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对林语堂的译创手段进行研究，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从语言视角考察林语堂的译创手段，从正文本、副文本和互文本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调查显示，正文本层面下的译创手段表现为：词语的译创以音译和直译为主，句子的译创体现总意义原则，风格的译创使用雅健的英文和添加冗余信息。词语和句子所形成的语言杂合既让读者感受到他者文化的异质性，又不会造成阅读疲劳，雅健的语言风格体现了林语堂个人的语言观和创作观，冗余信息里包含的是对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副文本层面下林语堂运用了题记、献词、卷首语、前言、导言、导读、标题、注释、附录、图画、照片等各种手段，既丰富了正文本的生产，又引导了读者对正文本的接受。互文本层面下使用了引用、暗示、戏拟、仿作、自译和改编的译创手段，打破了翻译策略和创作手法之间的界线。各种译创手段统一于每个作品之下，为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而服务。第二部分从文化视角考察林语堂的译创手段。研究表明，林语堂对文化的译创是一种对话式译创，具体表现在：在中国文化内部层面的对话里，儒家内部以孔子思想为主，孔子弟子的思想为辅；道家内部以老子思想为主，庄子思想为辅；儒释道之间道家是主旋律，儒家和佛家是伴奏。在中西文化外部层面的对话里，中国文化是主旋律，西方文化是伴奏。总体来说，“主调对话”是林语堂在译创手段上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在这种手段下，林语堂既完成了传播中国文化和重构中国文化的译创动机，又使作品获得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还打破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这个他者形象的定型和偏见。第三部分分析林语堂在译创手段上的贡献与价值。研究显示，第一个贡献在于多样性，林语堂译创手段本身就构成一个系统，是译创实践里的经典案例。第二个贡献在于首创性，具体表现在：语言视角下，正文本层面大量中国英语的输出，副文本和互文本层面多种译创手段的交叉运用；文化视角下，对话式译创手段改变了以往单一文化输出的思路。第三个贡献在于巧妙性，通过培养读者的信任，在对话中转换文化视角以及引导读者反思自身文化的问题，林语堂既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又使文本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在二者之间取得了平衡。

(1)　本章例子的中文译文，除标明其他引用或笔者译之外，均引自：林语堂名著全集（1-30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不同卷册以Vol.标出，如Vol.1代表第1卷，以此类推，以下不再逐一说明。

(2)　这句话历来有两种句读：一种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另一种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王弼用“无名”“有名”作解，后人多循王弼之见（陈鼓应注译，2006：75）。林语堂的译文采用的也是王弼之见。

(3)　复调（polyphony）和主调（homophony）均为音乐术语，是多声部音乐的一种，区别在于复调是多个独立的声音对位性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主调是以一个声部作为主旋律其余声部为伴奏的一种形式（肯尼迪、布尔恩，2002：907），巴赫金将复调这个术语用于他的对话理论中。