做到了（Fleming，1936：352）。再如，波利·埃格尔斯顿（Polly Eggleston）认为，在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一书里，林语堂找到了最好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文化，他关心的是个人对幸福的寻找（Eggleston，1939：223）。威廉姆·霍金（William Hocking）指出，“大多数关于东方思想的选集格调都很高，变成了参考书而不是阅读伴侣，林语堂的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则让读者感觉自在，在这一点上胜过了其他作品。对于老子和庄子的翻译，让读者靠近了中国的自然、深刻、自由、矛盾以及艺术精神（nearer to naturalness，the profundity，the freedom，the paradox and the artistic genius of China），林语堂将中国思想带入了西方话语里”（Hocking，1943：375-376）。陈荣捷（Chan Wing-Tsit）认为，在描述孔子性情时，“林语堂将其人性化，揭去圣人的旧面纱，这会激发读者更多的兴趣，也强调了他思想里社会和人的方面。但是，林博士也不能完全避免主观性（subjectivity）。比如，没人会质疑孔子有幽默感，但很少有人相信孔子像林语堂描写得那么幽默”（Chan，1940：485）。艾伦·科尔（Allan Cole）认为，林语堂在Imperial Peking：Seven Centuries of China一书里，选取了一个宏大的主题——历史悠久、艺术辉煌的中国首都，以一种人道的、艺术的阐释（humane，artistic interpretation），向现代西方人阐述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Cole，1962：540）。宾汉姆谈道：“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是英文书里第一本关于苏东坡的完整传记，为西方读者最好地翻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翻译书信、诗歌、轶事，林语堂捕捉到苏东坡的活力和魅力（vigor and charm），叙事是很丰富的”（Bingham，1948：111-112）。

其次，读者也对林语堂作品里所表达的有趣和悠闲表示欣赏。例如，“作为一个中国人，林语堂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里生动有趣地讲述了直至今日的中国人的生活，虽然他根植于中国传统，但却采用了现代主义者的视角（modernist views）”（I. H. D. B., 1936：171-172）。贝尔斯（M. Bayles）认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是林语堂最富魅力的一部著作，它不是讲述中国哲学的高深莫测的智慧，而是对于悠闲有趣的主题的思考，可以说，愉悦是作者真正的主题（Bayles，1996：103）。乔德（C. Joad）认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主要有两点价值，一是极其有趣（exceedingly amusing），林语堂显示出自己老猾俏皮（old roguery）的一面；二是林语堂所展现的生活态度正在从世界上消失，他是一个将死文化的发言人（he is the spokesman of a dying culture）（Joad，1938：69）。还有人认为，在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里，林语堂收集了许多代表性的例子，将两国的智慧文学翻译成英文，虽然中国部分林语堂更在行一些，但对于西方普通读者来说，这两部分都是丰富有趣的（M. S. C., 1943：214）。

在作品的选材方面，有学者指出，在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里，中国部分的选材在类型和年代上都更为宽泛，既有传统经典如老子、庄子、孟子、孔子等人的著作，又有近现代的诗歌、小品文、书信、警句等来展现近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文章（K. P. L., 1943：305）。波林斯柯伊（G. Bobrinskoy）认为像中印两国这么丰富的文化传统，选材上的明智是很重要的，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就收集两个国家最好的经典作品（Bobrinskoy，1945：63）。陈荣捷认为，林语堂对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一书的翻译选材持一种很挑剔的态度（a very critical attitude），比如他从《礼记》里选材，是为了和《论语》的教义更一致（more in tune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Analects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book）（Chan，1940：484）。

5.2.1.3　译创手段

读者讨论较多的是林语堂对副文本层面下各种译创手段的成功运用。例如，卡梅隆（M. Cameron）认为，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里，各个部分中的评论性导言、关于印度语的词汇表、中国人名的发音说明以及中国朝代表，这些对于读者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Cameron，1943：299）。汤普森（G. Thompson）持同样观点，认为林语堂在不同部分撰写的导言构成了全书最令人愉悦的特色之处，充分显示了他的洞察力、宽宏、幽默、讽刺、常识及学者气质（Thompson，1943：284）。梅德利（M. Medley）认为，Imperial Peking：Seven Centuries of China一书里的插图具有相当高的水准，18世纪以来的木版画（the woodcut illustrations）、实用美术（the applied arts）以及常被忽略的服装艺术（the much neglected field of costume）等，这些插图对于学建筑的学生来说非常实用（Medley，1963：334）。宾汉姆指出，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一书里的地图、年代表以及参考文献增加了本书的实用性，林语堂对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作出了贡献（Bingham，1948：112）。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增加更多的副文本因素。例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里如果可以增加一幅中国轮廓图（an outline map）用以标明书中地名的具体地理位置，以及一个记录书中所提到的中国作家编年表（a chronological table），对于读者来说会更有帮助，仅仅一个中国朝代表所起到的引导作用还不够（I. H. D. B., 1936：172）。

在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层面，波林斯柯伊认为林语堂的翻译策略显然是首先考虑译本作为一个艺术品的文学特征（the literary merits of the translation as a work of art），而不是一定要最大可能的确切（not necessarily the greatest exactness of rendition），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有些解释会有存疑之处，但读者会为这种翻译风格所吸引（Bobrinskoy，1945：63）。陈荣捷说道：“《道德经》的译文是富含魅力、充满挑战性的（inviting and challenging），林语堂对词语的翻译比较自由，这使他的译文解释多于翻译（interpretations rather than translations）。原文本只是部分是韵文，但林语堂的译本则完全采用了韵文形式（in verse form）。林语堂对于一些难以翻译的词语给出了真实的意义，这是他优于先前译者之处。但是，对于一些特定术语的翻译可能存在争议”（Chan，1945：210-211）。陈荣捷也对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一书作出了评价，他说：“译文是极好的（superlative），既真实又优美，保留了原文的风格魅力和意义的细微之处（enchanting style and the shades of meaning）。林语堂有意采用了一词多义和解释式翻译（paraphrase）的方法，使句子的翻译更简单、清楚、自然，忠于原文的确切意义”（Chan，1940：483）。陈兆荣（Chan Shau Wing）认为，林语堂在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一书里翻译了很多苏东坡的作品，包括日记、个人书信、奏折、赋、诗歌等，他的翻译完美无瑕（flawless English），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精神（Chan，1948：331）。宗像清彦（Kiyohiko Munakata）指出，The Chinese Theory of Art：Translation from the Master of Chinese Art一书的翻译是清楚的、易读的（clear and easy to read），虽然会牺牲一些对原文本的忠实，有些部分的翻译有些草率松散（haste and loose）。即使如此，大部分的翻译还是相当准确地传达了原文本的基本意义（Munakata，1968：385）。

也有学者关注译文的可读性方面。例如，汤普森教授谈道：“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达到了兰登书屋的标准。译本的可读性很强，有时林语堂甚至不得不为此道歉，比如他说孟子的作品仍然没有好的译本，因为他还没有机会重新翻译一下。虽然孟子占的篇幅很少，但也有理由认为，生产一个好译本是编者的责任”（Thompson，1943：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